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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是谁
一种观点认为《故乡》中的“我”就是鲁迅先生。小说《故乡》从写作题材、人物刻画、作品主题等方面看,都带有自传体性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个“我”分明是作者鲁迅先生自己的写照,显然,他不同于《孔乙己》、《伤逝》等作品中的那个“我”。
更多人的观点认为,《故乡》中的“我”不能等同于鲁迅。尽管《故乡》中的“我”确实不同于鲁迅其他一些小说中的“我”,如《伤逝》《祝福》《孔乙己》等,而更多地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甚至可以视为鲁迅当时思想的代言人,但他终究还是一个艺术典型,而不是现实中的鲁迅。
关于“我”在《故乡》中的地位
有观点认为,将《故乡》中的“我”仅仅作为线索人物似有不妥。“这篇文章既然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写法,写‘我’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感,塑造了‘我’一个正在寻求新路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那么把他作为线索人物来看似乎有点不平‘民愤’。如果不能和已成为定论的主要人物‘闰土’平起平坐,能不能形成闰土、杨二嫂、‘我’‘三足鼎立’呢?”“从小说的情节安排来看,‘我’并不是穿文叙事的线索人物,而是中心人物之一,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原动力”。
《故乡》全篇之中处处有“我”在,而又绝非表面地肤浅地存在。“我”是作为对现实的感受者、思考者、评判者而存在的。虽然,“我”所留给读者的印象是默默的而不是突兀的,但其韵味又是深远而不是短暂的,同时也是经得起掂量的而不是捉摸不清的。“我”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其意义比杨二嫂乃至闰土都更具有耐人思索的力量。
“鲁迅”笔名的由来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关于鲁迅作品的教法
关于鲁迅作品的教法,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给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定位。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所有文学名著,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们并不因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变更而消失。中国古代的《诗经》、《楚辞》、《离骚》、先秦诸子散文,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人们对它们的认识至今仍在发展当中。“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的意见可算是较早的《诗经》研究,但现在已经有了对两千多年来《诗经》研究的研究专著。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鼎盛时期的两大诗人,但扬李抑杜和扬杜抑李之争至今仍在继续。《红楼梦》产生至今只有两百多年,但已经历了从旧红学到新红学两大研究阶段。鲁迅作品虽是本世纪的产物,但也经历了不断深化的研究过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编辑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共5大卷,近千万言,且在8O年代就有学者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研究,并有专著出版。可见,人类对文学名著的认识要经历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与这些名著存在的时间同始终。人类对文学名著的认识如此,个人对文学名著的认识亦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甚至可以伴随人的一生。这就是鲁迅的某些作品,在一个人接受教育的不同阶 段都可作为教材的原因。即使是专门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他们对鲁迅作品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开卷有益”对他们仍然适用。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几十年来,鲁迅作品教学在教法上深深地陷入了一个误区,即在中学生刚刚接触鲁迅作品时,就把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经过教学参考资料的浓缩或改写,再通过教师的条分缕析灌输给学生,超越了阅读文学名著的初级阶段,违背了学习文学名著的自然规律,也忽视了中学生的生理与心理特点。由于定位不当,要求偏高,教师自然感到难教,学生必然感到难学,现有的教学课时当然远远不够。把中学生学习鲁迅作品定位于走向鲁迅的初级阶段,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如果把学习鲁迅作品比作攀登泰山,中学阶段只是登上十八盘最初的几个台阶;如果把学习鲁迅作品比作在大海里游泳,中学阶段只是在浅海近滩劈波斩浪,即使站在海岸,也能远望水天一色,近观万顷波涛,令人视野开阔,精神升华。新编教材把《阿Q正传》全文选入,如果按照以往的教学思路,岂不是广大师生的大难题?可不可以因为难而不选呢?当然不可以。高中毕业生连《阿Q正传》都没懂过,其无知程度,岂不是如同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其实,对《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高中生只要读过即可,至于理 解到什么程度,可因人而异。要鼓励学生总结自己阅读文学名著的真实感受,培养学生的求实态度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中学生的记忆力处于一生中的黄金时期,对鲁迅作品中的一些精彩片断,可以要求学生熟读和背诵。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百草园自然风景的描写,从整体到局部,从植物到动物,从静景到动景,从听觉到视觉,角度多变而又层次分明;《故乡》开头对环境的描写有如一幅炭笔画,对昔日故乡的描写又有如色彩绚丽的水彩画,对人物肖像的描写寥寥数笔即神情毕现,人物语言不仅使人如闻其声,而且如见其人;《社戏》看戏途中的景物描写极富诗情画意,宛如一幅水乡月夜行船图。认真揣摩这些精彩片断,我们在惊叹作者驾驭自己民族语言的深厚功力的同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福楼拜的那段名言:“不管人家所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现它,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一个形容词可以限定它的性质,因此,我们得寻找着,直到发现了这个字,这个动词,这个形容词才止。”在中学阶段,学生如能尽可能多地背诵一些这样的范文,将有助于提高自身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甚或终生受益。
鲁迅的故乡生活大事记
●鲁迅,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8月3日)生于绍兴城内都昌坊口(现改名鲁迅路)周家新台门。最初取名樟寿,字豫山,后因"豫山"两字读音与"雨伞"相近,遂改为豫才。
●1887年,虚岁7岁的鲁迅被送到本宅大书房家塾读书。启蒙塾师叫"蓝爷爷"周玉田,他是鲁迅的远房叔祖。教科书是笔划繁多、字句难懂的《鉴略》。鲁迅不喜欢这种"一字也不懂"的书,他喜欢到周玉田家找书读,在那里他发现了《花镜》、《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等配有图画的书,欣喜异常。
●1891年,11岁的鲁迅改由本宅叔祖周子京教读《孟子》,地点在周子京家的"橘子屋"里。周子京文理不通,如将"东方朔"写成"东方叔""荔"字下面写成三个"刀"等等,讲解课文时也是胡说八道,鲁迅十分不满,其父获悉后便叫停学。
●1892年,12岁的鲁迅结束了在新台门家塾的读书生活,到覆盆桥寿家台门三味书屋,从塾师寿镜吾先生读书,时间长达5年,即16周岁(1897年)才结束。三味书屋的读书经历对鲁迅的一生发生重要的影响,他曾在红纸上用小楷工整地写上"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作为座右铭,折成书签。他因故迟到,受到先生批评,就在自己书桌的右边刻下一个一寸见方的"早"字,用以警诫。
●1893年秋,鲁迅祖父周福清的科场案发,父母怕株连到孩子,遂将鲁迅及弟弟周作人送到皇甫庄外婆家,寄住在大舅鲁怡堂处。年底因房东要收回住宅,大舅迁到小皋埠当台门,鲁迅等又随之迁往那里。这段寄居生活约有半年时间,少年鲁迅尝到了"食客"、"寄人篱下"的滋味,体味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1898年,17岁的鲁迅考上南京水师学堂,这年春天,他离开故乡绍兴,开始踏上人生的转折点。
●1909年8月,鲁迅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因不满意校方封建高压手段,愤而辞职,于1910年7月回到故乡绍兴。受绍兴府中学堂兼任监督杜海生之邀出任该校博物教员,不久又兼任监学,工作时间约一年。绍兴府中学堂是当时绍兴地区八个县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其旧址在现绍兴一中初中部(胜利路41号),当年的遗址(如鲁迅工作室)仍有保存。任教期间,鲁迅在进步学潮中总是站在学生一边。教学中注重读书与实际相结合,曾组织学生到禹陵采集标本,参观"南洋劝业会"。执教之余,搜集和整理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辑录了《古小说钩沉》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1月绍兴光复。受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委任,鲁迅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该校旧址在南街西段的舍子桥东堍(现为绍兴市金银饰品厂)。鲁迅在这所学校只工作了3个月,1912年2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临行时,山会师范的广大师生"都怀着一种怅惘的心情",深表惋惜。从此,鲁迅只在每年休假回乡探亲小住,在故乡的活动基本告一段落。
●1919年12月初,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其时周家新台门经全族商议出售给东邻朱某,鲁迅这次回家就是处理这件事,并把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及其眷属接到北京,准备在那里长住。从此以后鲁迅就再没有回过绍兴,但故乡的影子却时时追萦着他,他将故乡那些难忘的人事物象记在他的不朽作品里,让广大读者了解了绍兴。
我的几点思考
钱 文
这是编辑部朋友给我出的一道难题,近20年我已经脱离中学语文教学岗位,在大学里讲鲁迅作品,因此只能根据大学教学的经验来谈谈我的一些思考,不一定符合中学教学的实际。我姑妄写之,诸位老师姑妄看之,或许在某些方面会有所启发,如毫无参考价值,不妨弃之一边,就算我交了一份白卷吧。我想分几点来说。
(一)重观鲁迅
在近年语文教育改革的讨论中,许多人都对鲁迅作品教学提出了许多批评,诸如选文不妥、教法不当,因而导致学生对鲁迅产生逆反心理,等等。这都是有道理的,应该引起注意。但如果因此而怀疑或否定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意义和价值,恐怕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至少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而且在我看来,引导青年学生从年轻时候起读一点鲁迅的作品,对他们的成长,以至新文化的传递都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我是主张在中学语文教学〔特别是高中阶段〕中应该较多地选讲经典名作的,因为那都是人类与民族文明的结晶。让青年学生通过阅读,与思想、文学、科学大师们进行心灵的对话,就可以使他们从人生的开始,就站在大师们的肩膀上,有一个精神上的高起点,这对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发展几乎是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而鲁迅,正是“五四”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最主要的代表(当然不是惟一的),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不能否认他是2O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是一份无法回避的世纪精神遗产。顺便说一句,在语文教育改革的讨论中,很多朋友都强调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这当然很有必要;但有的论者往往将民族文化传统局限为古代文化,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否定)了现代文化传统,这就不免有些偏颇、事实上,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包括学生在内)要使用的是现代白话文,中学语文教学也是以学习与运用现代白话文为主的,鲁迅这样的现代白话文的大师的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是“顺理成章”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总是以本民族的经典作家来教育后代的,比如莎士比亚、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分别是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从小就耳熟能详,以至家喻户晓的;我 们也应该通过中小学教育与其他手段,让屈原、陶渊明、杜甫、曹雪芹、鲁迅……这样的民族文化的精英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
可能有人会认为,鲁迅的作品固然有很高的价值,但对青年学生却是高不可攀,或者是可敬不可亲的。这里,我想讲两个观点,一是要相信鲁迅其人、其作品自身的魅力,二是要相信当代青年(特别是喜欢思考问题的青年学生),他们的心是和鲁迅相通的,是最能理解鲁迅的。“鲁迅与青年”本是一个讲不完的话题;鲁迅无论在其生前身后,都对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这绝不是偶然的。在这方面,留下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录。我们不妨在引导学生读鲁迅作品的同时,也介绍学生读一点有关回忆的,这或许可以帮助学生走进鲁迅的世界。这里,我想向老师们推荐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收北京出版社《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看看作为年轻人的萧红眼中的鲁迅是什么样子,这本身就很有意思。萧红一开头就这样描述鲁迅给她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鲁迅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这样一个畅怀大笑、毫无机心、充满童真的鲁迅不是十分的可爱,青年人能不喜欢他吗?萧红在文章结尾又这样写下了鲁迅在她心目中的最后一个印象:鲁迅在大病中总是在不断地看一张木刻小画,“那上面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 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这样一个面对死亡,却眷恋着生命,拥抱着青春的美、大自然的美的鲁迅,正是与年轻人息息相通的啊。如果再作深入一步的讨论,我们还可以说鲁迅与青年的“相通”有两个根本点:一是“慎”的精神,一是“积极进取”的精神。一位北大的学生在听了我的鲁迅课以后,这样谈到他与鲁迅的接近:“(通过学习),我实实在在地领悟到了鲁迅的真正伟大之处:他是一个真的人。这无疑成为我开始亲近鲁迅的一个突破口。作为一个年轻人,最希望获得,也最易被感动的,便是这种精神上的‘真’。沿着这一脉络,我找到了鲁迅的生命与我的心灵的通道。”这位学生的经验大概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另一位学生也是直接视鲁迅在《论睁了眼看》里的一段话为鲁迅精神的精髓的:“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自己也不觉得。”这位学生认为,鲁迅的这段话是对自己“身负的虚伪文化的最有力的批判”。其实青年对我们的某些教育,包括课堂的教育,家长的教育感到不满,甚至产生某种隔膜,以致抗拒,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他们说了太多的假话、空话、大话,而巨也要求他们说这 样的违心的话。如学生们所说,鲁迅的“真”的可贵正在于他敢于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想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一切真实,鲁迅恰恰是在人们因为缺乏勇气而停止思考,满足于似是而非以自欺欺人时,把思想的探索进行到底,而从不顾忌会引出什么“可怕”的结论:青年学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一种他们这个年龄最为向往的大智大勇的大丈夫的英雄气概。而更让年轻人满意的是鲁迅“真”的彻底性:他从不向读者(包括年轻人)隐瞒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与失误,甚至坦然承认自己并非时时刻刻都说真话,他敢于面对自身的局限,更无情地批判自己。这一点很让青年学生动心,因为众多的成年人总在他们面前把真实的自我遮蔽起来,扮演一个真理的化身或教化者的角色;一旦年轻人从这样的神圣姿态中看到了另外一面(如果不加掩饰,本也是十分正常的)时,他们就会感到了深刻的失望,以致产生受骗感,从而根本丧失了对成年人,对我们的教育,以致对生活本身的信任。这样的事情不是经常或正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吗?其实.单就这一点——让我们的孩子从小结识这样一位“真”的成年人,意义就已经十分重大了。例况鲁迅在敢于面对现实与自我的种种缺憾的同时,还对青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 诱导”(许广平语),他总是鼓励年轻人要积极地行动:“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北京通信》,“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忽然想到六》)。这样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对青年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是符合青年人充满了创造与行动欲望的年龄特征的。鲁迅同时又谆谆嘱咐青年要爱惜自己的生命,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赤膊上阵,不求一时一地的痛快,而要作持久的努力,韧性的战斗——这些对尚未成熟、还处于人生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是尤为重要的;青年学生也总能从这些关照中感受到鲁迅的巨大的爱,这是一种近乎父性、却又比父爱更为博大的爱。当然,鲁迅的思想、文学中,有的是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所难以理解的,鲁迅还有许多超越时代的超前性的思考(这是一切大师级的人物的共同特征),更是人们未必能完全理解与领悟的,因此,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与接近,必然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书是要读一辈子的。这一点在下面还要作进一步讨论。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能低估中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对社会、人生、文学问题的关注、思考与理解的欲望与潜能,应该承认,过去的应试教育在 相当程度上压抑了这种欲望与潜力的发挥的。而且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树立某种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只要适度,对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是有好处的。这就是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我们的教育当然要面对大多数学生,但对少数特别喜欢思考、特别关注人文精神问题的学生,引导他们多读一点鲁迅的作品,对他们的个性发展,满足他们较高层次的学习要求可能也是有好处的。我始终坚信这一点:鲁迅是活在现实中国的,每一个愿意并正在思考问题,并且具有中学(与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都是愿意并且能够与鲁迅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的。这也是中学语文中鲁迅作品教学能够为学生接受,并取得好的效果的前提性条件。
(二)我们的策略
当然,作为中学的鲁迅作品教学,也还有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比如,应该选哪些鲁迅作品就是应该认真研究的。过去的教材在作品选择上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编教材在这方面已有所改进,但也有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是要作为专题来研究的,并且是需要鲁迅研究界与中学语文教学界通力合作的。在我看来,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的选文应该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要能体现鲁迅思想、文学的精髓,一是要具有可接受性,注意中学生的年龄特征。在整个教材体系中,要有一个接受梯度,比如说初中阶段可多选一些鲁迅关于生命,关于爱和美的感悟、描写与思考,相对明朗的文字;高中阶段则可选一些更能体现鲁迅最基本的思想,更为严峻,理解有一定难度的文字。选什么鲁迅作品,无法也没有必要完全一律,应该允许中学语文老师根据学生的情况与自己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在教材之外,适当地补充选择一些鲁迅作品供学生课内或课外阅读。条件成熟的学校、班级还可以开设鲁迅选修课,或组织鲁迅作品阅读的课外学习小组,在这些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还有一个“如何教”的问题,这可能也是许多老师最为关心的。但恰恰在这方面,我无法说出很具体的意见,仍然只能提几条原则、我想,应该处理好几个关系。
首先是鲁迅与青年(学生)的关系、鲁迅有一段话很值得重视:“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乌导师。”这说明,鲁迅是十分厌恶“导师”的,他自己也绝不做。如他所说,他也在寻路的过程中,如何为别人(特别是青年人)“导”路?而且,从根本上说,路总是自己走的,应该自己寻找,自己创造,自己负责,无须指望与仰赖他人。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对成长中的中学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精神养料,但却不能代替年轻人自己的创造。因此,应引导学生以“独立不依地”的态度对待鲁迅,把他看作是朋友,和他进行自由、平等的心灵的交流与对话,或赞同、默契,或反驳、争辩,都应受到鼓励;要引导学生尊重鲁迅的意见、经验与传统,在鲁迅的启示下,认真地思考,真正把鲁迅的思想、文学化作自己的血肉,但绝不盲目地以鲁迅之是为是,以鲁迅之非为非,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即使是在有着如此强大的思想力量与人格力量的鲁迅面前,也要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与思想选择的自由。我想,这正是鲁迅期待于 他的后人的。我们的鲁迅作品教学如果最终促进了学生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发展,就从根本上达到了目的。其次,要处理好老师的讲解和包括教学参考资料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权威的或非权威的阐释在鲁迅作品教学中的地位。首先应该肯定,由于鲁迅作品阅读与理解上的一定难度,老师的讲解是必要的,也必得要参考有关的阐释;但同时又必须明确,这都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种帮助学生理解,减少阅读障碍的手段。鲁迅作品教学的根本任务是要引导学生自己去阅读鲁迅的原作,与鲁迅直接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教师的讲解只是一座桥梁,只要学生认真地读鲁迅作品,并且有了自己的感悟与体会,自己的看法与评价,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老师怎么讲的,教学参考书上怎么分析的,都不重要了,甚至是应该忘记了的,这就是“过河拆桥”。
这里,还应该强调一点,即一切文学作品,特别是内涵特别丰富与复杂的鲁迅作品的阐释与理解.必然是多方面、多角度,共同是永无止境的;绝不是单一的、凝固的,更不会有任何“标准答案”。正是在这一点上,给读者(包括青年学生)的个人的独立阅读与独创性阐释留下了极为广阔的自由空间,阅读鲁迅作品的魅力也就在这里。而我们的某些鲁迅作品教学的弊端,恐,怕正是在于迷信老师与教学参考书的“权威性标准化阐释”,有的甚至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些“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以此作为评价老师教学、学生学习成绩的标准,结果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背诵这些条文,反而把鲁迅作品本身忘记广,或者支解了,学生阅读,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也被压抑了。这是真正的本末倒置。
(三)因材施教
我们已经一再强调,鲁迅作品的阅读与理解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学习鲁迅作品时,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最初阅读时,很多地方都读不懂——不仅是文字不懂,更是由于鲁迅作品包含了他自己的许多深刻的生命体验。读者如果没有类似的体验,是很难进入他的作品的。但随着自己人生阅历的助长与内心体验的丰富,多读几遍.就会多懂一些。对鲁迅逐渐理解了,过去读不懂的,回过头来重读,就会懂了;但也还有不懂的,就得继续不断地读。鲁迅作品巨大的吸引力正在于越读越想读,常读而常新。既然鲁迅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选作课文的重点作品)都是要不断地读,甚至读一辈子的,那么,我们在中学里,讲这些鲁迅作品、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都让学生一次性读懂,完全理解。记得60年代,我在中学教语文时,有过一个口号,要求把每一篇课文每一个字句都“讲深讲透”,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也是违反了教与学的规律的。像鲁迅的作品,难字难句,背景、典故那么多,如果字字句句都要讲,甚至“讲深讲透”,那势必讲得极为庞杂、烦琐,让学生望而生畏。这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在我看来,教师在处理作为教材的鲁迅作品时,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按教学要求必须让学生掌握,学生又是可能理解的, 那就要运用一切教学手段。努力使全体学生都能够弄懂;另一部分是针对理解能力较强的学生的,可以稍加提示,不作详讲,留下余地,让他们自己去琢磨;还有一些则是学生无法理解,或这一阶段的阅读不需要他们理解的,则略而不讲,有意地不求甚解,囫囵吞枣。这就是有所不为才有所为,有所不讲才有所讲,有所不懂才有所懂,或者叫删繁就简,突出重点。这样做,绝不是老师失职,而恰恰是力气使在刀刃上,事半而功倍。当然,用的力气是不是在刀刃上,突出的是不是应该突出的重点,这又取决于老师对教学大纲的把握,对学生的了解,特别是对鲁迅作品的理解程度与水平了。因此,说到底,要提高鲁迅作品教学的质量,关键还是教师自己先要读懂鲁迅作品,并且有自己的理解与把握。
曾庆瑞读《故乡》
《故乡》的素材,是鲁迅1919年12月回乡的见闻。它所反映的,是辛亥革命10年间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历史真实,艺术地揭示了农民和农村问题的严重性。
原来,那一年的8月19日,鲁迅在北京买下了西城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房子,要结束长期的会馆生活,携眷安居于北京了。他12月1日乘火车离京,经津浦、沪宁、沪杭车及钱塘江轮,于4日晚抵绍兴,回到故家。在故家,他住到24日上午,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经原路于29日中行回到北京。
这时候的鲁迅,显示了那一代中国作家中一种独特的文化心态。和西欧一些文豪不同,这些作家很少出身于都市的名门宦族或显赫世家,大部分都出身于中小城市乃至于县治小镇的书香门第。在国情特殊的中国,他们所出身的这些地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和乡村休戚相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城里人,镇上的人,跟乡下人甚至都有血缘的亲戚关系。鲁迅一家就是这样的典型人家。于是,象鲁迅这样的作家,当他们还在家时,面对着乡下人,他们无疑是十足的城里人;但是,当他们被生活驱逐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念书、谋生的时候,面对着真正的城里人,他们又显得是“乡下人”了。这些“乡下人”,思想意识,情感趣味,一时之间,都还不会被大城市真正同化,而保持着浓厚的乡土气息,甚至还有人保持着和大城市气息之间的一定距离。当他们拿起笔来写故乡的时候,面对着当时的中国农村,就不能不包容进去自己的一种特定的思想情绪了。
从鲁迅写《故乡》可以看到,他热爱故乡,同情农民,而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无法在故乡人民的苦难面前闭上眼睛去编造一些充满诗情画意的故事聊以自慰。作业一个有良心也有责任感的作家,一旦拿起物来,眼前就会浮现出来一幕幕的人间悲剧,哪有闲情逸致去用悦耳的音乐和醉人的鲜花装点自己的作品呢?
于是,《故乡》就为农村的衰败发出一声悲叹了。你看他,一开篇就把人们带进了一片萧索的荒村里,竟显得没有一丝活气!待到踏上家门,又见那瓦楞上许多枯草断茎当风抖着,眼看老屋难免易主,几房本家业已搬走,更显得寂静了。盼儿归来的老母,迎进了亲人,虽然很高兴,却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这样的勾勒景物,这样渲染气氛,鲁迅一下了就把读者带进了他所规定的审美心绪之中。接下去,写“我”与儿时的好友闰土重逢,鲁迅使得作品为农村的衰败发出的那一声悲叹更加凝重和深沉。这闰土,是鲁迅笔下用了很大的心力写成的一个人物。“我”和闰土的重逢,竟是一次如此令人悲哀的会见。闰土再也不是“我”记忆之中的闰土了。他身材倒是增加了一倍,但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象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一项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手,也不是鲁迅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更可悲的是,重逢之时,“我”的一声“闰土哥”,换来的却是他态度恭敬的一声“老爷”!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辛苦麻木的生活把闰土都折磨得象一个木偶人了!鲁迅的心是悲凉的。虽然,鲁迅通过他的悲惨境 遇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掠夺与压迫乃是中国农村破产、农民贫困的总根源;虽然,鲁迅还写了闰土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对自己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的无言的控诉,从而揭示了,正是象闰土这样的倔强的石像一般的贫苦农民当中蕴藏着革命的力量;但是,鲁迅的悲叹还是人心潮难以平复的。到小说结尾,“我”躺在船底上听潺潺的水声,想到老屋离自己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渐渐远离了,鲁迅又一次在字里行间渲染了自己的悲哀!由他这样抒写自己的悲哀,我们还不难意味到,鲁迅发出了绝非几声肤浅的慨叹,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他渲染如此凄清的气氛,表现这样伤感的情调,秘密在哪里呢?他自己原已揭示了的。那就是:“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然而,眼前的故乡却是另一种现实。闰土的不幸命运和农村凋敝残破的景象,惊醒了鲁迅的怀乡梦了!加上“五四”落潮后鲁迅的思想又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浸染了苦闷与彷徨的色彩,这样,说及故乡,他就不能不带着一种难以排遣的痛苦了。这样的心绪、心情,其实就是一种带着浓重的伤感情调的乡愁。表现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称之为隐现着乡愁的伤感的故乡风。当然,鲁迅不是在为个人而伤心哭泣。要那样,这篇小说也就微不足道了。他的热泪,以至于热 血,都混和着故乡的泥土气息,表现了颤抖在心灵深处的悲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伤感的故乡风是一种美。正因为有这心灵的美,小说收束时,鲁迅才又有那一番关于“新的生活”、“希望”以及“地上的路”的哲理思考和慨叹。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为农村的衰败发出一声悲叹,这样表现隐现着乡愁的伤感故乡风,并不影响勾画故乡的风物习俗,描绘山川人情的美丽。《故乡》工于这种描画,也下分感人。《故乡》的思想艺术成功,实际上还开启了20年代“乡土文学派”小说的新风。举凡“一声悲叹”,“伤感故乡风”,还有描绘习俗及山川的美,也都成了那时“乡土文学派”小说的共同特点。
(摘自《鲁迅名作鉴赏辞典》,中国和平出版社)
周作人读《故乡》
两个故乡
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纪念他的故乡,但其实那故乡没有什么可纪念,结果是过去的梦幻为阳光所冲破,只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后辈有他们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原文结末云:“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很好的格言,也说得很好,没有尼采式的那么深刻,但是深远得多了。
这里前后有两个故乡,其一是过去,其二是现在。过去的故乡以闰土为中心,借了这个年青的农民,写出小说时候所神往的境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现在先从闰土说起。这闰土本名章运水,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那里是海边,他种着沙地,却是一个手艺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意思即是帮忙的,因为他并非长年,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晒谷的时候来做工罢了。他有时来取稻草灰,也带了运水来过,但是有一年因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要人看守,那时便找运水来担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为止,所以他那一次的住在城内是相当长久的。
看守祭器
本文中说大祭祀的值年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小说是一九二一年写的,计算起来该是一八九一年左右,事实上是光绪癸巳即一八九三年,那时鲁迅是十三岁。在复盆桥周家有两个极大的祭祀值年,其一是第七世祖的致公祭,由致中和三房轮值,致房下分为智仁者,智房下又分为兴立诚,鲁迅是兴房派下的。所以须得二十七年才能轮到一回。其二是第九世祖的佩公祭,单由致房各派轮值,这只要九年就够了。一八九三年轮值的祭祀乃是佩公祭,因为在丙申即一八九六年伯宜公代立房值年。白尽义务(立房的子京将祭田田租预先押钱花光,发狂而死,已见《百草园杂记》中,)正是此后第三年。其次是佩公祭资产较多,祭祀比较丰盛,神像前有一副古铜大五事,即是香炉烛台和花瓶,很是高大,分量也很重,偷去一只便很值点钱,所以特别要有人看守才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故,便是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七十九岁的高寿于前一年即壬辰的除夕去世,大堂前要停灵,值年的祖像只好移挂别处,就借用了仁房所有的“大书房”在“志伊学颜”的横匾下陈设起来。那是在大门内西偏,门口没有看门的人,很是不谨慎,当时仁房玉田在那里设着家塾,孟夫子即孔乙已就有时会溜进来,拿走一点文房具的。因此之故,看守更是不可少了。
闰土父子
本文里说闰土能装弶捕小鸟雀,这是人父亲的事,在《朝华夕拾》中曾有过一段叙述,他的父亲名福庆,小孩们叫他“庆叔”,是种地兼做竹匝的,很是聪明能干,人用米筛捕鸟,关在用竹络倒放撑开的麻袋里,后来拿锡酒壶盛大半壶水,把小鸟的头塞在壶口内,使它窒息而死,都是很简单巧妙的。壬辰那年冬天特别冷,下雪很多,积得有尺把厚,河水也冻了,有一两天航船不能开行,是向来少有的事情。因为大雪的缘故鸟雀无处得食,所以捕获很容易,这以后就再没有这种机会,即使下点雪,也没有那些鸟来了。这事可以断定是在壬辰冬天,因为癸已正月里一直忙丧事和祭祀,不能再有这闲工夫了。闰土出场那时是第一次,中间隔了六年,他第二次出场是在庚子(1900)正月,初七日日记下云,“午后至江桥,运水往陶二峰处测字,余等同往观之,皆谰语可噱。”测的不知是什么字,但谰语有些却还记得,有混沌乾坤,阴阳搭戤等句子,末了则厉声曰:勿可着鬼那么的着!闰土乃垂头丧气而出,鲁迅便很嘲笑他,说他瘟了,学陶二峰的话来说他,使得他很窘。过了几年之后,庆叔显得衰老忧郁,听鲁老太太说,才知道他家境不好,闰土结婚后与村中一个寡妇要好,终于闹到离婚,章家当然要花了些钱。在闰土不满意于包办婚姻,可 能是有理由的,但海边农家经过这一个风波,损失不小,难怪庆叔的大受打击了。后来推想起来,陶二峰测字寻时候大概正闹着那问题,测字人看出他的神情,便那么的训斥了一顿,在这里也正可以看到占卜者的机警与江湖诀了。
豆腐西施
闰土的第三次出场是在民国以后,姑且说是民国元年(1912)吧。假定他是与鲁迅同庚的,那么那时该是三十二岁,但如本文中所说已经很是憔悴,因为如老实的农民一样,都是“辛苦麻木而生活着”,这种暗淡的空气,在乡村里原是很普遍的。鲁迅的每二个故乡乃是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绍兴,在这背景出现的仍是闰土,他的样子便是民初的那模样,那海边的幻景早已消灭,放在眼前的只是“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的老屋。那些稻鸡、角鸡、鹁鸪、跳鱼,以及偷吃西瓜的小动物,叫作俗音遮字,小说中写作犬边查字的,都已不见影踪,只换了几个女人,里边当然也有衍太太,但特别提出的乃是绰号“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豆腐西施的名称原是事出有因,杨二嫂这人当然只是小说化的人物。乡下人听故事看戏文,记住了貂蟑的名字,以为她一定是很“刁”女人,所以用作骂人的名称,又不知从哪里听说古时有个西施(绍兴戏里不记得出现过她),便拿来形容美人,其实是爱美的人,因为这里边很有些讽刺的分子。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个名号,至于实在的人物已经不详,杨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顶替着这诨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 ,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内。
搬家
《 故乡》是一篇小说,读者自应去当作小说看,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事实。我们别一方面从里边举出事实来,一则可以看著者怎样使用材料,一则也略作说明,是一种注释的性质。还有一层,读者虽然不把小说当做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德国文豪歌德写有自叙传,题名曰《诗与真实》,说得正好,表示里边含有这两类性质的东西。两者截然分开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实而有点诗化了,读去是很好的文章,当作传记资料去用时又有些出入,要经过点琢磨才能够适合的嵌上去。这篇小说的基干是从故乡搬家北来的这一件事,在一九一九年冬天,于十二月一日离北京,二十九日回京,详细路程当查《鲁迅日记》,今可不赘。但事实便至此为止,此外多有些诗化的分子,如叙到了家门口时的情形,看见“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这写是很好,但实际上南方屋瓦只是虚叠着,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裂缝中容得野草生根,那边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干萎了,不会像莎草类那么的有断茎矗立着的。话虽如此,若是这里说望见瓦楞上倒着些干萎的瓦松,文字的效力便要 差了不少了。
路程
从绍兴到北京的路程,可以分作两段,第一段是绍兴至杭州,第二段是杭州至北京。这两段长短大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前段水路坐般,后段陆路会火车。杭州南星桥店出发,当天到达上海南店,次早北站上车,在南京浦口轮渡后,改坐津浦车,次日傍晚到天津,再搭那时的京奉车,当夜可抵正阳门,其间要换车四次,但坐火车总是一样的。绍兴出西郭门至萧山的西兴镇只有驿路一站,坐民般只一夜就够了,从西兴徒步或乘小轿过钱塘江,那时已用小火轮拖渡,平安迅速,对岸松毛场上岸便是杭州,离南星桥不远,来得及买票上车。这一夜的民船最有趣味,但那也以归乡时为佳,因为夏晚船头上看水乡风景确实不差,从绍兴来时所见只是附敦一带,无其甚可看,而且离乡的心情总不太好,也是一个原因。本文中说到路程,只是水路那一段,因为是搬家去的,连至家的时候也显得有点暗淡,离家时自然更是如此,虽然说“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很简单却写的很是得神。同行的人本文只说到母亲与宏儿,这也自然是小说化的地方,事实上同走的连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两个小孩都是三弟妇的,长女末利才三岁,长子冲两岁,时在乡下病卒,次子还没有名字,生后七个月,小说中便将诗化了,成为八岁的宏儿,因为否则 他就不能与闰土的儿子水生去做朋友了。
(原载《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