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发展真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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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冰心 —— 一对莫逆之交的朋友

　　他们是两位文学的巨人，一个住在北京，一个住在上海。人们也许知道他们共有的许多优秀品质，但是却未必知道他们之间的没齿深情。丹晨老师的文章向我们娓娓道来的，是两个智慧、正直的心灵在撞击中产生的高度默契。这种默契体现了人类最珍贵的--友谊。

　　编者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听着蝉声，读着刚刚出版的冰心的诗《繁星》，他们被那些富有哲理的、纯真的诗句所吸引。

　　但是见到冰心却是11年以后了。1933年，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冰心是一位坦率、亲切而温和的女性，因为长他们几岁，把他们当做小弟弟一样看待。那时她已经读过巴金的一些作品，感受到这位年轻作家有着太多的悲愤和激情。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呈贡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这时来到重庆。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2月举行茶会，欢迎近期先后从外地到渝的会员，除冰心、巴金外，还有茅盾、徐迟等许多人。从那时起他们来往多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冰心很了解这位“在暗夜里呼号的人”的心情。巴金得悉冰心经济情况拮据，连年夜饭都成了问题，正好与冰心谈起她的著作应在内地重印出版。

　　冰心欣然同意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巴金一口应承。他在原来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的基础上选编成三册，书名为《冰心著作集》，交给开明书店刊行。

　　五六十年代，他们经常在会议上见到。巴金和冰心还多次在同一个代表团到国外参加会议、活动。

　　“文革”时，巴金与冰心都进牛棚，入干校，在极左思潮恐怖的统治下失去联系11年。“四人帮”倒台后，他们恢复了通信。

　　到了1980年，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也是一种升华，使他们由文学界的老友，跃为人生难得的知己。

　　同年4月，巴金和冰心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巴金已是76岁的老人，冰心更已是八旬高龄。

　　一天晚上，代表团没安排活动，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坐在客厅里聊天，这是相识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畅怀长谈。他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一直谈到午夜。那次聊天，使两位老友感到心的贴近，感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相知、理解。午夜十二点，冰心催促巴金休息，巴金才去睡。

　　回国以后，他们都在信中谈到这次愉快的旅行，直到许多日子后，还非常怀念那段生活。

　　1985年，冰心迁往新居，巴金去探望她，这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

　　长期以来，冰心对巴金一直有一个看法，觉得他是一位最可爱可敬佩的作家。她说：“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他的可佩……就是他为人的‘真诚’。”吴文藻也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而且他们还认为巴金“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是“最可佩之处”。当然，对“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的印象更是深刻。

　　巴金则认为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对她十分尊重；自己年轻时就从她的作品中汲取过思想和感情的营养。现在他看到“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同时，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1985年以后，他们因为年老多病而不能长途旅行，从此不曾再见面。

　　以后，冰心因为自己行动不便，总是盼着巴金有机会来京一叙。

　　这样的想法几乎每年在信中都提到：“我十分想你们(巴金父女)，很想同你们见面、谈话，人生几何！”“我真希望你何时能到北京来”。

　　巴金摔伤腿后慢慢养好了些，她又说：“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1985年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她又惆怅地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

　　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巴金在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笔者注)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

　　近来就常觉得心烦……”

　　晚年的巴金心灵深处是寂寞和孤独的。他渴望读者的理解，渴望心灵的沟通和抚慰。冰心这些情真意切的信函给了巴金最大的安慰和温暖。他一样也是那么思念牵挂住在遥远北国的大姊，即使住在医院里受着病痛的煎熬时也常想起冰心和吴青。当他收到冰心送来的红参时，他说：“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就在回信中呼应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巴金好几次向她诉说各种干扰很多，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因此很反感。冰心复信表示同感。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巴金谈到自己写的文章中说了一些真话，就有人不高兴；想到某些人和事，又觉得心情不舒畅。“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让人传话“叫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巴金说：“我正是在痛苦中净化心灵，才不得不严格对待自己。”冰心也一样忧国忧民，写的文章如巴金所说的：“锋利”、“烫手”、有“辣味”，“感到很痛快”。巴金说：“老实说近一年来我常常想到您。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感到骄傲，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我也觉得有了光彩。”1989年夏。他在信中也惆怅地说：“我们不能见面 ，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在祝贺冰心九十华诞时，他说：“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

　　但是，巴金还是在后来的信中多次倾吐了自己的感情，他说：“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想到有您这样一个人存在，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拉着我向前。”“我仍然把您看似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你！”“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我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是我的幸运。”

　　两位世纪老人，一位是被人称为文学祖母，五四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一位是被人尊为文学大师，伟大的作家，在八九十岁高龄时，继续互相鼓励，抱病笔耕，并肩作战，写出寓有激情和思想锐利的文章，喊出依然是那样有力的声音。他们真的是晚霞似火，为国家、民族而忧患，而思考。他们在生活上、健康上互相关心，感情上的交融，使他们彼此深深地理解。他们已经成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至交，他们的晚年生活因此得到滋润、抚慰和温暖，感受到鼓舞和力量，冰心在收到《巴金译文选集》十卷本后喜欢万分，说：“你真是著作等身，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指巴金从来不领国家工资，靠稿费为生--笔者注)，这是我们这一辈人里、没有一个做到的！从这两件事来说，使我不但爱你这个老弟，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她把他们之间形容为“金坚玉洁的友情”。其实，应是“金坚冰洁”才更贴切。巴金曾引用鲁迅给瞿秋白的题词来形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冰心看了，为之动容，也说“人生得一知已足矣！”那年巴金生日，冰心送给他的一个册页上就写着这两句话，十分恰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深情。

　　从1980年4月访日到1999年3月冰心逝世的19年中，巴金和冰心因地处南北，受到空间的间隔，只有少数几次见面，1985年后不复相见。

　　完全依靠书信交流来沟通心灵，倾吐衷曲，几乎没有中断。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冰心把巴金的信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准备以后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无疑会成为他们友谊的见证。这两位文坛元老在晚年的感情交往也给中国文学史添上了一段佳话。

2001/01/23  生活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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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同巴金的友谊

　　江安的生活是清苦的。

　　战时物价腾涌，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会钻营的去做投机买卖，捞外块，可是对穷教员来说，日子过得就艰难了，对学生来说，那就更困厄了。战区来的学生有贷金，自己申请，等工作了再还。开始时每月８元，４元钱的伙食，４元钱零用，还可勉强维持。后来提高到７０元的贷金，但连饭也吃不到了。非战区的有家的学生，是连贷金也没有的。总不能饿饭啊！就搞点实物演出，农民来看戏，就拿着白薯、白菜、鸡等来看戏，当地的绅士也有时送半只猪来，这样，星期天就能打上一次牙祭，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曹禺是教授级，日子还可以维持，但他看着学生的清苦，打心里是怜爱的。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学生还在那里勤奋地读书，有时连夜地排戏演戏。作为一个教师，对学生最深厚的爱便是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使他们成才。除了指导学生排戏演戏，那就是教课，他教的课程门类是够多的了，《西洋戏剧史》、《编剧技巧》、《名剧选读》，等等。

　　在他的学生中，流传着关于曹禺教书育人的种种事迹：吕恩说，那时我们许多学生都是慕万老师的名而报考剧校的。他讲课讲得很精采，上午四堂课，他只在中间休息一次，但往往是一气呵成，讲得有声有色，边讲边表演。没有翻译过来的剧本，他自己就朗读原文。万老师好读书，戏剧方面的东西，他太精通了。在江安时，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手不释卷的学者。①

　　范启新说，万先生讲课，那真可谓口若悬河。他看得多，随手拈来，旁征博引，而分析起作品来又是那么细致入微。他讲得传神，我记得他讲戏剧概论，常提到的剧作家和剧作，有匈牙利的摩尔纳的《百合花》，法国班拿的剧本也介绍得比较多。班拿是所谓静默学派，没有大的动作，重视心理分析，像班拿的《S*误》，是黎烈文翻译的，万先生就介绍过。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剧本，这样的戏使人感到亲切得很，我觉得《北京人》就有班拿剧作的影响。还有班拿的《玛亭》，袁昌英翻译过，他讲的时候都入了迷，沉浸在戏剧情境之中，大家也如痴如醉了。②冀淑平回忆说，万先生给我们讲西洋戏剧史，他是从希腊悲剧讲起的，他对希腊悲剧可以说有一种独到的体会。他不是一般地介绍，而是让你感到其中的悲剧精神。我们最喜欢听他的课，别的班都来听，他讲课讲到高兴的时候，就用右手揪着右耳朵上的一个小肉瘤，眨着眼，神采飞扬，全神贯注，我们这些学生也都“入戏”了。③陈永係回忆说，万先生教的课很多，他教编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错综心理，错综感情，都是一般戏剧理论书中很难看到的，听起来很新鲜。他结合着许多剧本许多人物来讲，说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不一般化。他讲究戏的跌宕和节奏 ，韵味和分寸。他看卷子也很仔细，那时，每学期我们都要写一个剧本，他批改得很认真，很仔细，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方还得推敲，都批得详详细细。那么多学生的卷子，他都那么精心去改，他是十分负责任的。①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张家浩写了一个剧本交给他看，这个剧本叫《红色马》，讲一个爱国志士，打入日本军队中去刺探情报，经历各种风险把情报搞了出来，其中用了不少惊险的技巧。曹禺看过，找到张家浩说：“下次你再写这样的剧本，就不要拿给我看。”②他是希望学生在开始写戏的时候，就要有所追求，在思想和艺术上有真正的追求，而不要搞那些表面上热热闹闹的东西。

　　尽管他那时已经和郑秀产生了深刻的感情裂痕，常常使他陷入苦闷之中。但是，教学生活却给他带来了幸福和愉快。他一旦和学生在一起，他的愁苦便一扫而光了。学生在暗地里是同情他的，都是些大学生了，他们也感到万老师和郑秀是很难共处的。两个人生活方式不一样，脾气性格不一样，没有共同语言。也许他们偏袒着老师，觉得郑师母对万老师照顾不够。他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袍，穿着破袜子。学生们都希望有人能照顾万老师。这时，学生们也知道万老师和邓译生有往来，朦朦胧胧中，觉得他们俩应该好，都帮着万老师隐瞒，不让郑师母发现。有时，他们看到万老师和邓译生在一起，就自动走开了，好像还在暗中成全着他们。他们也并不认为郑师母就是什么一个不好的人，只是觉得万老师和这位师母作为夫妻生活在一起是难以为继了。

　　江安的生活毕竟是单调的，眼看着黄佐临、金韵芝夫妇走了，张骏祥走了，同他朝夕相处的朋友一一离去，曹禺的孤独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家庭生活带来的痛苦便显得格外突出了。他有着爱的慰藉，但却藏在心里，这种爱近在咫尺，但又隔着万水千山。

　　也许可告慰于他的，是创作。《蜕变》出版了，这是在抗战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剧作，好不容易啊！在那纸张匮乏，出版业凋零的境况下，他的老朋友巴金把《蜕变》印了出来，这已使他感激莫名了。但更使他感动的，是巴金亲自为《蜕变》写了《后记》。这《后记》凝聚着巴金真挚的友情，真像一团火，温暖着曹禺的心。

　　巴金是这样写的：

　　《曹禺戏剧集》是我替作者编辑的，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我相信我来做这工作，还不会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的。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但这本《蜕变》却是例外，它到我的眼前时，剧中人物和故事已成了各处知识分子谈话的资料了。我摊开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南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光亮，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我最近在作者家里过了六天安静的日子，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着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雨》谈到《蜕变》，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１４号南屋中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雷雨》是这样地感动着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睑。但我可以说这泪水里面已没有悲哀的成分了。这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气。

　　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方纪程碑。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蜕变》介绍给读者，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巴金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在重庆曹禺读着这篇《后记》，泪水浸润着他的眼睛，一股热流注入他的心田。同时，也把他带入甜美的回忆之中。在六年来的创作路程上，每一部剧作问世，都有着巴金的友谊。是巴金把他的一部又一部的作品送到读者手中。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从这位朋友那里得到默默的而且是最有力的支持。一个多月前，他和巴金在江安聚会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了。六天，难忘的六天的相聚：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初，江安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巴金来了，曹禺知道他从上海到重庆，就约这位老朋友到江安来玩玩。几年不见了，好像都发现对方又苍老了些似的。巴金一路风尘仆仆，特地跑到这个偏远的小县城，看望这个他尊重而亲爱的老弟，有说不完的话。从战争开始，他们就没再见面了，三年的光景，比３０年还要漫长。战时的兵荒马乱，凄怆逃亡，每过一天，都使他们带着深重的忧虑和不安。忧国忧民的焦虑，呕心沥血的呐喊，分分秒秒都未曾偷闲。他们不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却像士兵那样地战斗着。

　　但是，用什么来招待这位远方来的兄长？这里既没有东来顺的涮羊肉，更没有广和楼的京剧，就是这样一个小城，这样一个清幽的薨庐。但这里，有一群学生们的赤诚，一听说巴金来了，学生们就都来看望他，当然，也有剧校的老师。白天，客人应接不暇，只有夜晚，在清油灯下，才是他们互相倾谈的时间。

　　在曹禺写作的小房间里，在幽暗的灯光下，在夜色的朦胧中，谈着，不停地谈着。这大概是人生中最高的享受了。巴金把吴天改编的《家》的剧本带来了，曹禺读过感到不满足，便谈《家》的改编，他要亲自改编，大概曹禺是想以此为他们的友谊再添上一把火。对巴金来说，这自然也是最快慰的。如果说，巴金这次来江安有什么收获，那就是他又催促着一部新的剧作的诞生。曹禺谈到这次同巴金的会面时说：巴金到我家来了，把吴天改编的《家》带来了。我看过，觉得它太“忠实”于原著了。我和巴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心想应该由我来改编，不能说是他请我来改编，我也意识到这是朋友间油然而生的责任，我说我试试看，巴金是支持我的。他的小说《家》我早就读完，但我不懂得觉慧，巴金跟我谈了他写《家》的情形。谈了觉慧、觉新、觉民这些兄弟，还告诉我该怎么改。

　　巴金这次来江安，我们谈得太投机了。每天都谈得很晚很晚，虽然是冬天，小屋里只有清油灯的微光，但是每次想起来，总觉得那小屋里很暖很暖，也很光亮。①巴金的到来，给曹禺带来友谊的温暖和关怀，也给他带来新的创作课题，开始了对《家》的改编的酝酿。但是，江安的环境是越来越险恶了。

　　１９４１年１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撤退到延安和香港，而留下来的同志在更艰苦的环境中同国民党的顽固派进行斗争。

　　江安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皖南事变”不久，中共川南地下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国立剧专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重点。张安国回忆说：“１９４１年泸县中心县委书记被捕叛变了，江安的党组织也受到影响，江安县委书记被捕，敌人掌握了江安一些党员的名单，剧专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有的党员像方琯德等得到通知，迅速逃离江安。”②在剧专党组织未遭到破坏之前，剧专训导主任张秉钧之流，就从暗中监视着进步学生的活动，以“战时学生贷金”为诱饵，诱骗学生参加国民党。剧专的地下党支部曾领导学生展开斗争，那气氛已是相当紧张的。曹禺虽然不曾卷入这斗争的漩涡，但实际上，暗中也被监视着。在这期间，还发生一起搜查曹禺家的事件。

　　一天，江安的宪兵队突然闯入曹禺的家中，搜走了他的所有信件，检查了他的书籍、杂物。此后一个３０岁左右，身材干瘦，穿中山装的人，每天都到曹禺家里来，老是和曹禺闲扯，问东问西，古今中外，亲戚朋友，什么都打听。曹禺外出，这个人也总是跟随着他。过了几天，他的几个学生就被捕了。那时，曹禺自以为是个“不问政治，不惹是非”的人，但他竟然遭到搜查追踪，对这种黑暗统治更深恶痛绝了。他不知道因为什么来搜他的家，后来才知道，是江安宪兵队截获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给他发来的一份电报，祝贺《日出》在延安公演成功。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同志找到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张庚，同他说，延安也应该演出国统区著名剧作家的剧作，认为《日出》就可以演，并且提出这个戏应该集中延安的一些优秀演员来演，要把戏演好，还应当在剧组建立临时党支部，参加演出的党员都要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以保证把《日出》演好。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排演，《日出》在延安上演了，演出的效果是很好的。①于是，以鲁迅艺术学院的名义给曹禺发了贺电。江安宪兵队截获到这份电报后，便以此作为“通匪罪证”，搜查了曹禺的家。搜家时，恰好曹禺不在江安。宪兵队是不可能发现什么的，但这件 事却使他感到江安是不便久住了。“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不断施加迫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地发出文件“禁演曹禺所著《雷雨》剧本，并不准刊行该剧本”。该通知指出：“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不独思想上背乎时代精神，而情节上尤有碍于社会风化。此种悲剧，自非我抗战时期所需要，即应暂禁上演。该剧本之印刷品，亦不准再版。除分函外，相应函达查照转知。”云南省政府接着发出训令，“案准中央宣传部函查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业经令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重行审查据报：该项剧本殊不适合抗战时期之需要，应转饬各地主管机关暂禁上演等情”。显然，国民党反动当局，已对曹禺发出警告了。它们妄想用这种恫吓手段堵住作家的口，使一些进步作家不再喊出正义的声音；但是，他们不会料到，这种愚蠢的做法带来的结果，却是进步文化人对他们的更加憎恶。

　　曹禺所热爱亲近的学生逃的逃了，被捕的被捕了。他所亲近的朋友也都陆续离开了江安。他感到江安的肃杀，感到剧专的萧条，终于于１９４２年初辞退剧专的职务，到重庆去了，那里，一些朋友也盼望着他去。

　　他离开江安的心情是决绝的，但又未免有些留恋。在这里，他写了《蜕变》、《正在想》和《北京人》，舍不得离不开那楼上安静的书室，也舍不得薨庐的主人。

　　老房东张薨赓特地为曹禺饯行。几年来，他们两家相处得很好，老人的关照，安国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也暗中给予保护。安国的儿女较多，老五张邦炜，名字还是曹禺给取的。在这次惜别的宴会上，曹禺还开玩笑说：“邦炜和万黛定亲家吧！我把万黛给你，万黛耍的一个鼓儿灯留给邦炜作为聘礼吧！”他把一个制作十分精巧的鼓儿灯送给张家作为纪念。曹禺对薨庐主人的关照，以及数年来凝结的情谊是难忘的。每当他回忆起江安的日子，总是念起薨庐主人的情谊。

　　自然，重庆迎接他的也并非是一个安乐的世界，依然是昏沉的夜，恼人的雾。为了生计，他应复旦大学之聘，去那里讲“外国戏剧”，也讲授英文。

　　１９４１年上半年，重庆的戏剧舞台格外沉寂。几个剧团在那里苦撑着，中央实验剧团演出了于伶的《女子公寓》，孩子剧团演出过凌鹤的《乐园进行曲》，中央青年剧社演出了杨村彬、徐昌霖的《秦良玉》和袁俊（张骏祥）的《边城故事》。中国万岁剧团演出的剧目是最多的了，有马彦祥的《国贼汪精卫》和《人约黄昏后》、《赎罪》、《皇军的刺客》、《走》，还有曹禺的《正在想》等。从这些演出可以看出，似乎还没有更精采的剧目。但是，正在酝酿着一个戏剧高潮的到来。

　　曹禺的生活是更加清苦了。除了上课，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家》的改编的准备之中。他既然向巴金作出承诺，就想一定把它改编好。一次，他遇到张瑞芳，说：“我要给你写个角色！”那时，他已想好了，瑞珏得由张瑞芳来演。因为，在《北京人》的演出中，他对张瑞芳扮演的愫方是十分满意的，他以为她具有一种塑造性格的艺术气质和表演才能。

　　重庆的夏季闷热得令人难耐。曹禺从小就怕炎热的天气，一到夏天，就光着上身。重庆的夏季像蒸笼一样，坐在那里都要流汗，这种气候是无法写作的。张骏祥知道他正在写《家》，就为他找了一个适宜写作的地方。

　　在重庆东边十多公里的地方，长江边上的一个小码头——唐家沱，这里停泊着一艘轮船。张骏祥同船长说好，为曹禺在船上找了一个空房间，并嘱咐船长照顾好曹禺。就这样，曹禺就搬到这艘江轮上来住。

　　唐家沱，确是一个幽静的地方。长江两岸高山耸立，江水汩汩地流着，清爽的江风阵阵吹来，有时，使人忘却正是炎热的夏季。从山上不时传来杜鹃的啼叫声，愈显得这里的静谧和安适。特别是清晨和夜晚，更是出奇的宁静。而在月夜中，一轮皓月当空，映着长江流水，真是一个诗的境界。曹禺回忆说：我记得是１９４２年，重庆的酷热如蒸的日子，我在重庆附近唐家沱的长江上浮泊着的一只江轮里，俯扑在一张餐桌上，写着这个剧本。那是一个不大的江轮的餐厅，早晚都很清静，只有中午和黄昏时，一些拖船的水手和我一同进餐。他们见我打着赤膊，背上流着一串一串的汗珠，还在昼夜不停地写，一位中年人惊讶地说：“真是！你们写戏的，原来也很辛苦啊！”这一生，我忘却许多应该忘记的事情，但这一句话，不知是否为了它的诚恳，我却一直记得。①

　　在江轮上，大约住了三个月，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他沉浸在写作中，就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好像一天没有写出多少，就匆匆过去了。偶尔，张骏祥、吴祖光、张瑞芳、余克稷来看望他，朋友聚在一起，热闹一番，使他得以松弛一下。但最能给他以慰藉的就是方瑞的来信了。那时，方瑞已成为他“所爱的朋友”。还在写《北京人》时，方瑞就为他抄写稿件了，间或也做些小小的改动。看到那清秀的笔迹，就像看到她的人一样。方瑞的信来了，厚厚的一叠稿纸，把抄好的《家》的片断寄来，当然，还有她的关怀和友爱。曹禺把《家》写出一个段落，就把手稿寄给她，由她抄好再寄回来，这大概就是他们借以互相鼓励、互相爱慕的一种方式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给他带来的是春天的气息，温柔的暖意。每当他坐在餐桌上，进入写作的情景之中，这种爱的芳馨也渗入剧作中来，特别是瑞珏的形象和他“所爱的朋友”粘连在一起了。《家》是这样描写瑞珏的：是圆圆脸，洁白微带着红晕的面腮，高高鼻梁，衬托着不大不小的一对双眼皮的眼，厚厚的嘴唇十分敏感，……举止十分端凝，端凝中又不免露出一点点孩提的稚气。黑黑的眸子闪着慈媚的光彩，和蔼而温厚。……她微颦着眉，柔和的脸上泛起一脉淡淡的愁怨。

　　显然，这里有着方瑞的身影，有着方瑞的神韵。方瑞不等于瑞珏，她没有１７岁的年华，体态打扮也不会全是瑞珏的样子。但瑞珏的脾气、性格、神态、气质，却有方瑞在她的血肉里。这次改编《家》，他是颇费踌躇的。他喜欢巴金的小说，但是，又该怎样改编呢？他对我说：吴天那个本子不怎么好，一点也不改，完全按照原小说的样子。我反复读小说，都读得烂熟了。我写时，发现并不懂得觉慧，巴金也曾告诉我该怎么改，很想把觉慧这个形象写好。最后，觉慧反倒不重要了，瑞珏、觉新成为主要的了。写着写着就转到这方面来了。剧本和小说不同，剧本的限制较多，三个小时的演出把小说中写的人物、事件、场面都写到剧本里，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得写我感受最深的东西，而我读小说《家》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对封建婚姻的反抗，不幸的婚姻给青年带来的痛苦。所以，我写觉新、瑞珏、梅表姐这三个人在婚姻上的不幸和痛苦，但是，我写剧本总不愿意写得那么现实，写痛苦不幸就只写痛苦不幸，总得写出对美好希望的憧憬和追求。改编《家》时也是这样一种心情①。

　　无须讳言，他当时正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经历着痛苦和不幸，他和郑秀的感情已经很难弥合了。很难责怪谁，他们并不是包办的婚姻，他们曾经有过热恋的时候，并且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但是，婚后的生活中，由于一件又一件的小事，把矛盾积累起来，在感情上刻上道道伤痕。他曾经追求着爱的幸福，如痴如醉地追求着；当他发现对方不是自己所爱的，他失望了，他痛苦着。即使对方向他提出种种诘难，他总是沉默着，他又有什么可说呢？他不吭一声，在无言的沉默中，心灵深处却是异常的苦闷。对方也是痛苦的，但是，离婚又有多么困难，真是谈何容易！从这痛苦的深渊中拔出来，太难了，太难了！愈是这样，便愈是渴望美好的结合。如今确有一个他“所爱的朋友”，他们的感情是这样的贴近，但却像隔着万水千山。大概正是这样的处境，使他用他的心灵来改造着《家》的故事，改造着其中的人物。

　　巴金的《家》，内容是丰富的，但逗起他兴趣的却是那些年轻人爱情的挫折和婚姻的不幸。梅表姐和觉新的纯洁的爱情，为封建的孽障葬送了，梅表姐的抑郁而死牵动着他的心。他觉得瑞珏是最无辜的，嫁到这个大家庭来，她的心地是那么美好，她爱着觉新，又同情觉新的不幸，但她也不能逃脱封建的魔爪而悲惨死去了。于是，觉新、瑞珏和梅表姐这三个人物的命运及其间的纠葛，使作家找到一个倾吐他内心深切感受的泉口。他不得不割舍了小说《家》中的一些内容，像觉慧所参加的斗争、学潮、兵灾等都只能退到背景中去了。

　　当他把《家》改编出来，送给巴金去看时，他确有些忐忑不安，他怕巴金不同意他的改编。他曾这样回忆说：我大体上是根据原作改编的，但毕竟是按我的理解我的感受改编的，我对我所熟悉的人物像冯乐山、觉新、瑞珏、梅表姐这些人物，就调动了我生活中的经验。冯乐山这种人，我就在生活中见过，伪善阴险，坏透了。这些熟悉的人物，我就可以发挥，不一定同巴金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但是，巴金读了却欣然肯定，这使我放下心来。①

　　《家》是由中国艺术剧社首演的，时间在１９４３年４月８日，地点是重庆银社，导演章泯，由金山扮演觉新，张瑞芳扮演瑞珏，凌琯如饰钱梅芬，舒强饰觉慧，沙蒙饰高老太爷。该剧接连上演两个月，可谓盛况空前。《家》以其迷人的艺术力量征服了观众。

　　但是，评论界对《家》的改编却有着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是何其芳的意见。他以为《家》的改编有它成功之处，但是，它“似乎和巴金先生的小说有些不同了。重心不在新生的一代的奋斗，反抗，而偏到恋爱婚姻的不幸上去了。许多作者着力刻画的突出场面，觉新和瑞珏婚夜的长长的朗诵式的独白，鸣凤自杀前的抒情话，梅小姐与瑞珏临别时候进行的缠绵悱恻的对谈，最后瑞珏辗转病榻，不久死去，这些都是写的恋爱婚姻的不幸。……这些不幸，比起那些真正巨大的不幸来，算得什么呵！这大都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牙痛症罢了，忍痛把牙拔了出来，也就可以霍然而愈的。这个剧，由于这一方面的分量过重，把觉慧等人的反抗那一方面就压下去了。”何其芳的批评是基于以下的理论：“我觉得婚姻不自由并不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这也就是说，最有力的反封建的作品应该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的作品。大家庭的婚姻悲剧也好，争财产纠纷也好，我看都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而只能算是封建社会的次要矛盾。”他说，今天再写这些婚姻不幸，“意义就大为减少了”。他还说：“无论怎样艺术性高的作品，当它的内容与当前的现实不相适应的时候，它是无法震撼人 心的。”①此外，像小亚的《〈家〉的人物处理问题》，也大体和何其芳持相似意见，认为“因为过于强调恋爱悲剧，以致把主题的意义——新生的一代反叛封建家庭——冲淡了，给观众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场情致缠绵的恋爱悲剧，而不是鲜明的，有积极意义的反叛封建家庭，寻找新的道路的故事”。②

　　这种狭隘批评，在当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而出现的，它对《家》的改编成功所具有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都贬低了。而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在一些批评家看来缺乏现实意义的戏，却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而且久演不衰呢？这里，究竟有什么内在的隐秘？这却是这些批评家所忽视的而又不能做出回答的课题，它还有待历史的考验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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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困境中救助冼星海

　　“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正当抗日战争艰苦时期，为了激励广大人民英勇抗战，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

　　冼星海到苏联不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他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1941年9月，冼星海一行离开了战乱中的莫斯科，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到阻碍，他没有方法可以回来”，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郭沫若在《吊星海》一文中写道：“他就在这时候，在生活上发生了极端的困难。亏了他竟支撑了四年。然而，他那顽强的身体，却变成了一座总科病院了。”

　　1942年12月9日，他不得不辗转到阿拉木图，以“黄训”的化名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哈萨克音乐界的朋友，才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在深厚友谊的鼓舞下，冼星海重又拿起了创作笔。他经常去倾听各种音乐会，邀请哈萨克音乐家演奏民歌，贪婪地汲取当地民族音乐的养分。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和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交响组曲《满江红》，撰写了《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

　　1944年1月30日，冼星海来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库斯坦奈州，住十月大街44号22室。冼星海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道：“生活相当艰苦，而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是不多，经常还要断顿。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不发给早晚餐营养品，只有等到月底才能领到一些，即使领得也只够三四天吃。”

　　这年12月20日，冼星海开始患病。病中的冼星海虽然身体羸弱不堪，但从1945年1月27日开始至2月15日，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充分表现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精神。

　　这时，他“不仅肺部有结核，而且还有肝肿、腹膜炎和心脏病，每天在皇宫病院里要抽出好几立升的腹水。他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被人发觉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

　　当他在犹太族夫人的陪同下，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再次回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组织早已在1943年解散了，中共也没有正式代表团常驻莫斯科。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就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李立三很愉快地把重病中的冼星海请到自己的家里住下。

　　战乱中的莫斯科，各种物资都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相当奇缺自不用说，李立三在住房方面尤为困难。因为，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从苏联监狱中释放出来后，被停止了党籍，成为在莫斯科的无国籍游民。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用，没有去处，只得挤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约3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白布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嫂子、侄子居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1943年又增加了女儿英娜)，本来就已经是拥挤不堪了，再要把冼星海夫妇安排进来，实在是难上加难。可是，他们又怎能忍心把祖国来的亲人拒之门外呢?李立三与家人商量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自己却睡在临时铺的地铺上。李立三夫妇不仅要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更要为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来源日夜操劳，全家都不得安宁。后来，林莉、孙维世、李特特等闻讯赶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冼星海时，无不触景生情，齐声赞美李立三夫妇对同志的真挚感情和舍己助人的崇高美德，改变了过去因李立三犯过错误而引起的对李立三的一些偏见和误传。

　　冼星海在经历了几年漂泊之后，经李立三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顿时得到极大安慰。李立三又为冼星海多方奔波联系，一个多月后才得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由于冼星海身患严重的血癌，沉疴积疾，医院已无回天之力。四个多月后，1945年10月30日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只有40岁。李立三夫妇善始善终地帮助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共同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苏方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著名音乐家穆拉杰利。最后，把冼星海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公墓，骨灰盛放在一个灰色大理石小匣里，匣子正中镶着一张他的椭园形照片，周围环绕着缎制的花束，下面刻着金色的俄文字：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

　　1945年6月25日，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抵达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的纪念大会，苏方为他安排的参观游览活动长达50天时间，李立三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处，与分别18年的老朋友亲切交谈。郭沫若从李立三那里得知冼星海重病住院的情况后，曾两次计划到医院去看望冼星海，终因日程安排太紧未能如愿。8月16日郭沫若离开莫斯科回国。他回国后不久，得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当即写了《吊星海》的文章，发表在重庆的报刊上。为了表达对冼星海的怀念，毛泽东也题写了“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经过李立三的多方联系，冼星海逝世一个多月后，苏方才在原共产国际的宿舍——留克斯大楼找了一间房子，冼星海的犹太族夫人才从李立三的家中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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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

罗宗强

　　这是一个老题目。１９６２年郭沫若同志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会上的开幕词就是这个题目。在开幕词里，他说：“李白和杜甫是象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这是对李白和杜甫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的确切评价。可惜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十年后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观点全变了，再不认为李白与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而是抑杜以扬李，把杜甫说得几乎一无是处。郭老对李、杜的不公允评价，当时即为学术界所私下非议。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章对《李白与杜甫》一书提出了批评。

　　对于李白与杜甫，任何扬此抑彼都是不适当的。他们各自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法代替的贡献。历史上对他们的评价虽或时有抑扬，但总的倾向一直是承认他们双子星座的地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番粗略的回顾。

抑扬李杜的历史回顾

　　扬杜抑李，始自中唐诗人元稹。他说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他认为李白的有些地方虽略能与杜甫相比，但在律诗上，却比杜甫差得远。他的这种扬杜抑李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带普遍性。他的好友、著名诗人白居易虽也认为杜有超过李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两人并列，说两人“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与元稹看法完全不同的是韩愈。他写过一首《调张籍》诗，对贬抑李、杜的人说了一些份量很重的话：“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显然，他对李、杜是同样十分尊崇的。１９５９年在新疆婼羌县米兰古城出土了坎曼尔的三首诗，其中一首提到：“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坎曼尔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人，与元、白、韩、柳同时，这就说明，中唐以后，李、杜在诗坛上有同样广泛的影响，时论并无扬此抑彼的倾向。

　　到了宋代，欧阳修更喜爱李白，而王安石更喜爱杜甫；苏轼虽更为推尊杜甫，但其实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却更接近李白。而且他虽崇杜却并不抑李，他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崇杜而不抑李，可以看作有宋一代对李、杜的基本评价。杜诗在宋代有着甚高的地位，江西诗派就以杜为宗师，但李也备受推崇。虽也有崇杜抑李的人（如苏辙、黄彻等），但并未形成普遍倾向。诗论家严羽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这是说得很公允的。

　　明代对李、杜的评价，大致与宋代相似。杜甫的地位甚高，但李白的声望也未曾因此稍衰。茶陵派的李东阳，宗主杜甫，但对李也甚为景仰。提倡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诗学杜甫，而对李白同样赞赏备至，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对此都有所论述。力求摆脱复古束缚的祝允明、唐寅，推崇李白；文征明却崇拜杜甫。有叛逆思想的李贽推崇李白，而主张独抒性灵的袁中郎，则李、杜并称。

　　清代的情形亦复如此。赵翼说了一句带有总结性质的话：“北宋诸公皆奉杜为正宗，而杜之名遂独有千古。然杜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这说明，李、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各自做出的独特贡献，是无法抹杀的，采取简单的扬此抑彼的态度，都无法改变他们在诗歌史上双子星座的地位。

不同的创作道路

　　李、杜齐名，但他们诗歌创作的道路却很不相同。

　　李白比杜甫长十一岁。但这是很重要的十一年。李白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也即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后。加上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他们诗歌反映的生活内容是有区别的。李白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祸乱酿成之前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黑暗政治；而杜甫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则在于祸乱既起之后，反映了国家忧患和人民疾苦。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开元盛世。处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盛唐社会，给了他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业的理想。他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业，唾手可得。但当他去敲仕途的大门的时候，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盛唐社会的繁荣，而且有它的腐败与黑暗。唐代社会正从它的高峰上衰落下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李白要去实现他那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他开始时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但未能如愿；后是应诏进京，供奉翰林，而不久即被排挤出京。前后两次进京，对于朝政的腐败与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诗中强烈地反映了他的愤愤不平。《古风第十五首》中，他抨击当时远贤臣、亲小人的政治状况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二十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对此都表示了愤怒揭露玄宗宠幸宦官和善斗鸡者，“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蜺。”他还一再抨击当时那种权奸得意、贤才落魄、是非颠倒的不合理现实：“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 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对权奸他甚至指着鼻子骂：“董龙更是何鸡狗！”李白揭露安史乱前唐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其深刻性除杜甫外，并世无第三人。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虽也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有着建功立业的非凡抱负，但是他的长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与其说他曾经看到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不如说他更多地认识到衰败到来的危机四伏。而且，接着，他便被卷入战火之中，面对满目疮痍，而流徒奔波。由于生活的困顿与乱离的经历，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并且对他们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杜甫也写了不少暴露黑暗政治的诗，但他写国家灾难和人民疾苦的诗，占有着更大的比重。他写战乱带来的大破坏，是：“万国尽征戍，烟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他写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是：“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他写了有名的《三吏》、《三别》，对战乱中人民的悲惨生活，作了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描写人民苦难的同时，他还真诚地在诗中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希望有人能够叩君门以减征赋，能够息兵以休养生息。例如，乾元二年，杜甫从秦州去同谷途中，路过凤凰台，写下了《凤凰台》诗， 幻想着以自己的心血去哺养受饥的雏凤，让它长大后自天衔瑞图，降祥瑞于国家，“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当时，杜甫正在饥寒途中，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疾苦，一片心愿，只有借助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李白与杜甫诗歌题材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李白写任侠、求仙学道，写祖国的壮丽山河，抒发个人失意的不平，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深刻的、是那些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的诗篇。杜甫也写祖国的壮丽河山，也抒发个人的失意的不平，也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为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生民疾苦的诗篇。那些诗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他之被称为“诗史”，不为无因。

不同的创作方法

　　李、杜的诗，不仅在题材上有很大不同，而且他们所运用的创作方法，也是很不相同的。明代的袁宏道指出，李白善用虚，杜甫善用实。写虚与写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区别。

　　“虚”，是指侧重于精神世界的描写。在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李白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以感情的逻辑去取代生活的逻辑。他写愁，是：“朝心不开，暮发尽白”，“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鬂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在这里生活本身如何并不重要，感情爆发的需要才是重要的。抒发感情的需要，使生活的逻辑让位于感情的逻辑。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上句写思念长安，思念是一种精神活动，当然不可能挂在树上；下句写思家，归心不是物体，当然也不可能吹堕。但是这样写，思念的急切却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表现。李白的一些诗，常常把现实诗化为幻境。例如，玄宗后期大权旁落，李白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危害，他写了《远别离》。在诗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幻化为自然界的愁惨景色：“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而可能出现的篡权悲剧，在诗里则升华为一个传说中的悲惨故事的幻境：尧被舜囚禁起来；舜又被禹所逼迫，出走于苍梧之野。政治危局被诗化为幻境，而幻境又��漫上绵绵哀愁，变得更为哀郁。李白的有些诗甚至离开现实 ，以理想直接写幻境。他有近八分之一的诗，写求仙学道。诗中所写的幻境，既非生活所实有，也无托喻现实的意义，而是他渴望成仙的理想的外化，他把那理想幻化为一个个并不存在的幻境。在那些幻境里，他和仙人往来，和青童、玉女相处。那些自己构造的幻境被当成了生活的实有去描写。李白还有一些诗，是直接发议论。他的抨击现实黑暗的诗大多如此。这些诗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细微描写，而是强烈的感情通过发议论表现出来。

　　所有这些，都是以表现精神为主、更带主观色彩的写虚的方法。当然，李白也有一些诗是写实的。不过，写实的方法在李诗中不占主要地位。

　　与李白不同，杜甫主要用的是写实的方法。杜甫严格的写实方法的一个特点，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出生活的本质。例如，《兵车行》写咸阳桥头哭夫别子送行的场面，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天宝后期拓边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和人民群众对拓边战争的态度与心情。《三吏》《三别》十分真实地写出了当时战地人民的生活苦况。其中的《无家别》，写一个从战场上战败归来的士兵，见到故乡已面目全非，田园荒芜，亲人尽丧，孑然一身而犹须就役，欲别无家，不禁悲从中来。这首诗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千万士兵的命运与千万村庄的普遍情景。杜甫严格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对客观世界观察的细微，描写的准确、传神。杜甫观察现实的细微，往往使人叹为观止。例如，他在《羌村》诗中写归家的第一个感觉，是：“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千里归来，有谁会去注意门外的鸟雀叫呢？但这正是描写的细微传神处。战火蔓延中一个暂时平静的角落的安宁气氛，家的温暖、亲切的感觉，家人幸免于难而终于得以相见的惊喜心情，就都在这鸟雀的噪叫声中表现出来了。这正是杜甫许多名篇的共同特点，如《春夜喜雨》写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濛濛雨雾，无声无息地飘落，用一个“潜”字， 一个“细”字，真是把春雨的神韵全传达出来了。

　　杜甫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常常用描写与叙述。他的许多诗带有叙事的性质。与李白的直接抒情不同，他是在叙述与描写中抒情的。当然，杜甫也有时用写虚的方法，如《凤凰台》、《朱凤行》、《客从》等，但主要的是写实。

　　李白的善于写虚与杜甫的善于写实，都各自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不同的艺术风格

　　李白与杜甫的诗歌，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很不相同的。

　　李白的诗歌有一种清雄奔放的美。他的诗表达的感情往往是壮大明朗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则是爆发式的。他不是在那里娓娓动人地叙述或缠绵悱恻地抒情，而是火山爆发、大河奔泻一般，把感情倒出来。他常常是一气直下，大有欲止不能之势。他的诗，想象十分壮丽，而且常常瞬息万变，驰骋于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来去无踪。前人说他“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指的正是这一点。李白的诗，境界往往十分开阔。你看他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境界何等壮美！壮大明朗的感情基调，爆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壮美的诗境，构成了李诗清雄奔放的风格特色。

　　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他有一首《登岳阳楼》，开首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登楼所见的一派壮阔景色。接着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对洞庭湖的壮阔景色，他骤然百感交集：对于身世苍凉、老病飘泊的伤怀；对于离散亲朋的眷念；对于国家灾难与人民疾苦的忧虑，全都涌上心头。看来这百感交集的强烈感情就要爆发出来了，但是没有千言万语，只说出了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强烈的感情没有一一毕陈，闸门只微微启开，汹涌的感情的海只涌流出一股潮水。但这已经够了，虽然只这一句，却已经把心中没有吐露出来的感情份量全都包含进去了。在感情抒发上给人以回流起伏之感。波浪起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在《秋兴八首》等诗中表现得更为典型。深沉的忧思、波浪起伏的感情表达方式 ，最后都通过语言、形象描写和节奏韵律，表现为诗的意境的悲壮美，构成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李白与杜甫的不同点还多，例如，政治理想与生活理想的不同，文艺思想、表现技巧、诗歌体式的不同等等。这些，很难在一篇短文里全面介绍，而且，即使已谈及的上面这些，对于两位伟大诗人来说，也只是点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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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这棵树上只有一个果子，叫做信任
毕淑敏

　　现代人的友谊，很坚固又很脆弱。它是人间的宝藏，需我们珍爱。

　　友谊的不可传递性，决定了它是一部孤本的书。我们可以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友谊，但我们不会和同一个人有不同的友谊。友谊是一条越掘越深的巷道，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刻骨铭心的友谊也如仇恨一样，没齿难忘。

　　友情这棵树上只结一个果子，叫做信任。红苹果只留给灌溉果树的人品尝。别的人摘下来尝一口，很可能酸倒了牙。

　　友谊之链不可继承，不可转让，不可贴上封条保存起来而不腐烂，不可冷冻在冰箱里永远新鲜。

　　友谊需要滋养。有的人用钱，有的人用汗，还有的人用血。友谊是很贪婪的，绝不会满足于餐风饮露。友谊是最简朴同时也是最奢侈的营养，需要用时间去灌溉。友谊必须述说，友谊必须倾听，友谊必须交谈的时刻双目凝视，友谊必须倾听的时分全神贯注。友谊有的时候是那样脆弱，一句不经意的言辞，就会使大厦顷刻倒塌。友谊有的时候是那样容易变质，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就会让整盆牛奶变酸。

　　这个世界日新月异。在什么都是越现代越好的年代里，唯有友谊，人们保持着古老的准则。朋友就像文物，越老越珍贵。

　　礼物分两种，一种是实用的，一种是象征性的。

　　我喜欢送实用的礼物。

　　不单是因为它可为朋友提供立等可取的服务功能，更因为我的利己考虑。

　　此刻我们是朋友，十年以后不一定是朋友。

　　就算你耿耿忠心，对方也许早已淡忘。

　　速朽的礼物，既表达了我此时此刻的善意，又给予朋友可果腹可悦目可哈哈一笑或是凝神端详的价值，虽是一次性的，也留下美好的瞬间，我心足矣。

　　象征久远意义的礼物，若是人家不珍惜这份友谊了，留着就是尴尬。或丢或毁，都是物件的悲哀，我的心在远处也会颤抖。

　　若是给自己的礼物，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好。比如一块石子一片树叶，在别人眼里那样普通，其中的美妙含义只有自己知晓。

　　电话簿是一个储存朋友的魔盒，假如我遇到困难，就要向他们发出求救信号。

　　一种畏惧孤独的潜意识，像冬眠的虫子蛰伏在心灵的旮旯。人生一世，消失的是岁月，收获的是朋友。虽然我有时会几天不同任何朋友联络，但我知道自己牢牢地粘附于友谊网络之中。

　　利害关系这件事，实在是交友的大敌。我不相信有永久的利益，我更珍视患难与共的友谊。长留史册的，不是锱铢必较的利益，而是肝胆相照的情分，和朋友坦诚的交往，会使我们留存着对真情的敏感，会使我们的眼睛抹去云翳，心境重新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