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隋唐时期的对外友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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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东渡

　　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中，有一尊僧人的坐像，造型优美，形象逼真，被尊为日本的国宝，受到特别的保护，每年只开放三天，供人瞻仰。这尊坐像塑的就是中国著名的高僧鉴真。他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历尽艰辛，到日本传教的事迹，至今还在中日两国人民中传颂着。

　　隋唐时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密切了。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派出遣唐使（赴唐朝的使者）共十四次，每次都在一百人以上，最多的一次有六百五十人。很多日本留学生进入唐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深造，有的在中国居住二十年以上，有的留在唐朝做官。唐朝也有许多学者到日本去，其中最著名的是鉴真。

　　鉴真俗姓淳于，是扬州江阳（今江苏省扬州市）人。鉴真是他出家后的法号。他生在公元688年，父亲是个商人，也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鉴真从小受父亲影响，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四岁那年就出家当了和尚。

　　经过佛寺里著名师父的指导，鉴真的佛学知识越来越丰富。后来在长安的一座佛寺里受了具足戒（戒是佛教徒应当遵守的戒条、戒律。举行仪式，接受师父授给的戒条，叫做受戒。具足戒是僧侣的最高戒律．受具足戒表明受戒人的学问已经达到高深的程度，有了讲授的资格）。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当他四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成为名扬四方的高僧，由他授戒的门徒达到四万多人。

　　当时，日本受中国影响，大力提倡佛教。他们仿照唐朝修建佛寺。日本政府还决定派荣睿和普照两位年轻的僧徒到中国学习佛学，并打算聘请中国的高僧去日本传授戒律。

　　荣睿和普照在洛阳、长安学习佛法，他们听说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就想请鉴真到日本去。公元742年，荣睿、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访鉴真，向他说明了来意。鉴真见他们这样诚心，就问身旁的弟子；“你们有谁愿意接受邀请，去日本国传法吗？”在场的僧侣谁也不吭声。过了半天，一个名叫祥彦的僧徒站起来说：“日本国离我们太远了，中间隔着茫茫大海，途中恐怕性命难保，所以不敢去。”鉴真说：“为了传播佛法，怎么能顾惜生命呢？你们既然都不愿意去，我去吧！”僧徒们见师父态度这样坚决，都很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师父东渡日本。

　　唐朝法律规定，未经政府批准，私人是不准出国的。荣睿和普照通过宰相李林甫的哥哥、信奉佛教的李林宗的帮助，办好了鉴真出国的手续。

　　但是很不巧，正当他们要开船远航的时候，浙江一带发生了海盗事件，沿海关防检查十分严格。鉴真的弟子道航和如海发生纠纷，惊动了官府，没收了他们的船只。这次东渡没能成行。这以后，鉴真又进行了三次东渡，都失败了。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六十一岁的鉴真做好了第五次东渡的准备。六月的一天夜晚，鉴真和他的弟子们登上大船出发了。不久就遇到了大风浪。船漂到浙江海面，几次在一些小岛附近避风。直到十月才继续启航。没料到刚行到中午，海面上突然刮起暴风。风越刮越大，浪越来越高，黑云遮天，狂风怒号。船上的人，一个个头晕无力，呕吐不止，只有船夫还能勉强支持。船上的淡水用完了，只好喝海水。喝后腹胀难忍。他们一连在海上漂了十四天，船终于靠岸了。上了岸才知道已经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振州（今海南岛崖县）。

　　这时候，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先是荣睿因旅途颠簸，患病去世。接着，鉴真因为南方暑热，得了眼病，双目失明。不久，跟随鉴真多年的弟子祥彦也去世了。这一系列的打击和挫折，并没有吓倒鉴真。相反，他东渡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公元751年春天，鉴真回到了扬州，又着手准备第六次东渡。

　　第二年，日本政府派出了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他们在返回日本以前，向唐玄宗正式提出聘请鉴真去日本传戒的要求。藤原清河还亲自到扬州拜访鉴真，向他发出邀请。这时候，扬州的僧侣仍然严密地监视着鉴真，不肯让他去日本国。鉴真和日本使者只好约定在黄泗浦（今江苏省沙洲西北扬子江滨）会合。在鉴真的弟子仁斡禅师的帮助下，十月的一天晚上，鉴真和他的弟子二十四人，悄悄离开了寺院，登上了船。到了黄泗浦，换上日本遣唐使的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

　　公元753年，鉴真所乘的船抵达日本九州岛，东渡终于成功了。

　　鉴真自从公元742年接受荣睿、普照邀请，决心东渡日本，前后历时十二年才告成功。十二年中，历经五次挫折，艰苦行程数千里，先后有三十六人献出了生命，到达日本国的时候，鉴真已经六十六岁了。

　　公元754年二月，鉴真一行到达日本首都奈良，受到了热情接待，住进了东大寺。鉴真的到来，震动了日本各界，他们从早到晚前来拜谒慰问。

　　日本天皇把全国传授戒律的大权托付给鉴真。鉴真在东大寺的佛像前设起了戒坛，举行盛大授戒仪式。天皇、皇后、皇太子依次登坛受戒。从此以后，不论什么人，如果没有经指定的戒坛受戒，就不能取得僧籍。

　　鉴真在日本天皇赐给他的一块宅地上建造了一座新寺院，叫做“唐招提寺”。他亲自参加唐招提寺的建筑，整个建筑结构精巧，布局和谐，气势雄伟，反映了唐朝建筑的特点，是日本奈良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宏伟的建筑物，对日本寺院建筑影响很大。从此，鉴真就在唐招提寺中讲律授戒。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最有影响的寺院。

　　鉴真精通医学，他带去了许多药方，还亲自给人看病，传授中草药知识。他还带去中国的绣像、雕像、画像、书帕等，对日本的美术界有很大影响。

　　鉴真在日本整整度过了十个春秋，为中日两国的友谊和两国科技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公元763年，七十六岁的鉴真在奈良病逝了。日本朋友将他葬在唐招提寺，并且世世代代纪念他。

　　1980年4月，日本政府还特地把鉴真的坐像送回中国扬州“返里探亲”，在中日两同友好关系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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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习俗的形成

　　茶叶的故乡在我国云南省与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国的接壤地带。那儿至今仍有几棵千年茶树，其中树龄最长的有1700年，堪称茶树之王。 最初人们喝的是绿茶，（公元1世纪）中国发明了蒸制茶叶的方法。公元8世纪，也就是奈良时代（天平文化）绿茶传入了日本。根据日本《茶经详说》，729年，圣武天皇在宫中召集僧侣百人念《般若经》，第2天赠茶犒劳众僧。在《茶道入门》中记载道，749年，孝谦天皇在奈良东大寺召集五千僧侣在佛前诵经，事毕以茶犒赏，当时的茶是由遣隋使、遣唐使带回来的，非常珍贵。因此，能得到天皇以茶犒赏的仪式也就非同一般了。当时的茶主要作药用。平安时代，日本高僧永忠、最澄、空海先后将中国茶种带回日本播种，并传授中国的茶礼和茶俗。到了镰仓时代，日本兴起品茶风，带头人是曾经留学中国的禅师荣西。1191年，他亲自种茶，还把茶种送给京都高僧明惠上人，明惠把茶种种在栂尾山上，后来这成为日本闻名遐迩的“栂尾茶”。荣西研究中国唐代陆羽的《茶经》，写出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他认为“饮茶可以清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他把此书献给镰仓幕府，上层阶级开始爱好饮茶，随后，日本举国上下都盛行饮茶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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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国与中国的关系

　　波斯国（今伊朗），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西北据拂菻，正西及南俱临大海。户数十万。其王居有二城，复有大城十余，犹中国之离宫。……

　　隋大业末，西突厥叶护可汗频击破其国，波斯王库萨和为西突厥所杀，其子施利立，叶护因与其部帅监统其国，波斯竟臣于叶护。……施利一年卒，乃立库萨和之女为王，突厥又杀之。……卑路斯龙朔元年（661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诏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城，分置州县，因列其他疾陵城（今伊朗赫尔曼特泽以东）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是后数遣使贡献。威亨中，卑路斯自来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武卫将军。仪凤三年（678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渐为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罗国二十余年，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至景龙二年（708年），又来入朝，拜为左威卫将军，无何病卒，其国遂灭，而部众犹存。

　　自开元十年（722年）至天宝六载（747年），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

《旧唐书·西戎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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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北朝鲜半岛文化的重要影响

　　新罗先是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接受中国文化的，在时间上虽较两国为晚，然而却有其独特的发展。新罗真兴王二十九年（568）建立的“黄草岭碑”中说：“纯风不扇，则世道乖真，玄化不敷，则邪伪交竞。是以帝王建号，莫大修己以安百姓。”这里“修己以安百姓”一语出自《论语·宪问》，是儒教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可见当时新罗受儒教思想影响已相当之深。又，真兴王时代创立的“花郎道”，“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等“世俗五戒”，为修养要义与实践准则。“花郎道”把中国儒释道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不仅在当时培养了一批文臣武将。而且对于以后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罗统一三国后，进一步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引进唐朝的文化制度。神文王二年（682）正式成立“国学”，教授儒教经典，以《论语》、《孝经》为最基本的教材。元圣王四年（788），又改“祗以弓箭选人”为“读书三品以出身”，儒教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统一新罗时期有许多著名的儒者，初期著名的儒者有强首（？—692）、薛聪（约655—740）等。强首以文章闻名于世。薛聪为名僧元晓之子，他除文章著名外，更相传“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对儒教之传播当有不小的功劳。后来，于高丽朝显宗十三年（1021），追赠薛聪为“弘儒侯”，从祀孔庙，当亦与此事有关。此外，新罗先后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留学僧入唐求学，其间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学者、高僧，如《桂苑笔耕集》的作者崔致远（857—？），《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闻中韩的大学者。崔致远在高丽朝显宗十一年（1019）从祀孔庙，后又追封为“文昌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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