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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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都长安的商业区

·高林生·

　　在唐代，长安的商业区是依照前朝“分区、方整，左右对称”的方法，以南北走向的“朱雀门大街”为中轴，左右对称而设立的。居于皇城东南的叫“东市”，居于皇城西南的叫“西市”。考古工作者的实地勘察告诉我们：两市的平面皆呈长方形，而且大小相若。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924米；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两市的四周均有夯筑而成的围墙。围墙内辟有沿墙街和4条16米宽的“井”字形交通干道，将每市切割成大小基本相同的9个方块。除了市的中心建有当时的市场管理机构“市署”和“平准署”之外，其余的方块皆是商店的所在地。市内的商店多面街而立，铺面的大小不尽相同，大者10米有余，小者仅3米左右。在诸多的商店之中，凡经营同类商品的店铺皆相对集中，并建立标牌（即所谓“建标”），题写行名；每“行”之间，筑有土墙（即所谓“立候”）。划定各行的占地范围。另外，每条干道的两侧还修有排水用的明沟，与店铺间小巷内砖砌的暗沟相通，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每市均四面开门，八个市门恰与干道的两端对接，构成了“棋布栉比，街衢横直”（见《长安志》）的格局，与全城的整体建筑规划谐调而又统一。

　　这种封闭式的、宛如棋盘上的方格一样的格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唐王朝的建立，特别是在“贞观之治”以后，城市经济空前繁荣，过去那种“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见《考工记》）的传统做法，显然已不能适应商品交易日趋社会化的要求。于是，统治者便精心设计出这种以官衙为中心，以店铺为拱卫，整齐对称，既体现皇权，又便于统一管理的市场格局来。

　　市中的经营者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由政府派出的官商；二是由国外而来的“番商”；三是“前店后坊”的作坊主；四是搞转手贩卖的坐商；五是由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行商。正因为经营者的身份不同，进货的渠道不一，所以，货物的品种异常繁多。丝绸、服装、珠宝、首饰、药材、皮货、漆器、竹器、陶瓷、书画、薪炭、饮食……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尤其是那些来自异域的番商，他们不仅带来了本国的土特产，还将许多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饮食，如“胡饼”、“毕罗”（即抓饭）、“三勒酒”、“龙膏酒”等传入中原，不但丰富了花色品种，而且使长安的市场增添了几分异国的情调。

　　在长安的两市中，除了有大批的售货商店之外，还有加工、寄卖、典当之类的专营商店和与之相应的金融机构。位于西市的“麸门”，就是粮食加工与销售相结合的兼营商店；《霍小玉传》中所提到的“货钗”的“寄附铺”，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寄卖店”。当时还有一种代客寄存钱财的店铺——“柜坊”。存客一旦需用钱财，只要出具“书帖”或“信物”，收款人即可凭此去“柜坊”兑钱。这种“柜坊”已明显地具有了金融机构的性质。至于两市流通的货币，除了带有支票性质的“书帖”和“信物”以及“通宝”之外，“绢帛”也是当时用以流通的“货币”。元和六年（811）唐宪宗曾下令：“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见《旧唐书·食货志》）

　　在唐代，长安的两市，不但是商品交易的集合地；也是文化交流的场所。据说，贞元八年至十三年间（792—797），长安大旱，唐德宗李适就曾下诏，在东、西两市搭台求雨，而百姓们则乘机举行了音乐大赛（见《中国音乐史略》）。另外，在西市的西北角还设有水池，据文献记载：这是天宝元年（742）因增设漕渠，分潏水由“金光门”入城，至西市东街汇注而成的。在东市的东北角，也有两个大小不一，东西并列、中有渠道相通的水池。考古工作者认定：这是当时的“放生池”。《光明经》曾指出：“流水长者，救鱼十千”、“天子报德，此缘起也”。既然佛教信奉戒杀施善之信条，自然货卖鱼介之地置一放生池是再好不过的了。由此可见，唐都长安的两市不光是单纯的交易市场，而是集商业、文化、宗教活动为一体的综合场所。

　　唐代统治者是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市场的呢？

　　当时的市场管理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设立管理机构，强化管理措施。

　　《新唐书·百官志》指出：“两京诸市，署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器物真伪轻重。”另外，在市令与市丞之下还分设了录事、府、史、典事掌固诸职，协同他们一道管理。除此，当时两市诸行还设有“行头”，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现，掌管各行的商业活动。他们实际上就是“市署”在各行中的代言人。

　　管理机构是完备的，管理的措施也十分细密、严格。

　　1．实行严格的税收制度当时规定：不分行商、坐商皆需按三十分之一的税率纳税（后改为十分之一），抗税不交，将绳之以法（见《新唐书·食货志》）。

　　2．实行商品评估制度《唐六典》规定：入市之货“以三贾均平市”，“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每十天上簿登记一次，任何商户不得以次充好，以贱为贵，哄抬物价。

　　3．严格禁止使用“恶钱”在唐代，由于行用之钱颇多碎恶，所以，在长安两市中，官方曾采取了“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见《新唐书·食货志》）的方法，以防止“鹅眼、铁锡、古文、綖环”之类的恶钱充斥市场，扰乱正常秩序的交易。

　　4．严格地执行度量衡器具检验制度《唐律疏议》规定：店铺所用的度量衡器具“每年八月，诣太府寺平校，……并印署，然后听用”，否则，将受到杖七十的惩处。

　　5．实行商品标记制度商品之上署印标记，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标明厂家（或作坊的名称），便于买主进行质量监督；二是宣传产品，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1959年，从西市东大街南部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印有“刑（邢）娘”二字的陶器（见《考古通讯》1961年第五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的发掘》），这说明当时人们已具有商品竞争的意识，并表明在当时的两市中，普遍地奉行着产品标记制度，以保证各种商品的质量，防止粗制滥造。

　　二、严格市场秩序，限制活动范围。

　　唐王朝对市场的管理，不但设立了十分完备的管理机构，实施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还针对市场秩序，采取了许多强硬的管理办法，以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限制商贾活动的范围。

　　1．定时启闭市门，限制交易时间按当时的规定：各市的市门皆有专人掌管，“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毅（唐府兵军官）巡迣”（见《新唐书·百官志三》）。凡翻越垣篱或从沟渎出入者，要受到“杖七十”的处罚（见《唐律·卫禁》）。

　　2．设立“常平仓”，调节市场物价为了平整物价，维护秩序，唐代统治者曾在两市之中设立了“常平仓”，用“丰收歉放”的方法，以保持物价的均衡（见《旧唐书·高宗纪》）。

　　3．制定行为规范，限制越轨行动景龙元年（707）唐中宗下令：“诸在市及人众中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见《唐会要》）扰乱市场的越轨行动，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唐代对两市的管理十分严格，从客观上保证了当时市场的繁荣和稳定。然而，这诸多的清规戒律也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许多管理制度逐渐废弛，各坊皆有肆和夜市的出现，从根本上突破了原来那种固定、集中、封闭、限时的市场管理格局，出现了更加繁荣、更加开放的新局面。从这一点上说，唐都长安两市格局的突破，实际上是宋代商业空前繁荣的前奏曲。

（《文史知识》198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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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纺织业的论述

　　在唐前朝，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比较显著的发展。

　　首先是纺织业。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唐前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毫州（安徽毫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进贡一千五百多匹。这时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浙江境）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很多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道、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精美。高级绫绢类的花式。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透背等多种。还有一种轻绢，长四丈，据说重才半两。近年在新疆吐鲁番和甘肃敦煌都发现了不少唐前期的丝织实物，其中的提花 晕 锦、斜纹纬锦，更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丝织工艺的高度水平。当时的麻纺织，黄州（湖北黄冈）的赀布被列为第一等。

　　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在西北地区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人民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唐玄宗时，长安城内“卖白衫、白叠布（即棉布）行，邻比廛间”。可见棉布产量的增多，往内地运销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

　　在织物上染色显花，唐代称为“染缬”。镂板印染叫“夹缬”，涂蜡印染叫“蜡缬”，此外还有“绞缬”。这几种印染方法，从前已经发明，但技术的提高和广泛流行则是在唐代。唐玄宗时用夹缬法印染的织物，“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

（选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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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手工业的特点

　　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代的手工业也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唐代手工业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分工细密。唐代手工业有官私两种。官营手工业由国家专门机构管理，分工十分细密，仅少府监（负责宫廷手工作坊）所属织染一署，就包括二十五个作坊，织纫方面有织布、织绢、织纱、织罗、织锦等十个部门，�r线方面有�r、线、弦、网四个作坊，练染方面包括染青、染绛、染黄、染紫等六个作坊。各地的私营手工业也有很细的分工，类别名称很多，如专营造纸的纸坊，专织毯的毯坊，专制铜器的铜坊，专营冶炼的冶成坊，等等。

　　第二，规模大，分布广。据《唐六典》记载，经常在少府监役使的“技能工巧”的工匠，达到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还不包括官奴婢和官户在内。在将作监（负责两京的土木工程）劳动的工匠也有一万五千人。另外还有铸钱监，每年役使工匠更达到三万人，年铸铜钱三十二万贯。唐代私营手工业也有不小的规模，首都长安东西市有二百多行工商业，其中有不小一部分是手工业行业。《朝野佥载》载，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一些民间私营手工业作坊的规模。据史料称，天宝中，全国共有课丁八百二十万，每年向唐政府缴纳的绢达七百四十万余匹，绵一百八十五万余屯（一屯六两），布一千六百万端。这个数字说明了唐朝私营家庭手工业的普遍。在这些众多的手工业行业中，出现了大批民间的能工巧匠，象柳宗元在《梓人传》所写到的能指挥各种工匠建造房屋的“都料匠”杨氏，敦煌文书中提到的“知画行都料董保德”，都是技艺很高的手工业匠人。

　　第三，唐代手工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操作技术。例如在织染业中出现了印花染色的新工艺，《唐语林·贤媛》载，玄宗时宫廷女官柳婕妤的妹妹，“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后渐出，遍于天下”。“夹结”又名“夹缬”，就是一种印花染色。近年来，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中，曾出土了不少这种夹缬丝绸染色品。可能这本是民间手工艺人所创造流行，后为柳婕妤妹总结推广。在金属切削加工方面，唐朝已经开始使用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这就使唐朝的金银工艺品形制和图案十分优美多样，鲜明生动，绚丽多彩。铸造业方面，唐朝能够制造大型的类似今天穿衣镜一类的铜镜，《朝野佥载》说：“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中宗）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其中”。上述种种，都足以说明唐朝时候我国手工业技术之进步。

　　第四，唐朝手工业商品丰富多样，形制美观，技艺精巧，有些工艺品具有很高的技艺水平。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许多唐朝前期的精致丝绸织品，不仅品种多样，而且花色图案色彩鲜艳，十分美观，图案包括波斯风格的联珠骑士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鸾鸟纹锦，也有我国传统风格的花鸟纹锦，晕间彩条锦等等，皆堪为世界纺织史上的上等珍品，充分反映出我国唐代丝织品技术水平的高超。至于《通鉴》中所称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照一色，反照一色，天晴一色，天阴一色，则更生动地说明当时毛织技术的高超了。唐代还出现了许多优秀瓷品，出现了许多专制各种名瓷的中心，例如白瓷以邢州（今河北邢台）为中心，青瓷以越州（今浙江绍兴）为中心，黄釉瓷以寿州（今安徽寿县）为中心等等，唐人有邢州白瓷“类雪”、“类银”，越州青瓷“类玉”、“类冰”之说，说明了当地烧瓷技术之高明。唐三彩是唐代陶瓷工艺中驰名中外的艺术杰作，它不仅在釉色、施釉工艺方面，而且在造型、装饰上，都开创了陶瓷史的新时期。唐代的造纸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出现了许多名贵品种，如越州的“剡藤苔笺”，四川的“麻面”、“十色笺”，扬州之 “六合笺”，韶州之“竹笺”，蒲州之“白簿”，皆为当时驰名全国的纸。到中晚唐时，造纸技术更为发展，名闻古今的四川薛涛笺，曾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赞颂。金银品制造业是唐代又一项重要的手工业部门，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的大批唐代窖藏金银器，生动地展示了唐朝金银制造业的高超的技艺水平。这批窖藏中的二百七十件金银制品，有很多是十分珍贵的稀世之宝，其中舞马衔杯银壶和金花八棱银杯，造型十分优美，画面栩栩如生。从器物观察，其制作工艺极为复杂精细，成型以前，以鈑金和浇铸为主，以后又采用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十几道工序，说明了当时金银器手工工人已熟练地掌握了多种工艺。

　　除上述外，唐朝的造船工业、采矿冶铸手工业等，也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

（选自臧嵘等主编：《中国古代史问答一百题》（隋唐—明清部分），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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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手工业的特点

　　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代的手工业也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唐代手工业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分工细密。唐代手工业有官私两种。官营手工业由国家专门机构管理，分工十分细密，仅少府监（负责宫廷手工作坊）所属织染一署，就包括二十五个作坊，织纫方面有织布、织绢、织纱、织罗、织锦等十个部门，�r线方面有�r、线、弦、网四个作坊，练染方面包括染青、染绛、染黄、染紫等六个作坊。各地的私营手工业也有很细的分工，类别名称很多，如专营造纸的纸坊，专织毯的毯坊，专制铜器的铜坊，专营冶炼的冶成坊，等等。

　　第二，规模大，分布广。据《唐六典》记载，经常在少府监役使的“技能工巧”的工匠，达到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还不包括官奴婢和官户在内。在将作监（负责两京的土木工程）劳动的工匠也有一万五千人。另外还有铸钱监，每年役使工匠更达到三万人，年铸铜钱三十二万贯。唐代私营手工业也有不小的规模，首都长安东西市有二百多行工商业，其中有不小一部分是手工业行业。《朝野佥载》载，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一些民间私营手工业作坊的规模。据史料称，天宝中，全国共有课丁八百二十万，每年向唐政府缴纳的绢达七百四十万余匹，绵一百八十五万余屯（一屯六两），布一千六百万端。这个数字说明了唐朝私营家庭手工业的普遍。在这些众多的手工业行业中，出现了大批民间的能工巧匠，象柳宗元在《梓人传》所写到的能指挥各种工匠建造房屋的“都料匠”杨氏，敦煌文书中提到的“知画行都料董保德”，都是技艺很高的手工业匠人。

　　第三，唐代手工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操作技术。例如在织染业中出现了印花染色的新工艺，《唐语林·贤媛》载，玄宗时宫廷女官柳婕妤的妹妹，“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后渐出，遍于天下”。“夹结”又名“夹缬”，就是一种印花染色。近年来，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中，曾出土了不少这种夹缬丝绸染色品。可能这本是民间手工艺人所创造流行，后为柳婕妤妹总结推广。在金属切削加工方面，唐朝已经开始使用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这就使唐朝的金银工艺品形制和图案十分优美多样，鲜明生动，绚丽多彩。铸造业方面，唐朝能够制造大型的类似今天穿衣镜一类的铜镜，《朝野佥载》说：“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中宗）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其中”。上述种种，都足以说明唐朝时候我国手工业技术之进步。

　　第四，唐朝手工业商品丰富多样，形制美观，技艺精巧，有些工艺品具有很高的技艺水平。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许多唐朝前期的精致丝绸织品，不仅品种多样，而且花色图案色彩鲜艳，十分美观，图案包括波斯风格的联珠骑士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鸾鸟纹锦，也有我国传统风格的花鸟纹锦，晕间彩条锦等等，皆堪为世界纺织史上的上等珍品，充分反映出我国唐代丝织品技术水平的高超。至于《通鉴》中所称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照一色，反照一色，天晴一色，天阴一色，则更生动地说明当时毛织技术的高超了。唐代还出现了许多优秀瓷品，出现了许多专制各种名瓷的中心，例如白瓷以邢州（今河北邢台）为中心，青瓷以越州（今浙江绍兴）为中心，黄釉瓷以寿州（今安徽寿县）为中心等等，唐人有邢州白瓷“类雪”、“类银”，越州青瓷“类玉”、“类冰”之说，说明了当地烧瓷技术之高明。唐三彩是唐代陶瓷工艺中驰名中外的艺术杰作，它不仅在釉色、施釉工艺方面，而且在造型、装饰上，都开创了陶瓷史的新时期。唐代的造纸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出现了许多名贵品种，如越州的“剡藤苔笺”，四川的“麻面”、“十色笺”，扬州之 “六合笺”，韶州之“竹笺”，蒲州之“白簿”，皆为当时驰名全国的纸。到中晚唐时，造纸技术更为发展，名闻古今的四川薛涛笺，曾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赞颂。金银品制造业是唐代又一项重要的手工业部门，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的大批唐代窖藏金银器，生动地展示了唐朝金银制造业的高超的技艺水平。这批窖藏中的二百七十件金银制品，有很多是十分珍贵的稀世之宝，其中舞马衔杯银壶和金花八棱银杯，造型十分优美，画面栩栩如生。从器物观察，其制作工艺极为复杂精细，成型以前，以鈑金和浇铸为主，以后又采用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十几道工序，说明了当时金银器手工工人已熟练地掌握了多种工艺。

　　除上述外，唐朝的造船工业、采矿冶铸手工业等，也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

　　（选自臧嵘等主编：《中国古代史问答一百题》（隋唐—明清部分），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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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造纸业的论述

　　（唐代）益州的麻纸，杭、婺（今浙江金华）、衢、越、信（今江西上饶）等州的藤纸，蒲州（今山西永济）的薄白纸，最为驰名。其他如宣州（今安徽宣城）、常州、均州（今湖北均县）等地，也都盛产纸张。名墨的产地有绛州、潞州、易州等。虢州（今河南灵宝）出产名砚。宣州溧水出的兔毫笔，最称精妙。

（选自翦伯选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