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朝的开国和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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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

　　唐代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少孤贫，有大志，留意纵横之术。隋大业末，参加李密义军。后随李密投唐。初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常召入内室询以政事得失。魏征知无不言，敢于直谏，史以“诤臣”称之。迁秘书监、门下省侍中，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世称魏郑公。死后赠司空，谥文贞。

　　魏征在文化事业上也颇有贡献，曾主持《隋书》、《群书治要》的编撰工作。《隋书》的序论及《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皆出其手，时称良史。他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对汉魏至隋的文风作了概括的评论，崇尚质朴纯正，反对浮靡轻巧，视梁陈以来的宫体、骈俪一类作品为“亡国之音”，反映了他的文学观点。他的谏议政论文，颇传名篇。贞观十一年(637)上《十思疏》，告诫太宗“居安思危，戒奢思俭”，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贞观十三年，又上《十渐不克终疏》，直指太宗在十方面行为不及初期谨慎，太宗书于屏风之上，这类文章，虽用偶句，但词旨剀切，气势雄骏，无典故堆砌之病，已表现出由骈入散的倾向。后来刘知几的论文、陆贽和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献纳、奏议之文，都受到他的影响。诗多颂功祀神之作。但五古《述怀》一篇，意气慷慨，语言劲健，在初唐诗歌中不失为格调较高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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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

　　唐朝开元初名相。本名元崇，字符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武则天时以字行，玄宗时避开元字讳，改名崇。

　　姚崇以门荫出身，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武则天时五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扰河北，军书烦剧，姚崇剖析若流，受到则天赏识，擢为侍郎。圣历元年(698)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一次奏对中，论列过去因谋反罪而身死破家者都是酷吏严刑逼供、自诬而死的事实，表示愿以身家担保现任内外官吏无反逆者，被则天大为赞赏。中宗复位后，姚崇出为亳州、常州刺史；睿宗即位，再次入相，但因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被贬为申州刺史，移任徐、潞、扬、同等州，为政简肃得人心。先天二年(713)，被玄宗召入为相，建议十事，如以仁义治天下，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宦官不得干政，皇亲国戚不得任台省官，停止破格滥用人，以法制抑佞幸，公卿、方镇、戚里不得“贡献求媚”，不再增建寺观宫殿，开言路纳谏诤，杜绝外戚干政等，基本为玄宗所采纳。姚崇还反对度人为僧，取缔伪滥的僧徒一万二千余人，勒令还俗。开元三四年间，山东大蝗，朝臣及地方官以为蝗是天灾，不能捕。姚崇坚持捕杀，并推行夜间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埋之法，颇见功效。开元四年(716)，以幕僚受贿事请避位，荐宋璟自代。但仍受优礼，玄宗时常以国事咨询。 开元九年死。遗嘱薄葬，阐明信佛之害，不让子孙为其延请僧道、抄经造像和追荐冥福。

　　姚崇三次为相，皆兼兵部，对于边境屯戍及士马器械无不谙记。为政注意用人，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他和宋璟并称”姚、宋”，同为后世称道的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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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如晦

　　唐朝初年名相。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从祖杲为北周﹑隋显官。
如晦年轻时爱读书，喜谈文史。隋大业中，补滏阳县尉，不久弃官回乡。唐武德元年(618)，被李世民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迁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对世民说：“如晦有王佐之才，如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立即奏请调如晦为秦王府府属。如晦常从征伐，参与机要，军国之事，剖断如流。又迁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并以本官入文学馆为十八学士之首。武德四年，李世民建天策府，以如晦为从事郎中。当时世民弟兄间皇位继承的争夺十分激烈，太子建成企图翦除世民羽翼，在唐高祖李渊前谮毁世民的幕僚，因此如晦和房玄龄同被斥逐。九年，潜入秦王府谋划玄武门之变，以功擢拜太子左庶子。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如晦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贞观二年(628)，以本官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仍总监东宫兵马事。三年，任尚书右仆射，仍领选事。同年冬，患病解职。四年三月卒。

　　如晦为相时，正值唐朝新建不久。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典章制度皆两人所定。每在太宗前议事，玄龄说：“非如晦不能决”。如晦亦能尊重玄龄之策。时称如晦长于断，玄龄善于谋，两人配合默契，同心辅佐太宗，后世论唐代良相，首推“房﹑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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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1.安定百姓与重视农业

　　唐太宗在位的贞观（627年～649年）年间，由于比较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他与其辅佐大臣房玄龄、魏徵等入特别关注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十分注意与民休息，留心治道。这个时期，政治较清明，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安定，国势强盛，民族关系融洽，被赞誉为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及其辅臣认识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最害怕像隋朝那样覆舟。他认为，隋朝之所以覆亡，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唐太宗便采取了与隋朝针锋相对的做法，他“去奢省费，轻谣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这样做，便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稳定，大唐的统治也就可以长久。唐太宗也确实这样做了。

　　唐太宗以好大喜功、奢侈淫逸、滥用民力的隋炀帝为戒，他生活比较节省，基本上不求仙，终其生不封禅，他少修或不修宫殿，他减少冗宫，这些都是“去奢省费”，自然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唐朝全面实行庸法，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代替力役，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唐大宗一再推迟修复洛阳宫殿，其他建造也较少，使力役减少。唐朝的租调较隋为轻，遇到灾荒，规定可以减收租调，这就是“轻徭薄赋”。唐大宗十分重视选用清廉官员，尤其是州、县临民之官。他将各州刺史的姓名写在宫中屏风上，有功有过都记于其名下，以便奖惩；他多次下令惩办贪官，严禁官吏贪赃在法，奖励清廉之官。这样，他做到了“选用廉吏”。据载，贞观年间，“官得其人，民去叹愁”。

　　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唐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全面推行“庸法”，不仅减少了谣役，而且增加了农民从事生产的时间，尤其是在农忙之时，以绢、布代役，可以不误衣时。这对于农业生产的益处是十分清楚的，唐大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他还说：“省徭赋，不夺其时”。唐太宗关心农业生产，注意不夺农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这样，经过农民的辛勤劳动，基本上做到了“使民衣食有余”。

　　唐太宗十分重视救灾，这也是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贞观元年至三年，关中、关东发生水、旱、蝗、霜之灾，唐太宗当即“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即使这样，还有不少农民因无法生存，“多卖子以接食”，唐太宗便“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经过努力，终于克服了灾害，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百姓。唐太宗的这些做法，无疑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也不能不看到，比起不救灾、或暴君如隋炀帝，要好多了。人民已到了卖儿卖女地步，再不接济，便有可能发生隋未农民起义那样激烈的事件。唐太宗赎回儿女，起到了收买人心、安定百姓、保有劳动力的作用，是更为高明的统治术。

　　2.知人善任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便定下了“僵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又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在人治社会里，必须要用人得当，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贯彻执行。唐大宗对用人问题，十分留意。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以，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唐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力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正因为如此，他所任用的，大多为有识才能之士，这些人，有的是旧部下，有的是旧日敌人，也有新出现的才智之士，或疏远之人。如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嫌旧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又如马周，本不知名，唐太宗见到他为将军常何写的奏事，认为很有才能，立即召见。马周确实能干有才，以后官至中书令。唐太宗就是这样，随时留心、发现和任用贤才。

　　唐太宗认为，对有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使用。唐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当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之上时，唐大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唐大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周马“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唐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了突厥等族的将领，如那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

　　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在他身边困聚了当时的众多才能之士，正是在这些才能之士的协助下，唐太宗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唐太宗虽然基本上做到了知人善任，但也有不妥之时，不过，他能及时纠正，这在封建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后来听房玄龄说“李纬大好髭鬚”，便知自己任错了，随后便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是封建帝玉都知道的，但是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帝王科用手中权力搞“任人唯亲”是常有的事，唐太宗注意“任人唯贤”，也有其局限性，不过，即使这样，亦应看到它给贞观政治带来了清醒的风气。

　　3.兼听纳谏

　　兼听是指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偏听偏信；纳谏是指君主接受正确的意见和批评，改正缺点、错误，防止政治上和个人的失误。兼听纳谏是封建帝王重要的个人政治修养和品质、作风。要兼听纳谏，也是封建君主都知道的，但要做到却是十分不容易的。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徽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希望唐太宗能够“兼听纳下”，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唐太宗很重视魏徵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

　　唐太宗与直言进谏的魏徵的关系，以及对魏徵进谏的态度，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善于纳谏的君主。魏徵有“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唐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要冒犯唐太宗，也不退却。唐太宗也认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徵进谏，唐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唐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有关的。唐太宗也从兼听纳谏中获得政治上极大的好处。唐太宗深深体会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他要求臣下“务尽忠谠，匡救朕恶”。他也以“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相许。而且每次都和颜悦色听取批评意见。事实上，唐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而且给以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引导进谏的作用。

　　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著名的魏徵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久之。像唐太宗这样以身作则兼听纳谏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为了让子孙也能兼听纳谏，巩固唐朝的统治，唐太宗还对进谏、纳谏作了具体规定。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人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人，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唐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多少得以上达。 　　知人善任、兼听纳谏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也是他成为杰出封建政治家的重要的政治素质。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4.撰修氏族志

　　唐太宗为了压抑士族势力、抬高李氏皇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进行了修撰氏族志的工作。

　　唐初士族，主要有四个地域集团，并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李唐起自关中，唐政权中关陇士族最强，左右着唐初的政局。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经没落；以崔、卢、郑、李、王为首的山东士族，虽经农民战争打击，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时，仍有一定势力。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龄、魏徵、李昉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山东士族依然保留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自己所属的关陇士族之上。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东士族崔民干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很是不满，他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新修订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贯彻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唐太宗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传统，实际并不如此。在魏晋南北朝时，谱籍是选官的根据，划分门第是看历代做官的情况而定，列为门阀的，都是累世冠冕之家。而唐太字修《氏族志》，并不用它来作选官的根据，至于划分门第等级的标准，更不考虑过去做官的情况，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土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通过修《氏族志》，唐太宗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

　　5.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历史地位

　　唐太宗在其统治的贞观时期，除采取了上述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治理国家的举措外，还十分注意执法，加强文化教育，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政策比较开明，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促成和衬托了“贞观之治”。唐太宗作为封建社会突出的明君，“贞观之治”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唐宋以来对唐大宗和“贞观之治”都有较高的评价。

　　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当然不能说这些全无根据，但溢美成分也是不少的。总起来说，贞观时期，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轻徭薄赋，他用贤勤政，政治较为清明，人民生活基本有了保障，社会秩序安定，阶级矛盾缓和，民族关系较融洽。这确实是封建社会的治世，它比平世自然好得多，更不要说乱世了。唐太宗是实现“贞观之治”的领导者，他比封建时代的平庸君主要强得多，更不要说昏君、暴君了。明君、治世，给人民多少带来了一些好处，对社会发展有利。从这个角度看，唐太宗和“贞观之治”是应当基本予以肯定的。

　　贞观治世，不仅是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造成的，更应看到，它的出现是隋未农民起义推动的结果。农民战争打击和教训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唐太宗及其辅佐在制定政策时，不能不对农民的要求有所考虑，以至在其中有所反映。如轻徭薄赋就是农民战争反对繁重徭役兵役的反映，庸法全面实施，同样反映了农民的愿望。更何况，贞观冶世的出现，完全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由此可见，“贞观之治”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证明。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即使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阶级矛盾还相当尖锐。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在统治的初期，留心治道，注意兼听纳谏，注意节俭。但是，在统治稳定之后，也就不同于前了，他逐渐骄傲起来了，纳谏也少了，“营缮”则多了，行幸游猎频繁了，还出兵征高丽。总之，贞观后期的政治大不如贞观前期，说明贞观政治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这些，都是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局限性。当然，这在唐太宗和整个贞观时期，只占次要位置，并不影响唐太宗作为杰出封建政治家和“贞观之治”是封建社会著名治世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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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的出现

　　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比较安定，文化昌盛，国力强大的局面，达到了唐朝繁荣的高峰。

　　社会生产经过从唐高祖、唐太宗直至唐玄宗一百年的恢复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粮食布帛产量丰多，是时“四方丰稔，百姓殷富”，国家仓储盈满，以至“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描写开元时期繁盛情况说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此诗虽有些夸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在生产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开元年间物价较为低廉平稳。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至天宝来年，物价长期稳定，“两京斗米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物价低廉平稳对社会的安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唐朝户口亦逐渐增长。在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万，贞观时增至300万，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上升至330万户，武则天末年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有口3714万。而到开元、天宝年间，人口增加更快，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口达5291万，这是唐朝人口统计的最高数字，由于有相当数量的逃户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户口数要低。据杜佑估计，天宝年间全国实际户数至少有1300万～1400万，按一户五口计算，唐朝全国约有6000万～7000万人。垦田面积据其估计约有800万～850万顷左右，稍多于西汉的最高垦田数字。

　　开元年间，一大批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涌现出来了，著名的有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崔颖、王昌龄，书法家颜真卿，画家吴道子、李思训，音乐家李龟年，史学家刘知几、吴兢，科学家一行。使开元年问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昌盛的景况。

　　开元年间，唐朝国势强盛。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手中收复了辽西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重新打开了，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了，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是时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

　　“开元盛世”，是唐朝百余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它的出现，与唐皇朝统治者，尤其是与唐玄宗改革的促进作用分不开的。“开元盛世”也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随着唐玄宗统治趋向腐败，各种社会危机也就进一步暴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