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两汉时期的社会经济

东汉洛阳城

　　洛阳是东汉的都城，它是在西周或周城和西汉雒阳城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以后曹魏、西晋、北魏也相继建都于此，所以又名“汉魏故城”或“汉魏洛阳城”。城址位于洛水之北，距今洛阳城东15公里，白马寺东1公里处。新城墙和城门大约建于光武帝建武十四年（38年）。城的平面形状虽不甚规整，但大体上呈长方形，自东至西宽度约有当时的6里，自南至北约有当时的9里，故又称“九六城”。东汉洛阳城内的宫殿分为南宫与北宫。南宫在西汉时已建立；北宫于东汉明帝时营建。北宫的东面还有永乐宫，西面有濯龙园（皇家花园），东北角有太仓、武库。城东部是贵族住宅区，有步广里、永和里。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三公衙门在南宫的东面。工商业区位于南宫之北，以及东郊和南郊。城南还有太学、明堂、辟雍、灵台（见下图）。

　　东汉洛阳城经过1954年的勘查，1962年、1972年的调查和发掘，基本上弄清了它的范围。洛阳城平面呈长方形，四周有夯筑的城墙，东墙约4200米，南墙2460米（被洛水冲毁），西墙3700米，北墙2700米，厚约14—25米不等。地面上现残存东、西、北三面城墙遗址高达5—7米。全城共有12个城门24条街，街宽20—40米。南宫与北宫遗址目前虽然尚未发掘，但根据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分布情况，大致可确定其位置，南宫位于中东门大街以南、广阳门和门大街之北，南北长1300米，东西长1000米。北宫位于中东门大街以北、谷门大街以西，南北长1500米，东西长1200米。两宫之间有复道相连。
　　辟雍、明堂、灵台、太学遗址的位置也基本弄清楚，有的还进行了发掘。辟雍在开阳门外大路的东侧面，平面呈方形，每边各长170米，四面筑有围墙。明堂在开阳门外大路的西侧、平城门外大路的东侧，平面呈方形，每连各长240米，其中有一直径为62米的圆形台基，为主体建筑所在。灵台在平城门外大路的西侧，遗址平面基本呈方形，东西长220米，南北长200米，周围有墙，中心有夯土台基，基部约50米见方，残高约8米。台的四周有上下两层平台建筑遗迹，下层为回廊，上层为平台，四面各有5间房屋建筑，用长方砖铺地，东面房屋壁面涂青色，西面涂白色，南面涂红色，北面涂黑色。灵台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天文台，使用时间长达250年之久，直到西晋战乱时期才使灵台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致废弃不用。太学遗址范围很大，经勘探和试掘，有两处：一处在辟雍之北，东西长200米，南北长100米；一处在辟雍东北，南北长200米，东西长150米。灵帝熹平四年（175年）由蔡邕用隶书写成的石经46块，立于太学门前，称为一体石经或熹平石经。汉末董卓火烧洛阳宫庙殃及太学。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又在旧址上重建太学。正始年间（240—249年）用大篆、小篆、隶书写成的石经，立于太学门前 ，称为《三体石经》或《正始石经》。这些残石自唐宋以来直到现在，续有发现，证明这里是东汉和曹魏时期的太学遗址。
　　从洛阳城的平面布局来看，它比西汉长安城的规模小很多，且不尽相同，城呈长方形，城门虽然也有12个，但不是旁开3门，而是南4北2东西各3。两个主要的宫殿即南宫与北宫不是左右并列，而是南北相连。市的位置也不在宫的后面，而是在宫的西面。因此，它的布局基本上已摆脱了《周礼·考工记》营建都城的规划。

选自《中国考古学通论》

返回

西汉的都城（长安）

　　西汉的首都长安城遗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约三公里，北距渭水南岸约二公里。在遗址上，但见残存的城墙绵亘起伏，重重叠叠的瓦片遍地皆是，昔日宏大的规模和繁华的景象于此可以想见（下图）。秦代首都咸阳城，在渭水北岸。汉代将都城建在渭水之南，可能是出于地形方面的选择。特别是从加强首都与函谷关以东广大地区的联系来考虑，这里的交通条件要比渭北便利得多。

　　长安城的建设，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高祖时，将秦代的离宫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在长乐宫的西面兴建未央宫，又在长乐、未央两宫之间建武库。汉惠帝时筑城墙（其进程大概是从城的西北方起，先筑西墙，再筑南墙，又筑东墙，最后筑北墙），并建东市和西市。汉武帝时，在长乐宫的北面建明光宫，在未央宫的北面建桂宫、修北宫，在西面城外建建章宫，并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都城的规模至此大备。
　　长安城的平面形状，基本上呈方形，正方向，经纬相等。但是，由于城墙的建筑是在长乐宫和未央宫已经建成之后，必须迁就两宫的位置，所以南面城墙有多处曲折。北面城墙因地势的关系，主要是由于河道的限制，更有许多曲折、偏斜之处。《三辅黄图》说：“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其实，所谓南斗形和北斗形是出于后世的附会，并非筑城时有意模仿。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在叙述长安城的形制时都没有提到南斗形和北斗形，也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考古工作者在长安城遗址勘察时，大部分城墙犹高出地面，虽然有不少断缺之处，但仍有墙基遗留于地下。经1957年和1962年两次实测，东面城墙长约6000米，南面城墙长约7600米，西面城墙长约4900米，北面城墙长约7200米；四面城墙总长约25700米，合汉代六十二里强，基本上与《史记·吕后本纪》索引及《续汉书·郡国志》注引《汉旧仪》长安城周围六十三里的记载相符。全城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下图）。

　　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其高度在12米以上，下部宽度为12—16米。《三辅黄图》说“城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上阔九尺”，与实际不符。虽然是土筑的城墙，没有使用砖和石料，但其坚固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之外。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当时是征调长安六百里内的农民和各地诸侯王、列侯的徒录来筑城墙的。十四万五、六千人，劳动一个月，只能建成一面城墙。四面城墙的建成，大概经历了五年的时间。在城墙的外侧，有壕沟围绕。经勘探、发掘，壕沟宽约8米，深约3米，与《三辅黄图》“广三丈，深二丈”的记载近似。1962年的章城门外的发掘，究明了城门前面壕沟的形制，可以判断当时在壕沟上架有木桥，以便出入（下图）。

　　全城共有十二个城门，平均分布在东南西北四面，每面各三个城门。东面的城门自北而南为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的城门自东而西为复盎门、安门、西安门，西面的城门自南而北为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面的城门自西而东为横门、城门、洛城门。其中，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于1957年经过发掘。
　　城门的设计，按照严格的规制。每个城门都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的实际宽度都为6米，恰好相当于四个车轨。这就是《三辅决录》的所谓“三涂洞开”和《西京赋》的所谓“三途夷庭，方轨十二”。三国时薛综注《西京赋》说：“一面三门，门三道，故云三途，途容四轨，故方十二轨”。这是对长安城城门形制最具体的说明。宣平门和直城门，门道之间的间隔为4米；霸城门和西安门，门道之间的间隔为14米。门道之间的间隔愈大，整个城门也就显得愈为广阔、雄伟。这可能是由于载城门和西安门分别对着长乐宫的东门和未央宫的南门之故。
　　1961年至1962年的钻探和发掘工作，究明了长安城内街道的形制。除了霸城门、复盎门、西安门、章城门因入门不远便是长乐宫和未央宫而外，其余八个城门都各有一条大街通入城内，延伸甚长。这就是说，长安城虽有十二个城门，但城内主要的大街是八条，正与《汉旧仪》、《三辅旧事》等的记载相符。这些大街，或作南北向，或作东西向，全街成一直线，毫无曲折。它们互相交错、接合，形成了许多“丁字路口”和“十字路口”。最长的是安门大街，计5500米；其次是宣平门大街，计3800米；最短的是洛城门大街，计850米。其余的大街，长度多为3000米左右。在当时，各条大街都有专门的名称。从文献记载结合实际勘察的情况来看，安门大街可能是章台街，直城门大街可能是槀街，清明门大街可能是香室街，横门大街可能是华阳街。
　　八条大街的长度虽各有差别，但它们的宽度却完全相同，都在45米左右。这显然是出于统一的规划。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大街都分成三条并行的道路，其间有两条宽约90厘米、深约45厘米的排水沟。这两条排水沟，形状很规整，断面成半圆形，它们固然是为了排除雨水而设，但也起了使大街一分为三的作用。中间的一条道路宽度较大，计20米；两侧的两条道路宽度较小，各为12米左右。据文献记载，中间的一条道路称“驰道”，是专供皇帝行走的；平民和官吏都不得行“驰道”，虽贵为皇太子亦不例外。《西都赋》所说“披三条之广路”，就是指长安城内的大街都分为三条并行的道路而言的。这也说明了每个城门为什么都要有三个门道（中间的一个门道为皇帝所专用，一般吏民的出入是经左右的两个门道）。

　　对于四周筑有高大城墙的都市来说，排水设施是十分重要的。长安城的排水设施，主要是在城门的地下埋筑宽大的涵洞（上图）。据在直城门和西安门发掘所见，涵洞的宽度各约1.2和1.6米，高约1.4米左右，系用砖和石块砌筑，顶部都用砖发券。城内的积水，通过大街两旁的水沟，从城门地下的涵洞排入城外的壕沟。《汉书·刘屈氂传》说：“戾太子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数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所说的沟，就是指安门大街两帝的排水沟。此外，在建筑城墙时，还预先有计划地将一些断面成五角形或圆形的陶制水管埋入墙基，也起了排水的作用。城内许多重要建筑物的地下排水系统，也是普遍使用这种陶制的水管来敷设的。1961年至1962年，对长乐中和未央宫的范围进行了勘探。长乐宫在城的东南部，所以又称东宫。宫的周围筑有围墙。由于兴建长乐宫和未央宫时，长安城还没有城墙，为了防卫，两宫的围墙都很宽阔，基部宽在二十米以上。可能是因为长乐宫系由秦代的离宫改建而成，缺乏系统的规划，所以全宫的平面形状不很规整。从埋存在地下的断断续续的墙基看来，长乐宫的围墙全长在10000米左右，合汉代二十余里；宫的全部面积约6平方公 里，占长安城总面积约六分之一。据文献记载，长乐宫四面各有一门，称“司马门”。其中东面和西面的司马门是主要的，门外有阙，称东阙和西阙，后者紧临安门大街。未央宫在长安城的西南部，当时也称西宫。但是，经勘察，它的位置和东面的长乐宫不很对称。因为完全是汉代新建的，所以和长乐宫相反，它的规划十分整齐，全宫平面为一规整的方形。四周围墙的长度，东墙和西墙各为2150米，南墙和北墙各为2250米，周围全长8800米，合汉代二十一里；全宫面积约5平方公里，占长安城总面积约七分之一。围墙虽已夷平，仅存地下的墙基，但西墙尚有一小段遗留在地面上，其高度竟达11米。有名的未央宫前殿，基本上居全宫的正中，其基址至今犹高耸在地面上，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00米，北端最高处高在15米以上，是利用龙首山的丘陵造成的。萧何营建未央宫，其规模如此宏伟，无怪汉高祖要责问：“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据记载，未央宫四面各有一“司马门”，而以东面和北面的“司马门”为重要，门外有阙，称为“东阙”和“北阙”。诸侯来朝，入自东阙；士民上书，则诣北阙。至于西南两面，则有门无阙。从实际情况看来，未央宫的南墙和西墙距长安城的城墙都很近，亦无立阙的余地。
　　《汉书·高帝纪》说：“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三辅黄图》说：“武库在未央宫”。但是，从《史记·樗里子传》和其他许多有关的记载来看，武库不在未央宫内，而在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资治通鉴注》引《元和郡县志》谓未央宫与长乐宫相隔一里，其实不然。根据实际的勘探，长乐宫的西墙与未央宫的东墙相距为950米，合汉代二里有余，武库的位置便在这一地段上。

　　1975年以来，对武库进行了全面的发掘，究明了它的范围、形制和结构。它的四周都筑有围墙，整个平面成一规整的长方形，东墙和西墙各长320米，南墙和北墙各长约800米。在内部有一道隔墙，将整个武库划分为两个院落。东院有四个仓库，西院有三个仓库，共计七个仓库。其中最大的一个仓库，长约230米，宽约46米，包含着四个库房，每一库房的面积在1500平方米以上。在库房中，紧密地排列着放置各种兵器的木架。木架本身虽已朽坏无存，而木架的础石犹一一可数，充分显示了《西京赋》所说“武库禁兵，设在兰錡”的情形。发掘工作说明，和长安城中其他许多建筑物一样，武库毁于新莽末年的战火。所藏武器虽然多已被取走，但仍有一些残余，其种类包括铁制的甲、戟、矛、剑、刀、镞和铜制的戈和镞等，完全足以说明它是武库。
　　据文献记载，桂宫在未央宫之北，西面隔城与建章宫相近。因此，它的位置应在直城门大街之北，横门大街之西，雍门大街之南。1962年，通过钻探，在这一范围内发现了桂宫的围墙，计东墙和西墙各长纺1800米，南墙和北墙各长约880米，四面围墙总长约5300米，合汉代约十三里；全宫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6平方公里。至于北宫和明光宫，迄今尚示究明它们的范围，只是根据文献记载，认为前者的位置应在未央宫之北、桂宫之东，后者的位置应在长乐宫之北而已。西面城外的建章宫，经1962年的勘探，大致究明了它的位置和范围，但还待进一步考察才能确定。建章宫北有太液池，其遗迹尚大致可寻。1973年在池址的北侧发现了一件巨型的鱼形石雕，长近5公尺，证实了各种文献关于太液池北岸当时置有石鱼的记载（下图）。

　　综合各种文献记载，可以肯定长安城内有九市。三市在街道之东，称东市；六市在街道之西，称西市。由于长安城的南部和中部都属宫殿区，九市只能是在城的北部。《三辅旧事》记述九市的位置在突门（雍门）附近、横桥大道（应即横门大街）的两侧，因而可以进一步判断它们是在城的西北部。在城的西北部一带，有的地方曾发现地面上散布着许多陶俑和钱范，说明这里是手工业作坊的所在，也可以作为上述判断的一种依据。《汉书·惠帝纪》说：“（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起长安西市”。由此可见，市的位置早在筑城之初已经选定。《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中国古代都城的一种理想化的规划。据考证，《考工记》为东周时所作，但就调查发掘所知，东周列国都城的形制多与《考工记》不符。然而，综上所述，长安城的规划却的确有与《考工记》符合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城的平面形状虽然不很规整，但基本上呈方形，经纬相等；十二个城门平均分布在四面，每面三个城门；每个城门各有三个门道，其宽度按车轨计算；经由城门的主要大街，都各分为并行的三条道路；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城的南 部，东市和西市在城的北部。这可能是由于《考工记》在汉初受到重视，因而在设计长安城时被充分参照，相反，也可能是由于汉儒从长安城的实际情况出发，增设了《考工记》的“匠人营国”部分的关系。

摘自《汉代考古学概说》P3—8

张仲殊著  中华书局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