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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第三节 夏、商、西周的社会经济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28 18:31:56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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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
商代使用的农具，目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仍以石、骨及蚌制铲、斧、镰、刀等为主，偶尔也发现有一些铜锸、铜铲等青铜工具，但不一定用于农业生产。
甲骨文的田字，表明在广平的原野有整治得整齐规则的大片相连的方块熟田。甲骨文“疆理”的“疆”字，象征丈量和划出疆界的田地，“田畴”的“畴”字，像田间按行垄犁耕往返转折，这样的田畴当然不会耕作得很粗放。这些经过疆理整治规则耕作较好并配合有灌溉沟渠的方块田，就是后来的井田。
这些田地主要分布在都邑附近，由商王和诸侯国君直接占有，也有分配给近亲贵族。其他贵族在封邑内也同样经营这样的田地，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在国都以外，商王经常派臣民到比较边远的地方去开垦土地。
手工业的发展
铸造作坊商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比农业更为突出。其中，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工艺的高度发展，更集中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水平和时代的特点。
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有为王室所专用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当时，在这些作坊中都有比较细致的分工，有世代从事生产擅长专精技艺的工匠。生产规模之大和技艺水平之高，是当时世界所罕见的。
商业的发展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各个生产部门内部分工日趋巩固和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商代的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周灭商后，据周公说在殷民中有一部分人是“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些人就是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活动的商贾。
在殷都和其他重要城邑的贵族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用的一些比较珍贵的物品，如龟、贝、玉、珠宝、青铜、皮毛、齿革、丝帛等等，除在专有作坊役使奴隶自行生产之外，还有许多必须来自外地。其中有一部分由各地贡献，也有不少是通过交换的商品。这些商品，主要由一些专业的商贾从事贩运，这样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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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农业生产
夏代的中心地区位于黄河中游，气候适宜。谷也叫粟，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之一。主要的收割工具有石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石刀正面呈梯形，上有两面对穿的圆孔，一面刃，样式很象后世北方掐谷穗用的“铁爪镰”。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些弯月形的石镰和蚌镰，这也是那个时候的主要收割工具，石镰和蚌镰不仅能收割谷穗，而且连谷物的杆也可以收回来，可见那时的农业已脱离了原始状态。
当时翻地的工具主要是木耒和石铲。在二里头遗址的房基、灰坑和墓葬的壁土上能看出木耒留下的痕迹。古书上说，大禹“身执耒亩以为民光”。耒是木质的，从壁土上遗留的痕迹来看，它的形状大体是在木柄的一端分成双叉，主要用来掘土。石铲在二里头和洛阳锤李遗址的四期文化层中(相当于二里头早期)都有发现。锤李的石铲是磨制的，呈扁平状，上窄刃宽，两面刃，为了安装木把，在铲的中间还钻上孔。在黄土平原比较松疏的土地上，这种木耒和石铲就担负起翻地掘土的主要任务。
农业生产的发展的表现：
水井的使用。水力的出现可能在夏代以前。在河北邯郸涧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过水井。到了夏代，水井的使用肯定比以前有所增多。在洛阳锤李、偃师二里头都发现了水井，锤李的水井是圆形的，口径1.6米，深6米多，在这口古井中发现有高领罐、直领罐等遗物，可能是当时汲水落井遗留的器物。二里头的一口井是长方形的，长1.95米，宽1.5米，井深4米
以上，井筒是光滑的直壁，证明它不是窑穴。壁上有对称的脚窝，那是为了掏井和捞拾落井器具而挖的。水井的使用可以改变那种追逐水源、迁徒不定的生活，使人们有可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而定居生活又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水井还可以浇地，不过，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水浇地。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型的陶制容器。例如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瓮以及大陶罐等，与龙山文化早期、中期的器物相比，它们确实成了庞然大物。这些大型器物，有一些应是贮存食物的用具。只有农业的相当发展，制作大型容器才成为必要。
在这个阶段上，专用酒器也出现了。在二里头遗址的一些墓葬中发现有细长的觚(gu)、有带管状流的盉[he]，还有那种三个空足、有耳有流的鬹[gui]等专用酒器，足见当时饮酒风气十分盛行。有的文献上记载说，古时候用黄米做“酒”是夏代第六个国王少康发明的。我们知道，酿酒的主要原料是粮食，没有相当多的粮食收获，大量酿酒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专用酒器的普遍出现，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发展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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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铜铸造为主的手工业
从夏铸九鼎的传说看，夏朝的铜器制造应当是很有发展的。《墨子·耕柱》篇说夏后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左传》宣公三年说“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现夏代的铜鼎，但已经发现了不少其它种类的铜器，二里头遗址的铜爵就有相当高的铸造工艺水平。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时曾经封赐给鲁公伯禽以“夏后氏之璜”。春秋时期宋国叛臣外逃路过卫地，遭到卫人围攻，让他留下“夏后氏之璜”才肯放行。这些都说明夏代的美玉很为后世所珍贵。二里头遗址出土有许多种类的玉器，其中的玉柄形器的末端浮雕成兽头形，分为六节的器身上雕琢有兽面纹、花瓣纹，雕工十分精细，代表了当时的制玉工艺水平。《韩非子·十过》篇说禹所作的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这种祭器据说就是漆器。二里头遗址出土有平底漆盒、漆豆、漆觚等，可以看出当时的漆器制造工艺。
商朝以光辉灿烂的青铜铸造业著称于世。历年出土的商朝青铜器有数千件之多，许多铜器造型古朴奇特，厚重雄浑，纹饰繁缛，足为商朝文明的象征。早商时代的郑州二里岗遗址曾经出土多种青铜器，还发现两处铸铜作坊。晚商时代的青铜铸造可分为两个阶段。康丁以前的阶段，铜器多方形，如方鼎、方彝、方尊等，其棱角和中线处常以扉棱为装饰来增强器物的庄严和雄伟。这个阶段的铜器多无铭文，或仅标明器主的族氏。武乙以后的阶段，器物形制发生不少变化，如鼎足由原先的圆柱形变为中间略细的蹄足形，爵由平底变为深腹圆底等。这个阶段出现了字数较多的铭文，有多达40余字者。殷墟所发现的铜矿石是孔雀石，其中最大的一块重18.8公斤。商都所需的铜和铅可能产于今豫西、晋南一带，锡则来自南方。开采好了的矿石要先炼成铜料备用，这在卜辞中称为“铸黄吕”。殷墟有大规模的铸铜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当时铸造青铜器要经过制模、翻范、浇铸、修整等工序。铸造大型铜器常常要上百人乃至几百人的协同工作。司母戊大方鼎的鼎身和鼎足采取整体铸造的方法，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而成的。它的鼎身由4块腹范、1块底范、1块芯座，另加4块浇口
范合在一起铸成，所需金属料在1000公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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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陶、青铜器和其他手工业
在手工业生产中，最使我们重视的是制陶业的发展和青铜器的出现。
二里头遗址中发现有当时的陶窑。窑是直壁圆筒形的，直径在1米左右。它的大体结构是这样的：在下部有火膛，那是燃料燃烧的地方，一侧开有火门。中间是窑革箅，厚0.05米，箅上布满了圆孔。窑的顶部已塌毁，看不出它原来的形状，但从窝室残壁看来，顶部应该是圆形的。由于久经火烧，火膛和窑草都变成红褐色及青灰色。从这种窑的形制和结构来看，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进步，那些分布在窑箅上的密密麻麻的圆孔，使陶器的烧成水平有所提高。
当时陶器的制作方法也复杂了，有模制，有轮制，有手捏，也有泥条盘筑。大部分陶器是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制成的。
陶器的种类很多。主要的有作炊器用的鼎、鬲[1i]和深腹罐，有作食器和容器用的深腹盆、三足盘、大口尊、豆、澄滤器和高领罐，有专用酒器舰、爵、蚕、篱等器物。仅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就在三十种以上。
带有时代烙印的陶器纹饰，在夏代的四、五百年内也有发展变化。初期，陶器的纹饰以蓝纹为主，方格纹、细绳纹并不多见；后来以细绳纹为主，蓝纹大减；到晚期蓝纹、方格纹几乎绝迹，而盛行粗绳纹。内壁普遍施加麻点。这里仅仅是就纹饰来说的，至于陶器的形制和种类也伴随着制陶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着。
据古书记载，大禹的时候曾用铜铸成了九个大鼎；还说夏代是“以铜为兵”。总之，这都说明夏代已经有了青铜器。在考古发倔中也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二里头遗址中，不但发现了青铜器，而且还发现了当时的冶铜、铸铜遗址，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冶铜手工作坊。那里，有冶铜时留下的铜渣和柑墒碎片，以及铸铜用的陶范残片。这就证明
当时确实已经出现了青铜铸造业。
在青铜器物的种类方面，有作工具用的铜凿、铜镑、铜椎等。凿是方柱形，一面刃，顶端留有使用过的痕迹；铜锛，扁平体，略微上曲，圆刃；铜椎，呈扁平状，四棱向前聚成银尖。还有作兵器用的戚、戈，作酒器用的爵以及小件铜器铃、箭头、鱼钧等。在山西夏县东下
冯遗址也发现了铜凿、铜箭头等青铜器物。
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是当时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青铜不同于质地饺软的黄铜，它是一种铜、锡合金。制作这样的青铜器，从采矿、配料、冶炼到制造泥模，做成陶范，以及灌注铜液，制出成品，每一个过程都要有熟练的技巧。象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铜爵，通高13.3厘米，爵的流和尾比较长，平底束腰，三个足长短不一，在把上还有三缕孔。它是用四块以上的范，由合范法铸成的，其制造技术已相当复杂。
夏代的青铜器目前发现的并不算多，而且没有找到大件铜器。但是，那些闪烁着绿色光泽的小型器物也同样可以告诉人们：历史已经迈进到了青铜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除了陶器和青铜器的制作以外，能够说明当时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还有生产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和分工程度的加强。当时的制骨、琢玉、编织、纺织等手工业也都发展起来，建筑业也随之兴盛，我们下面要介绍的那种大型的建筑物的出现，要是没有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手工业的成就和分工的发展，使交换和贸易成为可能。在二里头出土的贝、玉和松绿石等，它们都不是当地的产品，而是通过贸易和交换等方式从外地运进来的。
除了实物以外，作为交换的媒介，当时已经有了原始的货币。在二里头的一个土坑内一次出土了十二枚贝，在二里头的另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仿海贝式样制戍的小巧耐用的骨贝和石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的货币。汉代的《盐铁论·错币》中说：“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它告诉我们：夏代已有了以贝为主的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