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远古社会和传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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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和炎帝

　　《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按照这个说法，黄、炎两族是从互通婚姻的少典氏和有蟜氏繁衍出来的。黄、炎两族最初居住在今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后来逐渐东移。黄帝族的迁徙路线偏北些，东渡黄河以后，沿着中条山、太行山的山边地带直到今冀北地区。炎帝族的迁徙路线稍偏南，顺着渭水和黄河两岸发展到今河南以及冀南、鲁东北一带。他们在迁徙过程中曾与所迁地区的土著部落发生过斗争，《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族曾经“北逐荤粥”，《逸周书·尝麦》说炎帝族和原居于鲁、豫一带的蚩尤族发生激烈冲突，并被蚩尤族打败。黄帝族应炎帝族的请求而与蚩尤族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蚩尤族曾和少昊族关系密切，所以黄帝族亦和处于东方的太昊、少昊两族作战，并赢得胜利。
　　黄帝族打败蚩尤族以后，和太昊、少昊两族修好关系，在中原地区扩大了影响，但炎帝族却图谋与之争夺在各个部落间的主导地位，于是黄帝便“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阪泉之战先后进行了三次，炎帝族战败并归服了黄帝。此后，黄帝族与炎帝族联合，在我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影响日益广泛。
新石器时代后期，黄帝族的影响更加扩大。战国、秦、汉期间，人们对黄帝族的发展情况进行归纳整理，司马迁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在《史记·五帝本纪》里叙述了这样一个系统：我国上古时代，人名、族名和地名常常合而为一。上面这个系统里的名称绝大多数都不应当视为某一个人的名字，而应当作为族名来认识。相传黄帝25子，实即由黄帝族繁衍出来的25个氏族。我国古代文献里，几乎众口一辞地盛赞黄帝的巨大影响，很可能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了以黄帝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在我国上古时代的历史中，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被尊称为五帝，是最有影响的部落联盟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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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中国大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一、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数十万年以上的原始社会时期。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址和考古学文化，有以下几种可作代表：
　　元谋人。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元谋盆地东侧山麓的小丘上，发现同属一个不大年龄的人体左、右上内侧门齿化石两颗化石。以后经多次发掘，在元谋人化石所在的褐色粘土层里，又发现了石器、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表明约在170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这里生息繁衍。(胡承志：《云南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
　　蓝田人。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蓝田人头骨、颌骨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蓝田人属中更新世时代，包括蓝田县城东的九间房公王岭和城西北的泄湖陈家窝两个点，前者距今78～80万年，后者距今50～60万年，两地相距29公里，除发现人类化石外，还出土有石器、动物化石、炭屑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5年)
　　北京人。距今约40～50万年，北京人化石自1921～1966年历次发掘所得，共有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包括单独的面骨）14块、下颌骨15块、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锁骨1根、月骨一块、零散和附连在颌骨上的牙齿153颗、约代表43个个体。除人类化石外，尚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角器以及丰富的用火遗迹。(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中华书局，1964年)
　　丁村人。1953年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发现有旧石器和动物化石，1954年和1976年又两次发现人类化石。丁村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典型遗存之一。在石器中，三棱大尖状器最具特色。丁村文化距今15～10万年。(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年)
　　山顶洞人。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发现，故名。属于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距今约18，000年。除人类化石外，还出土有穿孔饰物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并发现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方式。(贾兰坡：《中国在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还有马坝人、长阳人、资阳人、柳江人、河套人等，古人类化石遗存十分丰富。

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中国大地，从内蒙古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到处都有发现，迄今总计在6000 处以上。典型的有：
　　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名。时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其分布为以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共发现遗址1000余处。重点发掘的有：陕西的西安半坡、郑州大河村等十余处。仰韶文化的陶器以手制红陶为主，房屋遗址发现400多处，建筑形式有半地穴及地面营造等。仰韶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兼作采集和渔猎，一般认为具早、中期为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晚期开始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也有称为金石并用时代的。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而命名。龙山文化内涵丰富，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时间为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在豫西、豫北、豫东等地区，发展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泾河、渭河流域，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共性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石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某些遗址发现了铜器。揭开了青铜文比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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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兰坡：魂归周口店

　　大众网07月13日消息：９３岁的贾兰坡在病床上挣扎了３个多月，终因脑溢血并发多脏器衰竭于７月８日中午１１时４４分在北京医院病逝，临终前作为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发现者之一的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面临着被“世界遗产”清单除名危险的周口店和仍然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贾兰坡常说，没有周口店，就没有我贾兰坡。
　　“不要啃坏了我的骨头”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没有贾兰坡，也许就没有周口店了。因为，周口店的历史就在他的书房里。１９０８年贾兰坡出生在河北玉田县。高中毕业考上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问他：“这种工作很苦很累，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呢？”他不假思索地说：“为了吃饭。”翁所长听后大笑起来：“说实话好，好好干吧”。
　　初到周口店的贾兰坡只是个练习生。练习生的地位在研究部门是最低的，但仍属先生行列，能和领导同桌吃饭。除了这些，受苦受累的活都得干。买发掘用的物品，与来访的学者到处看地质，背他们采下的标本，和工人们一起挖化石。开始他什么也不懂，挖出了化石，就向工人们请教。他们会告诉他这是猪的、这是鹿的、这是羊的。
　　当时古人类学和古脊椎动物学在中国刚刚起步，国内连一本哺乳动物的教科书都没有，借来的一本英国１８８５年出版的《哺乳动物骨骼入门》成了大家的宝贝。晚上别人不看了贾兰坡才看。书读起来很吃力，开始每天只能读半页、一页。他的英文底子不好，再加上书中专用名词太多，有些字典上还没有，只好边读边请教。书啃完了，他觉得脑子开窍了。为了更好地认识动物骨骼，他和工人们打了一条野狗，工人们七手八脚地去皮、挖内脏，他在一旁不住地叫，“不要弄坏了我的骨头”，大家争先恐后地大吃起来时，他还在叫“不要啃坏了我的骨头”。他把骨头一块块装起来，在不同的部位上涂上不同的颜色，按书上图示的名称，一一写在狗骨架上。学解剖学时，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人手腕的骨骼。没事就摸，分辨是哪块骨头。猜对了就放入另一侧的口袋，错了重新摸。贾兰坡最后能分辨蚕豆大小的人骨和动物骨骼。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的杨钟健先生不信，用纸将骨头盖起来，纸上只撕手指大的洞，让他认，他看了一会，就把人的骨头认出来了。
　　周口店是他最辉煌的时刻
　　１９３４年贾兰坡开始主持周口店的工作，他本来有两个大学毕业的助手，但不到一年两个都走了，对这项工作没兴趣。周口店只剩下他，还有一帮工人。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５日上午９点半，技工张海泉把挖到的一块核桃大的碎骨片放进小荆条筐，贾兰坡问是什么东西，张说是“韭菜”（碎骨之意），他拿起来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大嚷起来：“这不是人的头骨吗？”他马上让人把现场用绳子围了起来。慢慢地，耳骨、眉骨也从土中露出来了，头盖骨是被砸碎的。直到中午，这个头盖骨的所有碎片才被全部挖出。贾兰坡将头盖骨送回办公室，清理、烘干、修复，把碎片一点一点对粘起来。当时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魏敦瑞正在中国检查周口店工作，他听到消息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急忙穿上衣服，带着夫人和女儿往周口店赶。他的夫人说，他激动得把裤子都穿反了。见到“北京人”头盖骨时，这个德国犹太人的手不住地发抖，他明白这颗头盖骨意味着什么。１８９２年荷兰人尤金·杜布瓦发现了爪哇人，认为是猿向人过渡的“直立人猿”。杜布瓦受到反对进化论的教会的指责，不得不将化石锁进保险柜，并承认了自己发现的是猿的化石而不是人的。“北京人”再次证明了人是由猿进化而来，为科学冲开蒙昧提供了力量。接着贾兰坡又发现了两个“北京人”的头盖骨。最后的一个，比前两个都完整，连神经大孔的后缘部分和鼻骨上部及眼孔外部都有。消 息一下震惊世界，地质所让贾兰坡把一张他的个人照片洗印了１００多张，以供世界各国的通讯社发表用。照片上的这个青年，留着三七开的分头，戴着眼镜，西装领带蛮精神的。翁文灏所长对贾兰坡评价：“虽并非大学毕业，而数年追求很具根底，故应特别待遇，而特奖励。”这一奖励就是提升为技师（相当于副教授）和２００银元。周口店是贾兰坡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科学之路的起点。从周口店开始，他的眼光放在人类的起源研究上。他先后发现了丁村人、蓝田人，将中国陆地上人类的起源上溯到１００万年以前。
　　死后也要守护着周口店
　　贾兰坡７０岁以前基本上在野外搞调查发掘。１９９５年８８岁的他被选为美国世界探险中心会员，贾老说，我现在老得连小板凳也上不去了，怎么能和宇航员同称探险家呢？美国人说，你一生钻过３００多个山洞，没人能和你相比。
现在贾老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贾老说，“北京人”是我的祖宗，我是“北京人”的家长，可惜这个家长没有当好。贾兰坡在周口店为自己选了一块墓地，儿子们明白，父亲死后也要守护着周口店。贾兰坡一直写作到９３岁。８０岁以前他写了４００多篇（册）学术著作，８０岁以后他出了很多像《爷爷的爷爷从哪里来》这样的科普读物。他有个担心，看着这门清贫寂寞的科学出现人才的断层，怕后继无人。其实到９０岁以后，他已经不能写了。４００字的稿纸他要写一天，而且青光眼加白内障使他用放大镜写也会把字写到一堆。
　　世纪之谜：“北京人头盖骨”下落不明
　　现在，活在世上的见过“北京人”头盖骨的人只有三个。一是卞美年，早年去了美国，长贾兰坡半岁，再就是贾兰坡和８４岁的胡承志。这三人中，只有贾兰坡是终其一生研究古人类学的。１９４１年日美关系紧张，中国准备把头盖骨送到美国暂避战争，化石先被白棉纸包好，再用卫生棉和纱布裹上，包上白纸后放入小木盒内，盒内还垫上了瓦楞纸，最后分装在两个白茬木箱里。为了怕引起注意，特地不写名称，只在箱子上标了Ａ、Ｂ字样。化石运出北京后便下落不明，成为世纪之谜。胡承志就是那个装箱子的人。“北京人”从此成为贾兰坡魂牵梦萦的痛。　　
　　贾兰坡的书房里有一个大夹子，里面有他追寻“北京人”６０年的全部资料，包括当年占领协和医院的日军军官的照片、日本来华寻找化石特派员的资料、中外提供线索者的来信、从四面八方收集到的真真假假的各种线索。哪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传闻，贾兰坡也收集了起来。２０００年，９２岁高龄的贾兰坡，再次发起一场“世纪末的大寻找”，他说自己活不了几年了，但看不到“北京人”化石，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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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社会面貌

1 经济的发展
　　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南方与北方的农业发展在新石器时代即显露出地域差别。北方地区以粟为主，半坡遗址中的一些瓮、罐和室内小窖都发现有粟的遗存，多者一处可达数斗。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多数墓内都随葬有装满粟的陶瓮，少者一个，多者达4个。南方地区多有稻作农业的遗物。河姆渡遗址普遍发现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积，最厚处超过1米。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除了石器以外，还有骨器、木器、陶器等多种，许多工具采用复合形式，如带木柄的石斧和石锛，装柄的骨镰和蚌镰，有柄的鹿角镐等。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临汝阎村遗址的沙质红陶缸和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莒县陵河遗址的灰陶陶缸，分别绘有石斧、石锛图像，显示了关于工具制造的捆扎组合的方法。
　　家畜饲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已出现，后来逐渐发展，当时的家畜有狗、猪、羊、牛、鸡、马等，其中以猪的数量最多。猪不仅供食用，而且用作祭品或显示财富的一种标志。属于龙山文化的邯郸涧沟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就有作为祭品的21个猪头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的一座墓葬即随葬32个猪下颌骨。渔猎在经济中依然有重要地位。龙山文化的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鱼镖、牙质鱼钩，以及角镞、网坠等渔猎工具都很精良。许多遗址所发现的飞禽走兽骨骼就是当时猎获物的遗骸。
　　制陶业是当时手工业的大宗。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无论器物造型、彩绘、纹饰，或是快轮制作、掌握烧制火候，都有相当水平。烧窑技术的发展表明当时已经具备了炼铜的条件。冶铜业发展最为突出的是齐家文化。甘肃武威县娘娘台遗址有铜刀、凿、锥、钻头，永靖县秦魏家遗址有铜锥、斧、指环，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和甘肃永靖齐家坪遗址都有铜镜。这些铜器既有红铜，又有青铜；既有用冷锻法制造者，又有采用冶铸方法的。精细手工业的最突出成就表现在玉器制造和牙雕、骨雕技术的发展上。大汶口文化有剔地透雕或镶嵌绿松石的骨筒和象牙筒，还有玲珑精致的17齿象牙梳和雕花骨匕。良渚文化的大量玉器多雕琢有精美纹饰，采用浅浮雕、半圆雕、镂空、圆雕等技术，琢刻出繁密图像，还出现了主体纹、地纹和装饰纹的三重装饰，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2 社会组织的演变
　　新石器时代是氏族组织高度发展的时期。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氏族组织的规模不会太大，氏族成员间往往比较平等。裴李岗墓地的114座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排列密集并且有一定规则，以单人直肢葬为主，墓穴虽略有大小之分，但是随葬品却都较少而且差别不大，随葬品皆为生产和生活的实用器物。这表明当时人们之间是基本平等的关系。半坡遗址的中心是一座大型的近乎方形的房屋，为氏族公共活动场所，在它北面的45座中、小型房子都面向大房屋，形成一个半月形。和半坡遗址类似，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也是一处典型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原始村落。这个村落的中心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广场，其周围有五组建筑群，每组都以一个大型房屋为主体，大房屋周围分布十几或二十几座中、小型居室，所有房屋的门均朝向广场。这种原始村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集团，每座房屋都是一个可以单独生活的单位，可以推测，属于对偶家庭范畴的小家庭已经是氏族组织的基本细胞。原始时代往往由几个氏族组成胞族，若干胞族组成部落。姜寨这样的村落应当是一个胞族的聚居地，其人口“当有450人到600人之多”。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原始聚落遗址在其早期阶段，居住基址布局十分规整，可见其房屋 是统一营建的。到了其晚期阶段，房址冲破了整体统一的格局，房屋室内面积变小，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变化。
　　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内部的母系或父系只是区别人们世系、辈分的依据，而不是两个必然的先后承继的社会发展阶段。母系并不等于女权。仰韶文化时期墓葬中男性和女性的随葬品数量相差不大。当时社会上受到尊重的人物有氏族或部落首领、巫师、英雄等，而这些人物往往以男性居多。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墓地发现有罕见的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其中间是一壮年男性骨架，显示出其特殊的社会地位。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在为数颇少的单人葬中以一男性老人的单人葬最隆重，其墓穴底部有二层台，台上堆砌数层砾石，形成石棺，还随葬较多的陶器。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情况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