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第四节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28 18:31:56阅读：nyq
字号：小|大
扩展资料
渡江战役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4月至6月，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向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发动的规模巨大的强渡江河战役。
1948年秋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在战略决战阶段的其他战役，国民党军大部主力已被歼灭，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东北全境、华北大部、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使其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已濒临绝境。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发展到400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已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军。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正规军还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约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为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为146万人。这些部队，多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分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4月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省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地段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地段上。同时，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计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镇江、上海等地的长江江面，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计飞机300余架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支援陆军作战。此外，美、英等帝国主义也各有军舰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江，自西向东横贯大陆中部，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曹操、拓跋焘等军事统帅均因被阻于此而未能完成统一大业。长江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水位在每年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大浪高，影响航渡。沿江广阔地域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大兵团行动。防守该地段的汤恩伯集团，除以一部兵力控制若干江心洲及江北据点作为警戒阵地外，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支援下，大量杀伤其于半渡之时或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往上海及浙赣铁路(杭州-株洲)沿线，组织新的防御。其具体兵力部署是:以第8兵团指挥第55、第68、第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第7"绥靖"区指挥第20、第66、第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第17兵团所属第106军位于泾县、宁国、太平地区为预备队；以第6兵团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第28、第45、第99军防守南京及其东西地区；以第1"绥靖"区所属第4、第21、第51、第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第54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以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第52、第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间。另以第9编练司令部指挥第73、第74 、第85军和第18、第67、第87军共20余个师位于浙赣铁路沿线及浙东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担任江防，其中以主力第3兵团位于武汉及其以东至九江地区；以13个师位于长沙、南昌之间地区。
1949年2～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决定在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谈判的同时，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8个兵团26个军110万人，准备适时发起渡江战役。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决定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等5人组成中国共产党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总前委依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国民党军的部署以及长江中下游地理特点，3月31日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国民党军，然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江苏、安徽省南部及浙江全省。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兵力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指挥第20、第26、第34、第35军，第10兵团指挥第23、第28、第29、第31军和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第34、第35军位于江北全椒、仪征、扬州等地并攻占瓜洲、浦口、浦镇，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6个军由三江营(扬中以北)至张黄港(靖江以东)段实施渡江，成功后向宁沪铁路(南京-上海)挺进，控制该路一段，阻击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东逃和上海方向的国民党军西援，并向长兴、吴兴方向发展，会同中突击集团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南逃的通路，完成战役合围，尔后协力歼灭被围之敌。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指挥第21、第22、第24军，第9兵团指挥第25、第27、第30、第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芜湖以北)至枞阳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迅速东进，会同东突击集团完成对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尔后各个歼灭被围之敌。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为求得中、东两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南京、镇江地区守军，中突击集团过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以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指挥第10、第11、第12军，第4兵团指挥第13、第14、第15军，第5兵团指挥第16、第17、第18军及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和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由枞阳至望江段实施渡江，成功后以1个兵团挺进浙赣铁路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控制该路一段，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歼灭芜湖守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掩护第二野战军渡江后，依据情况和中央军委指示实施渡江。4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上述计划。为了便于部队就粮和避免过分拥挤，4月17日总前委又决定西突击集团过江后，第3、第5兵团直出浙赣铁路沿线，第4兵团执行东进任务。邓小平、陈毅位于合肥以南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参加渡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于3月初～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开展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形势任务和新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侦察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工事和长江水情、两岸地形；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筹集、修理船只，到渡江前夕，共筹集各型木船9400余只，培训了数千名部队选调的水手；开展以强渡江河和水网稻田地作战为主要内容的战术、技术训练等。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统一部署下，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竭尽全力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支前工作，仅随军参战的船工即达1万余名，临时民工达300万人，山东、苏北解放区还组建了16个民工团随军服务。与此同时，各兵团还以一部兵力拔除了枞阳、土桥、仪征、三江营等长江北岸国民党军据点10余处，从北岸控制了长江航道，为主力渡江开辟了道路。
1949年4月1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根据毛泽东发表的“八项和平条件”开始谈判。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人民解放军数度推迟渡江时间。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4月20日签字。但南京国民党政府却拒绝签字，人民解放军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于20日夜按预定部署发起渡江作战。中突击集团第7、第9兵团第一梯队第24、第25、第27、第21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国民党军军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在100余公里的正面上，首先登船起渡，迅速攻占了鲫鱼洲等江心洲。接着，突破鲁港(芜湖西南)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守军的多次反击，巩固了滩头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攻势，至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并继续迅速东进。国民党军芜湖以西地段的长江防御被人民解放军突破后，汤恩伯于21日到芜湖亲自布置堵击，但已无济于事。当晚，人民解放军由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集团，由第3、第4、第5兵团组成的西集团发起强大的渡江作战。东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23、第28、第29军展开于龙稍港(泰兴西南)至张黄港段，在天生港(泰兴以南)等地突破守军防御后，击退 其第45、第21、第123军的多次反击，于22日进抵南闸(江阴以南)、百丈镇(申港以西)之线，建立了东西5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的滩头阵地。同时，国民党军江阴炮台守军700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的策动和率领下起义，控制了江阴炮台，封锁了江面。第20军由泰兴西北龙窝口至永安洲段起渡，22日攻占扬中。西突击集团也于21日晚在预定地段突破守军江防阵地，控制了宽100余公里、纵深5至10公里的滩头阵地，于22日占领彭泽、东流等地，并解放安庆。中突击集团则继续发展攻势，占领南陵，歼国民党军第88军大部。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英国军舰4艘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击伤其旗舰"紫石英"号，后4艘军舰相继逃往上海。为此，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申斥了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并要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海、领土、领空，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卫主权的决心。国民党集团鉴于江防已全线被突破，部队有在沿江一线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围歼的危险，于22日下午仓促部署总退却，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铁路沿线撤退，芜湖以东、常州以西的部队向杭州方向撤退，常州以东的部队向上海方向撤退，企图在浙 赣铁路沿线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人民解放军除组织第二梯队军继续渡江外，主力乘胜向国民党军防御纵深发起追击。23日，东突击集团主力相继解放丹阳、常州、无锡等城，切断了宁沪铁路，争取了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率舰艇25艘在南京以东江面和另一部舰艇23艘在镇江江面起义，另一部舰艇23艘在镇江江面投诚。第34军进占镇江，第35军于23日晚进占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中突击集团一部占领芜湖，主力渡过青弋江，并在湾沧地区歼国民党军第20军大部和第99军一部。西突击集团占领贵池、青阳等地，歼国民党军第8兵团一部。在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武汉以东以西的黄梅、浠水、汉川等地，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翼侧安全。
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4月22～23日，总前委依据沿江国民党军全线南撤的情况，迅速调整了进攻部署，令第三野战军除以第8兵团部率第34、第35军担任镇江、南京地区的警备任务，以第10兵团第29军东进占领苏州并向上海方向警戒外，主力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西侧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今湖州）地区疾进，完成战役合围，歼灭由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南逃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同时解除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沿江东进的任务，改为与第3、第5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沿线挺进，追歼逃敌，控制浙赣铁路，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翼侧安全，另以第10军担任安庆、芜湖地区的警备任务。
第二、第三野战军接到命令后，不顾疲劳，不待重火器和辎重到达，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等困难，向指定地区兼程疾进。4月26日，第9兵团主力通过广德；第10兵团进抵天王寺、宜兴一线，并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4、第28、第51军各一部。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多路追击下，不敢再沿宁杭公路南逃，改由宜兴以西山区直下郎溪、广德，企图由此突出重围，直趋杭州。27日，第10兵团第29军进占苏州。第三野战军主力会师吴兴，将国民党军第4、第28、第45、第51、第66军等5个军8万余人包围于郎溪、广德之间山区，经两天激战，将其8万余人全部歼灭。5月3日，第7兵团占领杭州。第二野战军在皖南游击队的策应下，经屯溪、婺源、乐平等地，于5月4～7日相继占领浙赣铁路沿线的贵溪、上饶、衢县、金华等地，并在追击作战中歼国民党军第68、第88、第106、第73军各一部。其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完成了钳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郎广围歼战后，汤恩伯集团一部逃往福建，主力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退守上海，在蒋介石亲自部署下，企图凭借上海奉富的储备和4000多个永备工事继续顽抗。位于武汉地区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除以一部兵力迟滞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渡江外，主力准备南撤湘鄂边、湘中、湘鄂西地区组织新的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和西进四川的同时，准备撤离武汉。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依据战局的发展情况，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主力向浙江东部和南部进军，解放浙江省；第8兵团一部兵力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警备，并肃清溃散于苏浙皖边界地区国民党军的任务；第9、第10兵团并指挥第8兵团一部攻取上海。以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铁路金华至东乡段休整，策应第三野战军夺取上海，准备对付美、英等国可能的武装干涉，并以一部兵力向福建北部、江西中部进击，视机进占南昌。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提前渡江歼灭武汉、九江等地守军，占领武汉三镇。为求完整地接收中国最大城市上海，避免市区遭受战火破坏，第三野战军决定以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7、第30、第31军，第10兵团指挥第26、第28、第29、第33军和炮兵纵队主力分别经由浦东、浦西实施钳形突击，直插吴淞， 截断敌军海上退路，迫敌投降。如敌继续顽抗，则对市区发起攻击，分割、歼灭全部守敌。5月12日，上海战役开始。占领昆山、太仓、松江、青浦、川沙等地，至22日，将汤恩伯集团主力压缩到苏州河以北地区。经第三野战军增调第7兵团第23军和第8兵团第25军分别加强第9、第10兵团，两兵团于23日夜向上海守军发起总攻。各攻击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和宝山、吴淞。为减轻对市区建筑物的破坏，尽量不使用重武器。至27日，完全攻占上海。汤恩伯集团除约5万人经吴淞口登舰逃跑外，15万余人被歼灭。在此期间，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在浙东、浙南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宁波、奉化、镇海(今宁波市北部)、温州、临海、黄岩等城市和广大地区。第二野战军一部进占南城和古田、南平、临川、南城等广大地区。另一部为策应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渡江作战，进至江西省丰城、樟树(今清江)一线，并于22日占领南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4日开始举行汉浔间渡江作战，从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15日，争取了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2万余人在贺胜桥、金口起义，17日解放军完全占领华中经济中心武汉。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结束。
渡江战役历时42天，是继晋灭吴、隋灭陈、北宋灭南唐之战后，中国战争史上第四次大规模的渡江作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的第一个战役，也是向全国进军作战的开始。人民解放军在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江工具的条件下，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其特点如下：一是在国共两党再度和平谈判，存在着和平渡江和战斗渡江两种可能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的一切工作立足于战斗渡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对战斗渡江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如敌依托江防顽抗、依托浙赣线顽抗、阻止中东两集团会合等，均预筹对策，因而顺利达成了预定战役目的；三是利用长江在南京、镇江地段江身向北凸出的有利地形，实施钳形突击，先完成合围，尔后从容歼灭；四是对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预有准备，当3野实施上海战役时，2野集结浙赣线担任战役预备队。战争的实践表明：人民解放军态度坚决，准备充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就减少或消失。五是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438840人，其中俘敌341530人，毙伤22310人，起义34830人，投诚67170人，占领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和上海、武汉等城 市及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和江西、湖北、福建3省部分地区，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扩展资料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之下，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此项战争，至今已达两年又九个半月之久。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物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国家主权亦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临终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外交等项错误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而在此次国内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业已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所战败。基于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 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基础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第一条
第一款 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二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凡属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竟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其率队叛乱者，应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予以讨平。
第二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返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即应从新处理。
第二条
第三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应予废除。
第四款《中华民国宪法》废除后，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应依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处理之。
第三条
第五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法统，应予废除。
第六款 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及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应即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法统，并废止一切反动法令。
第四条
第七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等)，均应依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应立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此项改编工作。整编委员会委员为七人至九人，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四人至五人，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三人至四人，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之委员一人为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之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得依需要，设立区域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会。此项分会双方人数的比例及主任副主任的分担，同于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海军及空军的改编，应各设一个整编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向南京国民政府现时所辖地区开进和接收的一切事宜，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人民解放军开进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不得抵抗。
第八款 双方同意每一区域的改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项 第一阶段，为集中整理阶段。
第一点：凡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部队 (陆军、海军、空军、宪兵、交通警察总队及地方部队等)均应集中整理。整理原则，应由整编委员会根据各区实况，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按照其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命令其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其驻在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河流海港及乡村，当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前，应负责维持当地秩序，防止任何破坏事件发生。
第三点：在上述地区，当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根据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实行和平移交，开赴指定地点。在开赴指定地点的行进中及到达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不得破坏地方秩序。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遵照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离开原驻地时，原在当地驻守的地方警察或保安部队不得撤走，并应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和命令。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开动与集中期间，其粮秣被服及其他军需供给，统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和地方政府负责解决。
第六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军事机关 (从国防部直到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所属的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一切军事设备(军港、要塞、空军基地等)及一切军用物资，应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根据各区实况，命令其分区分期移交给人民解放军及其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
第二项 第二阶段，为分区改编阶段。
第一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陆军部队(步兵部队，骑兵部队，特种兵部队，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及地方部队)，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整编委员会应根据各区实况，制出分区改编计划，定期实施。改编原则，应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和正规编制，将经过集中整理的上述全部陆军部队编成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其士兵中老弱残废，经查验属实，确须退伍，并自愿退伍者，其官佐中自愿退役或转业者，均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负责处理，给以回家的便利和生活的安置，务使各得其所，不致生活无着，发生不良行为。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海军空军，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即按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由海军空军整编委员会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加以改编。
第三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应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实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不得违犯。
第四点：在改编后，退伍官兵应尊重当地人民政府，遵守人民政府法令。地方人民政府及当地人民，亦应对退伍官兵给以照顾，不得歧视。
第九款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力量，于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不得再行征募兵员。对其所有武器、弹药及一切装备，一切军事机关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均须负责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藏匿、转移或出卖的行为。
第十款 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任何武装力量，如有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南京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第五条
第十一款 双方同意，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依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 (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等)及财产， 应没收为国家所有。
第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应负责监督第十一款所述官僚资本的企业和财产不许逃匿，或破坏，或转移户头，暗中出卖。其已经迁移者，应命其就地冻结，不许继续迁移，或逃往国外，或加以破坏。官僚资本的企业及财产在国外者，应宣布为国家所有。
第十三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第十一款所指的官僚资本企业和财产，即应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或民主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实行没收。其中，如有私人股份，应加清理，经证实确为私人股份并非由官僚资本暗中转移者，应予承认，并许其有留股或退股之自由。
第十四款 凡官僚资本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前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为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不予没收。但其中若干人物，由于犯罪行为，例如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而为人民告发并审查属实者，仍应没收其企业及财产。
第十五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省、市、县政府应负责保护当地的人民民主力量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六条
第十六款 双方确认，全中国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后，一般地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第十七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地方政府应负责保护农民群众的组织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七条
第十八款 双方同意，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所订立的一切外交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外交文件及档案，均应由南京国民政府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并由民主联合政府予以审查。其中，凡对于中国人民及国家不利，尤其是有出卖国家权利的性质者，应分别情形，予以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八条
第十九款 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院、部、会等项机构，应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
第二十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与其所属一切机构举行移交时，人民解放军、各地人民政府及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必须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员中一切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材，给以民主教育，并任用于适当的工作岗位，不使流离失所。
第二十一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省、市、县地方政府，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以前，应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保管及保护一切政府机关、国家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铁路、邮电、飞机、船舶、公司、仓库及一切交通设备等)及各种属于国家的动产不动产，不许有任何破坏、损失、迁移、藏匿或出卖。其已经迁移或藏匿的图书档案，古物珍宝，金银外钞及一切产业资财，均应立即冻结，听候接收。其已经送往外国或原在外国者，应由南京国民政府负责收回或保管，准备交代。
第二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即应经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地方人民政府或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
第二十三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府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十四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业已派遣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
双方代表团声明：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特负责签订本协定，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完满地实现本协定而奋斗。本协定于签字后立即生效。
扩展资料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 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 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 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 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 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了。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 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扩展资料
恳切规劝令人诚服
——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团和谈失败后留平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刘斐、章士钊、黄绍竤、李蒸组成的和平代表团，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他们来时，中共代表团对他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他们与国民党蒋介石是有矛盾的，与我们是有着许多共同点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同情中共；有的人长时间同中共进行接触，并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有的人属于地方派系，在国民党政府中并不得势。总之，他们一般都有着和平的愿望。因此，中共代表团决定，既把他们作为谈判对手，同时又与他们广泛交朋友，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沟通思想，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并通过他们争取李宗仁真正同蒋介石决裂，同意中共所要求的八条，达成和平协定。他们来到北平后，中国共产党对他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中共主要领导人亲自出面做他们的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徐特立都分别去看望他们，和他们谈心。在正式谈判中，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聂荣臻多次与他们个别谈话，交换意见。特别是毛泽东，从4月8日起，分别邀请张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钊，黄绍竤和刘斐，李蒸和卢郁文《南京代表团秘书》谈话，使他们思想有了转变。张治中见了毛泽东后很兴奋，吃饭时，他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等种种美德，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通过解放区的人民去影响他们
在这一段时间，中共代表团安排他们与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学校师生、工厂工人等各方面的普通人民和普通干部进行接触交谈，使他们亲眼看到解放区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人民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情形以及中共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他们深为感动，感受到解放区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承认共产党领导大有希望，今后的国家工作应由共产党来领导。
积极鼓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配合中共做他们的工作
和谈开始前，毛泽东会见李济深、沈均儒等人，将中共的具体方案、文件拿出来先与民主人士商量。和谈开始后，将情况向民主人士通报。李济深、谭平山、王昆仑、陈此生、陈劭先、朱学范、许宝驹等也多次与南京代表谈话。4月6日，张治中等6人去见李济深，李济深向他们说：“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始终未能实现，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都做到了。他们与孙总理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认。”张治中等就“中共是否允许其他党振存在”等问题提出询问；李济深一一作了解释。这些谈话，对南京代表团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诚恳真挚地挽留他们
在国民党政府拒绝了南京代表团所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之后，我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代表团返宁。周恩来得知后，为南京代表团成员的安全问题着想，立即打电话给张治中、邵力子，说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请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全部留下来；已协议的《国内和平协定》，日后还会起作用；代表团的各位，今后还会有贡献，请他们考虑。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张学良)，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在北平的南京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及其随从人员开会讨论后，一致同意留了下来。
南京代表团留下来后，他们果敢地与国民党蒋介石实行彻底决裂，转变立场，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边。张治中在6月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声明中说；“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希望。……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说，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黄绍竤因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赴宁，解放军渡江后，他即辗转到了香港。刘斐也于6月抵达香港。8月13日，黄绍竤、刘斐联合在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龙云等44人共同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后来，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都应政协筹备会的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都参加了政府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南京代表团转向人民，意义是很大的。这在谈判史上确属少见，它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人心，众叛亲离，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广交朋友、诚恳规劝、转化矛盾的极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