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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事件
赫鲁晓夫重新提出柏林问题有种种目的。基本目的是迫使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承认民主德国,使德国分裂成为国际公认的既成事实。直接目的是拔掉西柏林这根肉中刺。自第二次柏林危机以来,东柏林人心惶惶,1960年跑离民主德国的人数达创纪录的15万多人。据统计,从战后到1961年夏,离开东柏林的人超过200万,其中很多是技术人员。而且西柏林成了西方国家反苏、反共的宣传中心和间谍中心。
维也纳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决心在西柏林问题上与肯尼迪较量一番。1961年7月初,他宣布暂停苏军复员,并将苏联的军费增加1/3。肯尼迪立即作出了强硬的反应。他认为西柏林是美苏对抗的焦点,表示决不容许西方被赶出西柏林。他要求国会追加 3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扩大民防计划,修筑防空设施。顿时间美国和苏联剑拔弩张,持续近3年的柏林危机开始进入新的高潮。
1961年8月13日,苏联和民主德国封锁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并从15日起沿着东、西柏林的分界线,在东柏林境内修筑起一道"柏林墙",西柏林人进出东柏林都要经过边境站的检查,还需办理入境手续。这一出其不意的行动使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措手不及,恼怒之至,但除了发出警告之外,不得不把"柏林墙"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柏林墙既已筑起,赫鲁晓夫便于10月10日苏共22大上正式取消了要求美、英、法于1961年12月底以前撤出西柏林的期限。不久,赫鲁晓夫冻结了德国和西柏林问题。美、苏关系得以再次缓和下来。柏林危机的结束,是美苏进行军事对抗后妥协的结果。但这不过是为新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就在柏林危机过程中,美苏双方之间核军备竞赛迅速升级。"柏林墙"筑起两个星期后,苏联撕毁美、苏两国为期三年的禁止核试验协议,恢复了一系列核试验。肯尼迪看出苏联是虚张声势,对美国不会构成任何真正威胁,但也不甘示弱,在9月命令恢复地下核试验。美、苏军备竞赛又进入一个高潮。
(选自吴于廑等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古巴导弹危机
1961年美国与古巴断交。苏联取得了打入美国在西半球势力范围的机会,向古巴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美国感到不安。1962年8月底,美国U-2高空侦察机在古巴上空发现近程导弹发射场。肯尼迪总统立刻在9月4日对苏联发出警告。苏联予以否认。但是在10月14日后,U-2飞机拍摄到苏联正在修建的中程与中远程导弹发射场的照片。10月22日晚,肯尼迪通过电视向全国正式通报苏联在古巴设置中程导弹的"惊人"消息,宣布对古巴实行名为"隔离"的海上封锁,以阻断正在运往古巴的武器运输线。肯尼迪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把从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核导弹视为苏联对美国的袭击,必将招致美国的全面报复。他呼吁赫鲁晓夫放弃这种"统治世界的方针",要求苏联立即从古巴撤出所有中程导弹。
根据肯尼迪的命令,180多艘美国军舰在加勒比海进行巡逻,形成对古巴的严密的海上封锁。美国设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也得到加强。载有核弹头的B-52轰炸机进入古巴周围的上空,美国在全世界的海、陆、空三军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一场前所未有的可能触发核战争的危机笼罩着美国和全世界。肯尼迪及其政府官员紧张地等待苏联的反应。
就在肯尼迪进行战争威胁,核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赫鲁晓夫,自知苏联仍处于军事劣势,无可奈何地后退了。10月24日,数艘苏联货船或是改变航线,或是停在远离古巴的海面上,这表明美国的封锁起了作用。
自10月26日起,苏、美双方信件不断,最后,赫鲁晓夫在10月28日的复信中被迫同意从古巴撤出苏联的导弹。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了。
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两国之间的一次核赌博。这场危机不仅对美、苏关系,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把世界推到核战争的边缘,最后又不得不妥协,从而开创了美、苏关系既对抗又对话,既斗争又妥协的新阶段。但苏联在危机期间深受屈辱,决心全力发展核武器,导致两个超级大国新的激烈争夺。
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占了上风,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但是,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西德,对于美国事先未同北约协商就采取制造危机的行动,并和苏联搞"越顶外交",感到不满和忧虑。因此,西方盟国感到必须加强独立,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它们对美国的信任度下降,北约的作用受到削弱。后来法国更加积极地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倡导"欧洲人的欧洲"。1964年1月法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表明它对美国的不信任。
(选自吴于廑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划定“三八线”
划定军事分界线是停战的基本条件,这件在世界战争史上并不困难的事,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却从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之日起,历时136天,才就划定原则达成协议。尔后,军事分界线划了三次,直到1953年7月24日才最后确定下来,这时离停战协定签字只有三天了。 第一次划定军事分界线,在1951年11月23日至27日。 出席会议的人员,朝中方面为张春山、柴成文、毕季龙、梅永熙、金善宽、吴克昌和田进;对方是肯尼、穆莱、白特勒、恩德伍德、C?K?TING和两名速记员。对这五天的斗争,柴成文在其与赵勇田合著的《板门店谈判》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以下就加以摘引。 双方谈判越到下一级越不拘形式,可问题则是越来越具体尖锐。如果说在讨论方案时要一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地计算,那么现在则要对一座山头、一条小溪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一条曲线一条曲线地争论了。
整整用了三天半的时间,双方才在图板上画出了一条共同认可的实际接触线。26日下午,正当双方把这条线从图板上改画到准备草签的地图上时,穆莱却把本已确定画在中朝方面一边的1090高地改画到他们一边。柴成文立即指出:“不行,这是昨天已经达成的协议,不能改变。”如果昨天达成协议,今天推翻,上午达成协议,下午改变,那么还谈什么呢?这个先例是开不得的,所以他很坚决地接着说:“如果已经协议的还要变,那只好不签字了。” 穆莱:“实际情况如此,你能改变事实吗?” 柴成文:“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你又想改动,那协议还算不算数?” 穆莱:“显然画时是出于误解。” 柴成文:“不。如果你不健忘,会记得这正是你自己画的,而为我方同意的。” 穆莱无言以对,满脸通红,大声喊道:“我已经让了四个……不……让了三个山头了。他妈的,我让步让够了,让得头痛死了!” 柴成文严厉指出:“你这样不行,你应该把这种态度收回去。” 这时,坐在一旁的肯尼上校站了起来 ,把穆莱改画的线恢复了过来,并同穆莱嘀咕了几句。刚才怒气冲冲的穆莱冷静下来,稍过片刻,他说:“柴上校,我很遗憾,刚才我不该发脾气,请你原谅。” 实际接触线定下来了,剩下的是画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可是接触线是弯弯曲曲的,在弯曲狭窄的地段不足四公里时,应该怎样画呢?学过土木工程的翻译蒋正豪解开了这个难题。他说:“这很简单,以接触线上的任何一点为圆心,以两公里为半径画圆,圆周的轨迹就是南北缘。”照此办法,非军事区的南北缘很快在地图上画了出来,准备在第二天草签时使用。
第二天的参谋会议双方落座后,中朝方面参谋人员在谈判桌上展开了已画好的两军实际接触线和非军事区南北缘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说:“请你们看看,是否只能这样来画?”对方显得有些窘,但也无可挑剔,只好接受。但合在一起草签已来不及,只能先在实际接触线的图上由张春山、肯尼草签,然后提交双方代表团大会批准。 1951年11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团大会批准了第二项议程小组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和双方同意的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的南北缘线,则到12月10日才正式定下来,并进行补签。 第二次划定军事分界线,在1953年6月11日至17日,距第一次划定军事分界线已经18个月20天了。在此期间,朝鲜停战谈判的会场上经历了更为艰巨的斗争和六个多月的中断,战场上也进行了几番较量,结果是美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重划军事分界线和拟定签订停战协定。
6月11日,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参谋会议开始举行。 这次重划军事分界线,是以1951年11月27日划定的线为基础,由双方各自提出画在地图上的因战线变化的修改意见,尔后进行讨论。我方作了充分准备,南日大将、邓华将军都极为关注作了指示,柴成文作具体指导。中朝联合司令部派绪良科长来开城,负责与第一作战部队联系,随时掌握情况变化。绘图工作由汪世纯、傅连升担任。 由于1952年的春夏作战、秋季的战术反击、1953年的夏季攻势以及其他战斗,我军的战线都是向南移动的。而对方战线则只在少数地区向北稍有移动。这样,争执就不可避免。例如在6月14日一整天,双方只在三公里地段上达成协议。一直争论到6月16日23时许,才完成了240余公里的重划军事分界线工作,并进行了草签。军事分界线向南推进了140平方公里。 6月17日上午,双方代表团大会批准了参谋会议协议了的军事分界线,下午确定了非军事区的南北缘。 眼看着停战协定就要签字了,南朝鲜的李承晚利用战俘营由他的军队看管的条件,在美军纵容下于6月18日以“就地释放”为名,劫走了2.7万名朝鲜籍战俘。这一严重事件立即 引起了朝中方面的极大愤慨和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金日成、彭德怀于19日致函克拉克,强烈谴责其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20日朝中方面通知美方,停止为签署停战协定进行准备的一切大小会议,等待美方作出答复。6月29日克拉克复函金、彭,承认李承晚强迫扣留战俘是一起严重事件,表示将“建立军事上的防范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 7月10日,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团大会复会。南日大将就实施停战协定有关事项的必要保证向对方逐条提出质问,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逐条答复,作出保证,一直进行到16日。19日,南日发表声明,引述会议记录,把美方这些保证公诸于世。 为了打击李承晚的气焰,朝中军队于7月13日起发动了夏季攻势的第三阶段作战,并于7月16日完成了预定作战目的,拉平了金城以南的战线。17日以后对方集中部分兵力向我反扑,我军转入防御。 至此,也开始了第三次划线。由于这次划线是在我军发动攻势后进行的,当然修改意见也由我方提出。开始争执不大,我军新占领的几个阵地是在板门店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接触线通过板门店以东10余公里之后,穆莱的眼光停了下来,从桌旁站起来,拿铅笔在地图上我方提出修改意 见的红线后面画了几个弧形。我方新占领的马踏里东山、坪村南山等地,甚至上甘岭前沿经反复争夺终于逐退了敌人的我军阵地,都划到他的蓝线后面去了。他指着地图说: “根据我们的情报,这是我军的阵地,所以线应该是这样划法。” “不,这些阵地对双方来说都是清楚的,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经过激烈的争夺。现在占有这些阵地的绝不是你们。” “那么,这样……”他拿起三角尺在那些弧形蓝线后面画了几条斜线和横线,半圆形被切成两半。“我们可以作些让步,与你们半途相会……” “难道把我军的阵地当作你方的阵地,可以叫做让步吗?我们郑重地告诉你:我们不会把红线画到你军阵地的后方,也决不允许把蓝线画到我军阵地的后方!” 穆莱又在地图上把那些蓝线向后修改了一下,两手一摊,说:“这样大家都可以满意了吧!” “请你还是去查对一下的好,像这样,你可以在地图上画许多条线,但对解决问题却并无帮助。”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给对方留有转弯余地。果然,第二天穆莱终于在事实面前折服下来。 在争执和辩论中,线画到了 金城以南。 “这是不可能的。在军事学上,我们占领着附近的制高点,就可以控制这块小平原。”穆莱指着地图上一条小河边的红线说。这是一块小盆地,四面都是高山,一条小河沿着南面的山脚从西向东流过。在刚刚结束的夏季攻势中,我军打垮南朝鲜军四个师后把阵地伸展到这个河岸上,小河南面的山顶上确实还有南朝鲜军队据守着。 “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7月17日15时30分,我军消灭了南朝鲜军队的一个排,占领了这个阵地。” “我们还是不要谈历史吧!今天是7月20日了。” “可是,在7月17日15时30分以后,你们的军队再也没有越过这条小河,他们早就记住了这个历史的教训!” 线,逐步画近了东海岸。 “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穆莱指着351高地说,“我们的军队在7月20日12时30分占领了这个高地,我建议对这个地方的接触线加以修改。” “我们有更正确更完整的情报,现在读给你听。”在穆莱提出这个修改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了东海岸部队的详细报告:“7月20日12时30分,你方军队攻占了351高地,同日13时30分我军恢复了这个阵地, 此后你方军队连续进行了多次反扑,但直到现在351高地仍在我军手中,并将永远在我军手中。” “我们可以对这个情报再加核对。”他们有人出去打电话了,一个小时之后,穆莱承认351高地确在我军手中。 7月22日23时,双方终于在地图上就全长245公里的军事分界线全部达成协议。
7月24日,双方代表团大会核准了这条最后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南北缘。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双方出席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高级将领、谈判代表团人员和200多名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云集板门店,由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和哈里逊在停战协定及其附件的正式文本上签字,然后送呈双方司令官金日成、彭德怀和克拉克签字。
彭德怀司令员是在开城签字的。签字之前有关同志准备为他做一套新军装,彭总知道后严肃地说:为什么要我换新军装?无非是想给人留个好印象。但我认为那样并不见得好,不要小看这一套旧军装,它要耗费人民多少劳动成果呀,我穿着它签字心里踏实,人民看到也会心情舒畅,不会指着我们的脊梁说三道四。彭德怀就是穿着那套旧军装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1953年7月27日22时,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在军事分界线上,在整个朝鲜,枪炮轰鸣声停下来了,大地一片寂静。
(摘自《纵横》2000年10月号,黄政基、吴克昌文。)
马歇尔计划
杜鲁门主义出笼后不久,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作为对杜鲁门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
从1946年秋开始,美国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西欧经济状况又极为严重。1946年冬,西欧出现了百年未遇的严寒,燃料和粮食严重匮乏。欧洲有几十、上百亿美元的赤字,这对美国经济也构成了真成的威胁。欧洲如果不从美国得到美元就无力购买美货。同时,严重的经济状况又引起社会动乱。法、意、英等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法意共产党威信空前提高。这不仅使西欧统治阶级惶惶不安,也使美国当局看到复兴欧洲乃是关系美国称霸世界的全局问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一方面要摆脱自身生产过程的危机,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在经过几个月紧张活动之后,抛出了马歇尔计划。马歇尔历数欧洲严重的经济困难,强调挽救欧洲经济的办法在于美国的援助。他宣称:“我们的政策的目的是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由于各种危机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援助放在零星付给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将来给予的任何援助应该是根治疾病的药品,而不应该是暂时止痛的镇痛剂。任何愿意协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 。”这样,美国以“复兴欧洲”为名,行控制西欧之实的计划就抛了出来。马歇尔的演说发表后,“马歇尔计划”这个名词立刻就在美国和世界各国报纸和广播中变成了通用名词。“马歇尔计划”提出后,立刻得到西欧各国特别是英法的响应。他们还秉承美国意旨,决定邀请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前来参加讨论。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这样既可以避免遭致像杜鲁门主义那样的公开号召意识形态战争的批评,又可以将参加与否的责任抛给苏联。如果苏联参加,就经济上讲,对西欧也有好处。西欧需要东欧的粮食、煤炭和石油,何况把苏联经济纳入整个欧洲复兴计划,更可以控制苏联经济。美国和英法估计苏联将不会参加,那样他们就可以推卸排苏的责任。6月27日,苏联派遣庞大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讨论马歇尔建议的会议。由于英法建议欧洲各国就各自经济资源提出报告,然后拟出欧洲国家统一的经济复兴大纲。苏联代表认为,这将会要各国泄露本国的经济情报。7月2日,苏联退出巴黎会议。这样,欧洲复兴计划成了“西欧复兴计划”。1948年4月3日,杜鲁门正式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欧洲复兴法案(马歇尔计划的法律形式)。根据这一法案。1948年4月至1952年6月,4年时间,美国共拨款援欧131.5亿美元。接受这一法案的西欧国家,他们的经济计划 应受美国监督,应撒销关税壁垒、降低关税税率等。这样,就便于美国倾销过剩产品,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同时也有助于防止欧洲因经济崩溃而导致革命。
经过一段时间的执行,马歇尔计划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西欧经济渡过了困难时期,巩固了西欧的资本主义秩序。马歇尔的复兴计划由此而被形容为“如同抛给正在下沉的人们的救生圈”。到1950年,西欧各国生产已达到战前水平。到1952年,英、法、意工业生产分别比战前增长13%、29%和48%。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的工业生产,到1952年增长为115%。马歇尔计划原定期限为5年,由于西欧经济恢复较快,到1951年底就提前结束了。
对美国来说,马歇尔计划达到了一箭几雕的目的。既稳定了西欧经济、防止社会动乱与革命的爆发;又使受援国沦为美国的附庸和势力范围,纳入美国全球称霸的战略轨道。对于美国自身经济而言,美国通过国家财政开支,用纳税人交纳的钱去援助西欧,再由西欧向美国购买物资,这样做对美国的商品输出大有好处。“它使那些生怕美国出口不景气的人为之陶醉。”这样,美国统治当局似乎找到了一种途径,把“遏制”共产主义的计谋与制造商、出口商的热情溶为一体了。
(选自段炳麟主编:《世界当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侵越战争对美国的影响
侵越战争对美国来说,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心理上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侵越战争对美国经济上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一方面暂时刺激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延缓了经济危机的爆发,但另一方面留下隐患,成为70年代经济危机和滞胀的重要潜在因素。在侵越战争中军费开支高达3,500亿美元,比侵朝战争还多一倍以上。巨大的军费开支消耗了大量的国民财富,占去了本来应投资发展科研和民用设备的更新资金。战时巨额赤字和高额国债给美国留下严重通货膨胀的后遗症。侵越战争的结果,美国的经济由高峰开始走下坡路。尼克松哀叹:"美国已丧失了它在工业自由世界中很大一部分占压倒优势的经济力量"。詹姆期·富布赖特1972年在《跛足巨人》一书中说:"我们已经付出的代价是:5.5万多人死亡,30多万人残废,和远远超过1,500亿美元",这是一场"徒劳无功,莫明其妙的十字军战争"。"一场为了无人相信的目标而进行的泥足深陷、劳而无功的十字军战争。"
在军事上,美国遭到历次战争中最惨的一次失败。美国国防部公布,1961年1月1日到1973年1月13日死亡的美军共45,900人,受伤303,600人。尼克松在1973年5月3日致国会的咨文中说:美国卷入"代价高昂,看来是没完没了的努力"。"我们每年派到越南去的人员越来越多。我们的伤亡、征召和财政费用不断增长。这场战争左右了我国的注意力。"他还说:"我们兵力的水平五年来不断提高,达到了54.95万人的核定水平。1968年期间,我们阵亡的人数平均每周达到278人。我们每年在战争上额外花费了220亿美元。征召人数提高到平均每月3万人,尽管作了这样的投资,在战场上还是没有什么明确的结果。"
在政治上,越南战争加深了美国的国内危机。尼克松在1973年致国会的咨文中说:"越南战争控制了我们的注意力,逐渐磨灭着我们的自信心。我们起的作用和我们花的代价一直在逐步增长,对这场冲突却不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越南战争牵制了我们的国外政策。滋长了国内的意见分歧和自我怀疑。无论结束战争也好,无论结束我们的卷入也好,都看不到前途。"他在回忆录中还说:"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战争而被耽误或推迟了。"
(选自黄安年:《二十世纪美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