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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 高中语文研究性学习讲话第四讲紧扣文本横向比较（一）(人教版高二必修)
作者：未知来源：网络收集时间：2011-10-29 17:05:1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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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紧扣文本 横向比较（一）
——鲁迅纪念散文双璧比较谈
比较，在比较中求同，在求同中存异，不管是在语文学习中，还是其他科目的学习中，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
在语文学习中，不同的文学（文章）体裁，或不同的作家，固然有它们不同的风格。但同样的文学（文章）体裁，同一作家，甚至题材和主题都基本相同，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如果能对这些现象作认真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受益匪浅。
《记念刘和珍君》（1926）和《为了忘却的记念》（1933）被人誉为鲁迅散文的“双璧”，长期以来，两文一直作为高中语文教学的必读篇目。直到现在，虽然有不少人对中学语文课本中大量地选入鲁迅作品提出质疑，但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必修）第三册仍选入了《记念刘和珍君》，同期读本（选修）也选入《为了忘却的记念》。本人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越来越觉得，以前，编者将两文都作为必读篇目，自有他的道理；现在这样处理，仍然是有必要的。不过，受学识、才力或偏见的影响，许多人不一定会同时认真地研读这两篇名文。甚至为了应付考试，而干脆将它们舍弃。如果真这样，则本人认为殊为可惜、可叹。因为，这两篇名文，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1、体裁相同；2、纪念对象性质相同：同为被反动政府残杀的进步有为青年；3、主题基本相同：纪念被反动政府残杀的进步有为青年，揭露反动政府的凶残暴虐，号召后死者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行。但细读全文，却又可以发现，两文又有许多不同。因此，认真研读这两篇名文，并对它们作比较的分析、鉴赏，将对我们的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标题和主题基本相同
《记念刘和珍君》是纪念在“3﹒18”惨案中被反动政府残杀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的。在这次惨案中，被反动政府残杀的有47人，伤200余人，其中学生占十分之七八，而女生又占十分之三四。女师大学生死难者有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学生杨德群。标题题作《记念刘和珍君》，文章中记叙的也主要是刘和珍的事迹，而杨德群只是寥寥几笔。这是为什么？
先让我们回到文本。
通过整体阅读，我们发现，引出对刘和珍的纪念，缘于程君的正告：“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文中所记刘和珍的事迹，有下面的几点：
1、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
2、杨荫榆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时，作者始将姓名与实体联合起来；
3、对她的第一印象只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4、刘和珍来听讲义，见面的回数多，印象也仅限于“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5、最后一次是，“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
而其他的纪念材料，则是侧面的了：请愿是欣然前往的，在执政府怎样中弹，中弹的具体部位，怎样挣扎，怎样被虐杀。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与刘和珍的交往，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对于杨德群，则根本没有什么印象。因而，要写对刘和珍的纪念文字，也难为了先生，就只能尽量去搜寻脑海中的记忆，用更多的笔墨，尽可能地记述出来。这也是文章第五节为什么要详尽地叙述刘和珍和杨德群死因和死状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当然，另一个方面的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解剖学的角度，揭露这一次惨案，是政府的罗网——有手枪，居高临下的环击，因而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的；也是凶残虐杀——枪弹攒射、刀砍棍击……这些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这里只是简略述及）
我们再来看《为了忘却的记念》。对标题中的“记念”和“忘却”这一对矛盾概念，我们怎样去理解呢？这不难，只要抓住文章开头“我很想借此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和最后一段中的“路正长，夜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去理解，就能够找到答案，“为了忘却的纪念”即为了摆脱悲哀、解除精神重负的纪念，为了化悲愤为力量，因而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去战斗的纪念。
要准确地表述这一主题，是需要费一番心思的。同样，我们也先来看文本。
在同时遇难的五位青年作家之中，先生与白莽（殷夫）和柔石的交往最多、感情最深厚。
对白莽（殷夫）的回忆，是从林莽的《白莽印象记》引出的:他译彼得斐的诗，向《奔流》投稿，又去跑他的路，又一次的被了捕。先生通过纠正文中的不确的地方，由编作往来引出第一次会见。先生回忆了这一次会见的所有印象：“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谈话中还谈及代白莽收信的女士的名字。然后是通信和第二次会面。到了第三次会面，先生就已经成为了白莽可以信赖的朋友：“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几次会面，由素不相识到相识、相知，彼此交往的情谊，一次比一次深。
而柔石，是先生“一个惟一不但敢于随便说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因而相互之间的关系就非白莽可及了。先生叙述柔石的籍贯和名字，回忆他办朝花社的前前后后，回忆他走在路上的情状，回忆他决定“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以表现柔石的硬气；回忆柔石“相信人们是好的”，回忆他走在路上与女性总相隔一定的距离，详尽地引述柔石囚系中的信的全部内容，以表现他的迂气。
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酷，朋友之间这样的交情，必须是绝对信得过的人才能拥有的，也是必须敢于冒大风险的。果然，柔石刚刚被捕，因为“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正因为有这样的交往和交情，对他们的了解也就非同泛泛。所以对他们的回忆和纪念也最为详尽。回忆白莽，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的整个过程及所有细节，知道他也在遇害者之列后的追悔，种种情状，都一一交待清楚。回忆柔石，从他的姓名、家庭、籍贯、朋友到性格、为人、为文和对事业的追求，以及侧面了解到的狱中情状，也细细的追记清楚。对冯铿女士，也尽可能地记述其交往。见过一面的胡也频，从未谋面的李伟森，也作交待，以使“五位”完整。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两篇纪念文章，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于被纪念者的生平事迹，能回忆起来的材料，作者都进行尽可能的回忆并加以详尽的记述。
而由于所掌握的材料详略的不同，对材料的取舍也不尽相同。《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前面已有叙述。《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对白莽的纪念，主要是透过有限的事例来表现他的思想性格；而对柔石的的纪念，则是围绕他的思想性格来选取典型事例。
表达和语言风格明显不同
前面我们说过，两篇纪念文章，主题大体相同，都包含了纪念死者，揭露反动统治者，号召后死者牢记血债、踏着烈士血迹继续前行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而在表达上呢？
我们先来看下面的分析和总结。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作者是在刘和珍和其他青年学生为民族的存亡而献身以后写的纪念文字。文章不但记叙了烈士的生平事迹，揭示她们死难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刀光剑影，如火如荼，正面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和走狗文人的杀人罪行和狰狞嘴脸，以激发人们对反动政府的刻骨仇恨，甚至公开发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号角，号召人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奋然前行。文章记叙、议论、抒情相结合，激情澎湃，言辞犀利，锋芒毕露。
《为了忘却的记念》则以主要的篇幅回忆与柔石、白莽的深情厚谊，叙述他们的事迹，刻画他们的形象，赞美他们的崇高品质，抒写对他们的器重、信任、关怀和期望，表明由于他们的惨遭杀害，“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从而激发人们对烈士的衷心崇敬和对反动当局的刻骨仇恨。而对当局的罪行则很少作直接的公开的指控，不像前一篇一样锋芒毕露，而是或引用典故，借古讽今；或侧面叙述，如“白莽的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官府的腐败和野蛮也只说“不明不白”；社会的黑暗、窒息，也只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来比喻；对未来的希望，则只说“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总之，文中把巨大的愤怒、强烈的仇恨压缩到极简短的语句之中。这样的以极细小而详尽的叙述赞美烈士、以含蓄和简约的语句揭露敌人，体现在全篇的总的布局中，而且也见于一些关键性段落。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表达上，在语言上，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为什么？
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与所掌握的材料的量与质有关。除此而外，我们还应从以下方面去分析和探讨。
1、 政治背景不同
《记念刘和珍君》写于1926年。这时的中国，由于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帮助国民党改组或建立地方组织，大力开展工农运动，从而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而在北方，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成立，也大力促进了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北方工农运动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3•18”惨案以后，虽然北方形势开始恶化，但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仍然在继续发展。再加上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倾向于革命，段祺瑞执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参看课本注释﹚以鲁迅的性格和为人，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当然会发出这样的呐喊。
而在1933年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巩固其虚弱的统治，对日本侵略者一味妥协退让。对内，一方面对中央苏区实施反革命的军事围剿，一方面在国统区实行特务统治，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就在鲁迅写作《为了忘却的记念》后不久，“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又被刺杀。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1931）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1933.6.20）
文章中也说到过，官府正在找寻他，事实上也是如此，鲁迅一直是国民党反对政府通缉的对象。这时，注意保护自己，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在激愤的时候，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比如毅然参加杨杏佛的葬礼，就是如此。
2、 文化背景不同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偶成》1932）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国统区，国民党反动派除对进步文化人士实施囚禁、杀戮之外，对书店、报馆也实施查禁、封闭，对书籍、作品实施删削、封锁，文化上的专制、独裁、恐怖统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最近我的一切作品，不问新旧全被秘密禁止，在邮局里没收了，好像打算把我全家饿死”，“无处可登，即登，也不能畅所欲言”……
另外，当时的鲁迅，除了要应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之外，还要应对形形色色、各式各样善意、无意或恶意的论争，甚至还要防备来自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射来的暗箭。这些，都不容许鲁迅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去作无谓的牺牲。他的《自嘲》诗，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现实：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当然，除了从政治的、文化的背景方面去分析寻找原因外，还可以从情感、身体、家庭等多方面去寻找原因。特别是情感方面，我们更能够从《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找到确证：三十年中，目睹青年的血太多太多，感情已经太沉太沉。
综合以上原因，《为了忘却的记念》在主题的表达、感情的抒发、语言的风格等等方面，就与《记念刘和珍君》有了明显的不同。
总之，本人认为，如果能认真研读鲁迅这纪念文字中的双璧，并进行比较阅读和鉴赏，于我们提高阅读中的分析、鉴赏能力，并从中吸取写作中选材、剪裁、表达和语言运用等方面的技巧，都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1]《鲁迅研究年刊•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 郑心伶《鲁迅诗浅析》（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
[3]《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鲁迅》（蓝天出版社2004.2）
[4]《李大钊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5）
[5] 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10）
2006-12
——鲁迅纪念散文双璧比较谈
比较，在比较中求同，在求同中存异，不管是在语文学习中，还是其他科目的学习中，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
在语文学习中，不同的文学（文章）体裁，或不同的作家，固然有它们不同的风格。但同样的文学（文章）体裁，同一作家，甚至题材和主题都基本相同，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如果能对这些现象作认真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受益匪浅。
《记念刘和珍君》（1926）和《为了忘却的记念》（1933）被人誉为鲁迅散文的“双璧”，长期以来，两文一直作为高中语文教学的必读篇目。直到现在，虽然有不少人对中学语文课本中大量地选入鲁迅作品提出质疑，但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必修）第三册仍选入了《记念刘和珍君》，同期读本（选修）也选入《为了忘却的记念》。本人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越来越觉得，以前，编者将两文都作为必读篇目，自有他的道理；现在这样处理，仍然是有必要的。不过，受学识、才力或偏见的影响，许多人不一定会同时认真地研读这两篇名文。甚至为了应付考试，而干脆将它们舍弃。如果真这样，则本人认为殊为可惜、可叹。因为，这两篇名文，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1、体裁相同；2、纪念对象性质相同：同为被反动政府残杀的进步有为青年；3、主题基本相同：纪念被反动政府残杀的进步有为青年，揭露反动政府的凶残暴虐，号召后死者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行。但细读全文，却又可以发现，两文又有许多不同。因此，认真研读这两篇名文，并对它们作比较的分析、鉴赏，将对我们的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标题和主题基本相同
《记念刘和珍君》是纪念在“3﹒18”惨案中被反动政府残杀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的。在这次惨案中，被反动政府残杀的有47人，伤200余人，其中学生占十分之七八，而女生又占十分之三四。女师大学生死难者有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学生杨德群。标题题作《记念刘和珍君》，文章中记叙的也主要是刘和珍的事迹，而杨德群只是寥寥几笔。这是为什么？
先让我们回到文本。
通过整体阅读，我们发现，引出对刘和珍的纪念，缘于程君的正告：“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文中所记刘和珍的事迹，有下面的几点：
1、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
2、杨荫榆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时，作者始将姓名与实体联合起来；
3、对她的第一印象只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4、刘和珍来听讲义，见面的回数多，印象也仅限于“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5、最后一次是，“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
而其他的纪念材料，则是侧面的了：请愿是欣然前往的，在执政府怎样中弹，中弹的具体部位，怎样挣扎，怎样被虐杀。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与刘和珍的交往，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对于杨德群，则根本没有什么印象。因而，要写对刘和珍的纪念文字，也难为了先生，就只能尽量去搜寻脑海中的记忆，用更多的笔墨，尽可能地记述出来。这也是文章第五节为什么要详尽地叙述刘和珍和杨德群死因和死状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当然，另一个方面的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解剖学的角度，揭露这一次惨案，是政府的罗网——有手枪，居高临下的环击，因而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的；也是凶残虐杀——枪弹攒射、刀砍棍击……这些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这里只是简略述及）
我们再来看《为了忘却的记念》。对标题中的“记念”和“忘却”这一对矛盾概念，我们怎样去理解呢？这不难，只要抓住文章开头“我很想借此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和最后一段中的“路正长，夜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去理解，就能够找到答案，“为了忘却的纪念”即为了摆脱悲哀、解除精神重负的纪念，为了化悲愤为力量，因而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去战斗的纪念。
要准确地表述这一主题，是需要费一番心思的。同样，我们也先来看文本。
在同时遇难的五位青年作家之中，先生与白莽（殷夫）和柔石的交往最多、感情最深厚。
对白莽（殷夫）的回忆，是从林莽的《白莽印象记》引出的:他译彼得斐的诗，向《奔流》投稿，又去跑他的路，又一次的被了捕。先生通过纠正文中的不确的地方，由编作往来引出第一次会见。先生回忆了这一次会见的所有印象：“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谈话中还谈及代白莽收信的女士的名字。然后是通信和第二次会面。到了第三次会面，先生就已经成为了白莽可以信赖的朋友：“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几次会面，由素不相识到相识、相知，彼此交往的情谊，一次比一次深。
而柔石，是先生“一个惟一不但敢于随便说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因而相互之间的关系就非白莽可及了。先生叙述柔石的籍贯和名字，回忆他办朝花社的前前后后，回忆他走在路上的情状，回忆他决定“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以表现柔石的硬气；回忆柔石“相信人们是好的”，回忆他走在路上与女性总相隔一定的距离，详尽地引述柔石囚系中的信的全部内容，以表现他的迂气。
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酷，朋友之间这样的交情，必须是绝对信得过的人才能拥有的，也是必须敢于冒大风险的。果然，柔石刚刚被捕，因为“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正因为有这样的交往和交情，对他们的了解也就非同泛泛。所以对他们的回忆和纪念也最为详尽。回忆白莽，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的整个过程及所有细节，知道他也在遇害者之列后的追悔，种种情状，都一一交待清楚。回忆柔石，从他的姓名、家庭、籍贯、朋友到性格、为人、为文和对事业的追求，以及侧面了解到的狱中情状，也细细的追记清楚。对冯铿女士，也尽可能地记述其交往。见过一面的胡也频，从未谋面的李伟森，也作交待，以使“五位”完整。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两篇纪念文章，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于被纪念者的生平事迹，能回忆起来的材料，作者都进行尽可能的回忆并加以详尽的记述。
而由于所掌握的材料详略的不同，对材料的取舍也不尽相同。《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前面已有叙述。《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对白莽的纪念，主要是透过有限的事例来表现他的思想性格；而对柔石的的纪念，则是围绕他的思想性格来选取典型事例。
表达和语言风格明显不同
前面我们说过，两篇纪念文章，主题大体相同，都包含了纪念死者，揭露反动统治者，号召后死者牢记血债、踏着烈士血迹继续前行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而在表达上呢？
我们先来看下面的分析和总结。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作者是在刘和珍和其他青年学生为民族的存亡而献身以后写的纪念文字。文章不但记叙了烈士的生平事迹，揭示她们死难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刀光剑影，如火如荼，正面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和走狗文人的杀人罪行和狰狞嘴脸，以激发人们对反动政府的刻骨仇恨，甚至公开发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号角，号召人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奋然前行。文章记叙、议论、抒情相结合，激情澎湃，言辞犀利，锋芒毕露。
《为了忘却的记念》则以主要的篇幅回忆与柔石、白莽的深情厚谊，叙述他们的事迹，刻画他们的形象，赞美他们的崇高品质，抒写对他们的器重、信任、关怀和期望，表明由于他们的惨遭杀害，“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从而激发人们对烈士的衷心崇敬和对反动当局的刻骨仇恨。而对当局的罪行则很少作直接的公开的指控，不像前一篇一样锋芒毕露，而是或引用典故，借古讽今；或侧面叙述，如“白莽的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官府的腐败和野蛮也只说“不明不白”；社会的黑暗、窒息，也只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来比喻；对未来的希望，则只说“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总之，文中把巨大的愤怒、强烈的仇恨压缩到极简短的语句之中。这样的以极细小而详尽的叙述赞美烈士、以含蓄和简约的语句揭露敌人，体现在全篇的总的布局中，而且也见于一些关键性段落。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表达上，在语言上，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为什么？
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与所掌握的材料的量与质有关。除此而外，我们还应从以下方面去分析和探讨。
1、 政治背景不同
《记念刘和珍君》写于1926年。这时的中国，由于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帮助国民党改组或建立地方组织，大力开展工农运动，从而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而在北方，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成立，也大力促进了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北方工农运动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3•18”惨案以后，虽然北方形势开始恶化，但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仍然在继续发展。再加上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倾向于革命，段祺瑞执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参看课本注释﹚以鲁迅的性格和为人，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当然会发出这样的呐喊。
而在1933年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巩固其虚弱的统治，对日本侵略者一味妥协退让。对内，一方面对中央苏区实施反革命的军事围剿，一方面在国统区实行特务统治，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就在鲁迅写作《为了忘却的记念》后不久，“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又被刺杀。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1931）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1933.6.20）
文章中也说到过，官府正在找寻他，事实上也是如此，鲁迅一直是国民党反对政府通缉的对象。这时，注意保护自己，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在激愤的时候，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比如毅然参加杨杏佛的葬礼，就是如此。
2、 文化背景不同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偶成》1932）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国统区，国民党反动派除对进步文化人士实施囚禁、杀戮之外，对书店、报馆也实施查禁、封闭，对书籍、作品实施删削、封锁，文化上的专制、独裁、恐怖统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最近我的一切作品，不问新旧全被秘密禁止，在邮局里没收了，好像打算把我全家饿死”，“无处可登，即登，也不能畅所欲言”……
另外，当时的鲁迅，除了要应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之外，还要应对形形色色、各式各样善意、无意或恶意的论争，甚至还要防备来自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射来的暗箭。这些，都不容许鲁迅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去作无谓的牺牲。他的《自嘲》诗，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现实：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当然，除了从政治的、文化的背景方面去分析寻找原因外，还可以从情感、身体、家庭等多方面去寻找原因。特别是情感方面，我们更能够从《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找到确证：三十年中，目睹青年的血太多太多，感情已经太沉太沉。
综合以上原因，《为了忘却的记念》在主题的表达、感情的抒发、语言的风格等等方面，就与《记念刘和珍君》有了明显的不同。
总之，本人认为，如果能认真研读鲁迅这纪念文字中的双璧，并进行比较阅读和鉴赏，于我们提高阅读中的分析、鉴赏能力，并从中吸取写作中选材、剪裁、表达和语言运用等方面的技巧，都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1]《鲁迅研究年刊•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 郑心伶《鲁迅诗浅析》（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
[3]《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鲁迅》（蓝天出版社2004.2）
[4]《李大钊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5）
[5] 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10）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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