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柳永《雨霖铃》比较阅读的教学思路 备课资料(人教版高二必修四)

苏轼和柳永分别为宋代豪放派和婉约派的代表作家，其词作的文学风格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鲜明特色。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柳永的《雨霖铃》是古典名作中风格迥异的佳作。对这两首词作进行比较阅读，并进而研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作家个性形成的影响以及作家个性与文学风格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语文教学探究活动。

先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之发端“大江东去”句，壮语盘空，裂石穿云，笔力真能扛起九鼎。接笔描述，气象极其开阔：“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笔势如飞泻的急湍，又象游空的神龙，一气如注，惊天动地，震撼着读者的心弦。词人捕捉最有感染力的形象，巨笔纵描，涵括了上下四方，描绘了千突万汇的江涛巨观。而“江山如画”一语，又该有多大的概括力！下阙，词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从写情描景进而缅怀古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周瑜的良将风姿和潇洒气度，令人如入烟火笼罩的赤壁大战之境。当词篇银瓶乍破、铁骑奔突推进时，“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句，使情绪猛然跌宕。“一樽还酹江月”，虽是借杜康浇块垒的忧愁之写照，又显出了情绪的洒脱和旷达。



飞动的气势，壮阔的气象，豪放的气魄，造成了恢宏的意境，倾注了滚滚滔滔的感情，从而形成了这首词作豪放的风格。不仅如此，这种风格在苏轼其它作品中也屡屡可见；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老夫聊发少年狂”、“千骑卷平冈”的气派；“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愿望；《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我欲乘风归去”的出世幻想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旷达，等等，都构成了苏词豪放磊落而又飘逸旷达的基本特色。因此，宋代陆洲认为，读苏轼词觉得“天风海雨逼人”。明代胡寅则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至于柳永的作品，则表现出与苏轼词作迥然相异的风格，其《雨霖铃》一词最能代表他的婉约特色。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怅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这首词是作者离开汴京，与情人话别之作。暴雨霁，蝉鸣声中长亭送晚，“方留恋处兰舟初发”，景与情皆一片凄情。同上举苏词对比，这时也写天容水色，但作者给辽阔楚天的千里烟波抹上了黯淡的色彩。词中也写“多情”，但苏轼多情事古，尚能旷达洒脱地捧一掬美酒酹江月，而这里的主人公则伤情而醉，颓然长叹。纵观全词，真可谓曲尽柔婉，抒发寸肠三断之愁绪。

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则轶闻实在是生动地说明了苏、柳的词作具有的不同风格。

其实岂止是苏、柳的词作有不同的风格。诗国文苑，到处是万千气象——碧海掣鲸的雄奇，春笋萌土的秀丽，荒原野树的苍莽，月白风清的素雅……。我们可以看到红桃绿柳，苦艾寒芹，也可以听到震耳的雷霆，裂岸的涛声……。总之，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文学风格确实有着无比丰富生动的多样性。

但是，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到此为此，显然是非常肤浅的。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苏词的风格是高唱阔歌的豪放，而柳作的风格则是低吟轻唱的婉约呢？推而广之，就是为什么不同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文学风格呢？

在中国文学史上，对文学风格形成原因的探讨，发轫于公元三世纪的魏文帝曹丕（187～226年）。他在《典论·论文》里，分析了当时许多知名作家的作品，得出了文学风格决定于作家个人气质的结论。其后的刘勰（465～521年），则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更为全面、深刻地探讨总结了这个问题。刘勰提出了“体性”的概念，“体”指作品的风格，“性”指作家的个性。刘勰认为，文学风格与作家的个性具有内在的联系，文学风格的形成原因有二：一是“情性所铄”，意思是才性（“才”）和气质（“气”）得之于禀赋，是内在情性的表现。二是“陶染所凝”，指的是学识（“学”）和修养（“习”）是外界教养、感染所形成的，是后天的产物。虽然刘勰忽略了作家社会生活经历对个性形成的原因，但他的这些阐释，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相当精辟的。

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认为，决定文学风格的因素有阶级性、时代性和历史性等等，但最根本的因素，是作家本人的个性以及他的个性与时代的矛盾的关系。也就是说，决定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色的直接原因，只能是作家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且发展成熟的个性。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这同刘勰说的“各师其心，其异如面”一样，都是指个性对风格直接的制约作用。

据此，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究苏、柳不同的个性和文风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互动、发展与形成。

苏轼的思想，兼融儒、道二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时间里，士大夫得意时讲孔孟，失意时则讲老庄，可见两派学说对中国封建知识分子都影响至深。苏轼的思想极为复杂，但究其主要，是孔孟之道和老庄思想的矛盾统一。因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居庙堂之高”，则思经世济时，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处江湖之远”，则仰慕老庄，“游于物之外”，“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表现得飘逸旷达。凡此种种，都构成了苏轼独特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必然要同当时那令人窒息的封建社会现实，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作为一个作家，他必然要在这种个性的支配下，把矛盾的情绪在作品中一吐为快。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下阙，缅怀名将周瑜，为周郎的“雄姿英发”而心折，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且是在周郎的形象上附丽着自己要为国建勋的愿望，流露着自己济世救时的有为之心。这个形象的出现，十分契合苏轼个性中的积极方面，并使全词呈现出了强烈的豪放雄健的风格。但苏轼又不能完全摆脱怀才不遇之感。因而在词的结句中喟然太息——“人生如梦！”多少理想的破灭，多少追求的失败，似乎都沉凝在这一声慨叹之中。然而，苏轼毕意是苏轼。俯对滚滚江涛，仰首朗朗明月，把酒酹之江中，悲而不伤，仍然以旷达的气度使全词不失豪放风格。江月这个意境的出现，恰恰又和苏轼思想修养中的老庄哲学十分相合。总而言之，苏轼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社会经历又极为丰富，个性独特鲜明，故能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一扫五代词坛颓废淫靡纤弱之风，以其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对文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柳永出身于一个世代儒学官宦之家，但在科场上屡试不第，到晚年才中了进士，做过屯田员外郎等几任小官。在北宋的著名词人中，他也许是官位最低的一个。柳永少时在京城开封，过的是一种近似浪子的生活。有人曾在仁宗面前举荐他，然而仁宗批曰：“且去填词”，因此断绝了他的仕进之途。科场的失意使他激愤填膺，但对依红偎翠的生活却毫无收敛，而且更加玩世不恭。他戏称自己是“奉旨填词柳三变”，傲然以“白衣卿相”自居。从此，遁身于秦楼楚馆，浅斟低唱。固然，柳永的潦倒与歌伎们的悲惨命运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同遭遇，使他比较容易体会她们受凌辱受践踏的痛苦处境，为她们写出心灵受创的哀歌。因而，她们也以柳永为知已——相传柳永死后，是由“群伎合金葬之”。这般般种种，构成了柳永的独特个性。在这种个性的支配下，柳词的风格自是委婉缱绻，轻声浓愁，怎能慷慨激昂，豪迈奔放。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柳词风格的婉约、不激昂而对其《乐章集》作品皆持否定的态度。许多宋词研究者对柳词的思想内容每多贬词，这似乎不无偏颇之处。文学风格中是根植于内容而表现于形式的。从文学风格的研究角度来看，风格决定于个性，但并不排斥别的因素（如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性）的影响。词从中晚唐后，内容不免囿于男女相悦之情，相适之乐，相别之恨。连范仲淹那样有胸襟的政治家，词中也难免有“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云云。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倡优歌伎是封建社会的最底层人物，柳永能冲破封建束缚，用词来表现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歌唱他们的诚挚感情，虽说理想境界欠高，但在客观上却是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暴露和有力鞭挞。何况柳永之于音律，创制了慢词长调，以适应自己词作风格的需要，并为后来的词家开拓了新天地，其作用就更不可忽视了。实际上，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就说明了柳词的风格是广大听众（读者）所乐于接受的。当然，我们无意褒扬柳词中的一些颓然之作，只是希望人们在评论作家和作品时能记得鲁迅先生的教导——“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从苏、柳的词作及其人生遭际看来，文学风格主要是作家个性中客观方面的反映。刘勰认为，文学风格盖由作家“陶染所凝”，也是“情性所铄”，即文学风格同作家个性的主客观方面都有关系。李贽说：“盖声色以来，发乎情性……故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孢。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性情之谓也。”显然，这里的所谓“情性”，就是指作家个人内在的主观的天性。从文学史上看来，刘勰和李贽的这些见解大致是对的。如贾谊性属豪迈，所以文辞简洁而风格清新；司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说理夸张而辞采过多；杨雄性格沉静，所以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所有这些，无不“表里相符”。

通过这两首词作比较阅读的探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文学风格受作家个性绝对的制约和直接的影响，即作家个性决定了他的文学风格；作家的个性则是一个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体，而中国古典文学作家的个性发展与中国特色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淫密切相关。 

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