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黄河．中原(粤教版高二选修)

 故乡.黄河.中原（朱琦）

一
即使把一百次算作一次，也说不清楚我来黄河边有多少次了，但这次距上次相隔了五年。如果说五年前的那个冬天黄河水已让我惊愕失望的话，那么这一次我就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本该是百川灌河洪水暴涨的夏季，黄河却像冬季乾旱的小河，缓慢无力地蠕动着，几乎让我感觉不出它还在流淌。河床倒退了十来里地，种上了玉米和高粱，绿旺旺的庄稼连同河边细袅袅的芦苇都在轻松惬意地当风抖着，在这危险的季节好像忘记了黄河的存在。
黄河在历史上数十次改道，上千次决口，史书上有许多惊人的记载，但最可怕的变化应该就在这三十来年。这变化不是轰轰烈烈的大改道，也不是铺天盖地的大决口，而是悄悄地不断地减少着水流量。当它出现断流的时候，人们才惊呼一声：黄河乾涸了！黄河是喜怒无常功过参半的大河，两岸人对黄河始终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当它不洪不旱灌溉沃野的时候，人们感激它；当它决堤崩溃洪水泛滥的时候，人们诅咒它；当它流量锐减田畴乾涸的时候，人们抱怨它。而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想到五千年前文明的渊源和一千年前历史的灿烂，人们就把黄河看作是摇篮和母亲而由衷地赞美，于是在音乐家壮美的乐声中，在画家淋漓的泼墨里，在文人慷慨的笔下，黄河都是那么汹涌奔腾，一泄千里；而想到中国后来的衰落，黄河就变成了沉重、呜咽、苦难的河。我的童年在葫芦庄度过，那时的葫芦庄大概是黄河岸边无数村庄中距离黄河最近的一个村庄了。本来这个地方难以居住生存，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和陕西等中原各地逃荒的难民陆续跑到这里，在凄风苦雨中渐渐就成了一个村庄。我爷爷就来自河南，奶奶就来自山东。从几里开外的上游往南看，葫芦庄似乎陷落在茫茫河水之中，黄河从西南北三面包裹着它；站在黄河古道冲成的高坡上往西看，葫芦庄就象大水之中的一星点绿洲。每年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底是河水上涨的时节，葫芦庄的村巷里、壕沟里到处都是浑黄的河水，河水凶猛的时候整个村庄就成了一个飘浮在大水之中的葫芦了，葫芦庄因此得名。葫芦庄人喜欢种葫芦，葫芦风干晒乾之后就可以背在身上，充做救生圈。黄河水含泥带沙，浓稠有浮力，一只葫芦浮得起一个人，葫芦庄人有了葫芦就不怕洪水。与其说胆大勇敢，不如说对洪水的袭击早已习惯。记得我五岁那年，当洪水扑入小巷涌进院子甚至窜到房间的时候，奶奶照旧盘腿坐在土炕上摇动着纺车织线。忽然听见鱼在屋子里跳得辟辟啪啪响，我喊着要下炕捉鱼，奶奶不许，然后她自己挽起裤腿，下炕关门，从水里摸出一条大鲤鱼。葫芦庄人知道，黄河涨水通常只有一顿饭两袋烟的功夫，只有当黄河接连涨水的时候，他们才会把葫芦挂在背上倾巢出门，跑到黄土高坡上躲一躲。大水过后，各回各家，漂浮了几个小时的葫芦庄又落地生根。我的童年就在这样一个有些传奇色彩的小村庄渡过。那时正是文革初期，父母遭到冲击，我和奶奶躲在乡下。七岁时到父母身边，在县城上学，但每逢暑假我必定要回到葫芦庄来。儿时的我对黄河带来的灾难没有多少体会，只有洪水冲来的尸体让我知道黄河的恐怖。葫芦庄人说女人屁股大，脸朝上，男人屁股小，脸朝下，有一天我就这样壮着胆子辨认着上游冲来的浮木一般的男尸女尸，初次体会到死亡的恐惧。但那时毕竟是贪玩的童年，黄河给予我的是无穷尽的野趣。我常与一群野夥伴在野河滩里追逐野鸭野兔，更快意的是在河滩水洼里摸鱼。我们各自拔几大蓬蒿草，赤条条下水，齐刷刷站成一排，然后把蒿草放在胸前推着走，一直推到水洼的另一头，于是群鱼被迫现身，辟啪乱跳，白光闪烁。及至少年时代，虽然仍以下水摸鱼为乐，但每次摸鱼之前，都要面对着黄河默然良久，俨然是大哲大贤，间或长啸一声，似乎有壮士的情致。尽管幼稚，但情感至为神圣，那就是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把黄河当做母亲，当作整个中华民族。后来上大学，正是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的时候，我每逢假期回故乡，都要在黄河岸边走一走。石头垒成的堤坝挡住了洪水，河滩上很少有水洼，水洼里很少有鱼，纵然有很多鱼我也不会赤条条的跳下去了。我只是在长长的河堤上散步，思绪纷纭，我眷恋着黄河，也审视着黄河，它雄浑的气势让我心胸开阔，它唤起的历史沧桑又让我觉得沉重。再后来，离故乡越来越远，一想到黄河心底就就泛起乡愁。大概就因为小时候常在在黄河边戏水，我特别喜欢去有水的地方，喜欢海上乘帆，湖上泛舟。现在我住在旧金山附近的海边上，窗外悬崖之下就是大海。悠悠海水把我的思绪牵向黄河，海涛声里听得见黄河水的浅吟低唱。无论黄河岸边多么苍凉，它都是我梦之所系。我熟悉这里的一切，但这次回来发现一切都变了。滚滚大河变成了缓缓小河，大片大片的河床变成了田野，葫芦庄与黄河拉开了距离，而我此时置身的河岸在几年前还是河床的中心地带。仅仅几年，已是沧海桑田，三十多岁的我似乎已可以说些积古话儿了。


二葫芦庄是各地难民远道而来形成的小村庄，只有两百多年历史，但紧相毗邻的舜帝村是传说中舜的故乡，十公里外的蒲危b镇是史书记载中舜的古都。舜帝村从前有舜王庙，现在只剩下一个刻着“舜帝故里”的大石碑。历史学家说舜帝是远古时代的部落首领，舜帝村人听不懂，他们或说舜帝做的陶器又结实又好看，或说舜帝能耕善种，是犁地的好把式。黄土坡上无意间挖出一个清朝的古墓，也让他们油然想到了舜帝。舜帝村来过许多历史学家，有人肯定这里就是舜的故里，有人否定，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说这里是华夏文明最古老的地方，郭沫若就把这里誉为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中心。葫芦庄托庇而自豪，老年人说舜帝村是树根，葫芦庄是树杈，几里地以外的远叶村和小叶村都是树叶。他们不知道，如果把舜帝故里比做树根，那么中原各省都可以比做树杈，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游子都可以比做树叶。葫芦庄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永济市古称蒲州，更遥远的古称叫做蒲 。蒲位于山西、陕西和河南三省交界的地方，正所谓“鸡鸣三省”。从这里往西三百多里是西安，往东四百多里是洛阳，再往东一点就是开封了。一千年以前，在比一千年还要远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都集中在黄河流域的这一带，西安、洛阳和开封以古都而闻名于世。蒲州鲜为人知，但它的历史许比西安和洛阳还要悠久。在历史学家绘制的地图上，蒲 是夏朝的都城。最近历史学家把夏朝的历史远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以前。夏朝的蒲州渺不可寻，纵然再了不起也早已随风而去，只有考古学家才可考证一二。先秦时代的蒲州还清晰可辨，史书上多有记载。春秋时代蒲州属晋国，战国时代属魏国，因其地处秦晋豫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进入纪元以后，蒲州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河东郡治所，至唐代更随着整个中原的极盛而臻于极盛。特别是盛唐开元年间，蒲州为河中府，建号“中都”，与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鼎足而立。
那时，蒲州城西门外有一浮桥，是黄河上最早的浮桥，肇自公元前541年。经过一千多年的兴兴衰衰，到盛唐□\'7d元年间而进行大规模改建，竹索变成了铁索，铁索维系着一只只木船，两端系在铁牛身上，铁牛由铁人牵着，连接着铁柱铁山。两岸各有四个铁牛铁人，由于黄河改道，铁牛铁人都被深埋在淤泥之中，考古学家遍觅不得。1989年夏，原来位于东岸的铁牛铁人终于被发掘出来，轰动海内外。我与铁牛铁人虽为同乡，但因客居东京，见到他们时已是1992年的秋天了。四只铁牛圆目如怒，竖耳似听，肌肉隆起，壮硕沉厚，正是盛唐雄风；四个铁人的神情和服饰各有不同，分别代表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和藏族，正是盛唐时代民族大融合的气象。
唐代的蒲州兴盛繁华，人文荟萃，单是诗人就有一大群。大诗人王维和柳宗元祖籍这里，中唐诗人卢纶、耿　、杨巨源、畅当、吕温和晚唐诗人柳中庸、聂夷中、司空图等都是此地人。外地诗人也纷纷前来，在这里触发灵感，吟诗作赋。到处都留下古人的诗句，最有名的还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宏大的景象，雄浑的气势，开阔的情怀，这是典型的盛唐之音。而今，湮没数百年的鹳雀楼正在重新修建，站在尚未竣工的鹳雀楼上，往东南看是苍苍中条山，往西南看是莽莽华岳，往西看就是黄河了。虽然蒲州早已失去当年的繁华，黄河细瘦了很多，但大气犹在。有位学者来到这里，远眺着夹峙黄河而遥遥相对的中条山和华山忽有所悟。他说“中华”两字就来自中条山和华山，因为这一带是中国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他的说法是否成立姑且不论，当我站在尚未竣工的鹳雀楼上的时候，只觉得骋目所见正是一派古老悠久、浑厚苍凉的中华气象。
蒲州城旧址以东，在黄河古道冲积而成的黄土高坡上有一佛寺，佛寺里古塔高耸。这佛寺就是以韵事风流的《西厢记》故事而出名的蒲救寺，这古塔就是莺莺塔。《西厢记》故事源自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的故事其实就是元稹自己的经历。小说里的张生和崔莺莺始终处在“情”和“礼”的矛盾之中，他们的悲剧本与老夫人无关，而是他们自己的观念和性格造成的。到了金代董解元那里和元代王实甫那里，《莺莺传》才成了一个才子佳人皆大欢喜的古装戏。但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来改编这个故事，都得把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唐代，因为只有那时的蒲州才是那样的繁华，崔莺莺和他的家人才会长年寄宿在蒲救寺，从东都洛阳出发奔赴西都长安赶考的张生才会绕道跑到中都蒲州。大胆地让想象力放马一下，仿佛看得见蒲州城当年的景象：亭台楼阁，红砖碧瓦，游人如织，挥汗成雨，其间有才子佳人来往穿梭。俊俏的红娘走过来了，美丽的莺莺走过来了，潇洒的张生走过来了，他们都是外地人，应该还有许多本地的才子佳人。唐代的蒲扛7b是个出美人的地方，杨贵妃就是这里人。当年她送给安禄山天下宝物四十余种，排在最前边的是故乡的桑落酒。蒲州随中原的兴盛而兴盛，也随中原的衰败而衰败。北宋时代朝廷重文抑武，军力虚弱，致使强敌压境，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中原仍旧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当开封城作为北宋的都城而极尽繁华的时候，蒲危b城也是一个周长二十余里的繁华城市。后来金兵南下，占领蒲州城，再后来又被元军攻陷，战火频频，鬼声啾啾，城垣残破，桥废渡绝。公元1368年明太祖建立新王朝，三年后蒲州城得以重建，但无论如何也觅不回唐时的气象和宋时的繁华了。1555年晋陕豫大地震，蒲州城几乎整个覆没。到了所谓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蒲州城也不过是一次次的修修补补。清朝末年，更随着整个中国的衰败而衰败，残破不堪的老城在战火中化为灰烬，阅尽沧桑的铁牛似乎再也不忍目睹，沉入淤泥。悠悠千古，蒲州出了许多风流人物，故乡人骄傲地说唐多诗人，宋多画家，明多将相，清多艺匠。唐代的蒲州荡人诗思，宋代的蒲州撩人画意，明代的蒲州仍算是文化古城，出了不少由科场到官场的得意人物。民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
一巷三阁老，对门九尚书。
站在古楼往南看，二十四家翰林院，大大小小扛7b县官，三斗六升菜籽官。
中国人以做官为第一要事，因此蒲州人以官多而自豪。其实，明代以八股文取仕，八股文考出来的人未必有真本事。蒲州出的官虽多，但象杨博那样能文能武而青史留名的却是寥寥。即使多几个杨博，给故乡也注入不了多少元气。而清代的艺匠们手艺再精巧，也不过是给残破的蒲州城修缮一下门面罢了。
我小时候曾有几次跟着父亲到蒲州一带打猎，走过空旷而寂寥的河滩。古老的蒲州城沉埋在泥沙中，只留下几处半露在地面的城垣映在夕阳的残照里，荒草萋萋，狐兔出没。父亲给我讲当年蒲危b的辉煌，让我觉得每一块破砖残瓦都在落寞中叹息。少年时代读了些蒲州的历史，曾独自来到这里发思古之幽情。坐在黄土坡上，望着坡下几丝细袅袅颤悠悠的炊烟，听着断续几声鸡鸣狗吠，我想像不出一千年前这里的繁华景象。后来去洛阳，到开封，才知道蒲州的衰败无足惊奇。在去开封的火车上，我脑子里一直浮动着北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画面，到了开封才知道那个繁华热闹的汴京城早就埋在黄河下边去了。
中原各地的历史很相似，中原各地的文化习俗、生活节奏甚至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很相似。正因为如此，当来自中原各地零零星星的难民跑到葫芦庄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多少生活上的差异，更没有什么文化冲突。他们来自不同的树杈，却同属于一个根。
三
回到葫芦庄，去世多年的杨二爷总是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杨二爷家离我的葫芦庄老屋只隔一户人家，我小时候对他的勤劳能干、刚强好胜多有所闻。听说他年轻时是种庄稼的好把式，他可以一个胳肢窝里夹一个生鸡蛋犁一亩地，不仅鸡蛋无恙，谷子还比别人撒得匀称。他爱他的土地胜过一切，他捞鱼而不吃鱼，把捞来的鱼埋在地里沤粪，甚至用衣襟把路上的牛粪捧回来，再撒到自家的地里。五十年代土地充公，他照旧苦干，直到腰如虾米。然而，到老仍然家贫如洗，只有家门口那棵合围粗的老槐树给他一种特别的安慰，他常坐在这棵槐树下对人说“我日后就用它来做个大棺材”。孙子长大了，要娶媳妇了，他又对人说“算了，这老槐树就归我孙子了，给他做家具。”有一天邻居听他说他想跳黄河一死了之，也好省个棺材钱，几天后果真就跳黄河了，尸体漂到几十里以外才浮上岸来。而他的孙子最终也没得到那棵老槐树，因为那老槐树长在家门外，因此就被充作集体的财产砍伐了。我一直觉得杨二爷的一生浓缩了许多黄河人的悲剧，他们只知道种地，只想得到温饱，然而，种地也不能安安稳稳，温饱不过是裹腹而已，遇到灾年或兵荒马乱，裹腹也难。因为吃惯了苦，他们惊人地能吃苦，但辛苦换来的还是苦，甚至更苦，不可思议的辛勤赢得的却是不可思议的贫穷。漫漫千年，漠漠原野，多少晒黑了的累弯了的榨干了的脊梁！
悲剧既来自外部的灾难，更来自自身的因素。唯其如此，更让人怅然。中原的衰败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原因很多，简单地说就是过于封闭保守。僵死的社会机制、可怕的愚民政策和迂腐的道德说教把人们层层束缚起来，小农经济把人们局限在狭小的土地上。与其它地区相比，中原一带是最悠久也最典型的小农经济。种棉花有衣穿，种庄稼有饭吃，养猪吃肉，养鸡吃蛋，这就是理想的生活。而中原一带旱灾、涝灾和虫灾时有发生，还有那战乱频频，人祸连连，于是能吃饱肚子就已满足，肉食者就是所谓的有钱人。人们终生困守在一个小地方，方圆几十里似乎就是普天下，外边的世界是不知道也不懂得去寻求的。甚至婚嫁大事，也是越近越好，远村不如近村，近村不如同村，同村不如远亲，远亲不如近亲。如此婚姻风俗，再一代代延续下来，连人口素质乃至人的相貌都要大打折扣。从自然环境来说，山西越往南条件越好，越往北条件越差；然而，姑娘的相貌却与此相反。山西人说，晋南的姑娘像萝卜，太原的姑娘像样水葱，大同的姑娘像花瓶。语虽夸大，却也不无根据。大同地处塞北，历史上几度民族大融合，又因为太穷，走南闯北的人时来时往，人口流动频繁，无形中促成人种的混合；而晋南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又是典型的小农经济，人们死守故土，且多近亲结婚。
历史的兴衰就是如此。当其兴盛之时，似乎一切都随之兴盛，兴盛与兴盛彼此促动；当其衰败之时，似乎一切都跟着衰败，衰败与衰败互为因果。几年前，当你置身蒲州城外光秃秃的黄土高坡的时候，你想像不到这里曾是林深鹿奔；当你走在蒲州小镇冷清清小街的时候，你想像不到这里曾是繁华的都会；当你发现在我的故乡很少看到亮丽女孩的时候，你想像不到这里曾是杨贵妃生长的地方，莺莺们和红娘们曾在这里留连忘返。
我之所以把时间界定在“几年前”，是因为这几年故乡已经发生了变化。蒲州镇的荒凉正悄然退去，普救寺大规模修复，铁牛铁人重见天日，鹳雀楼即将竣工，各地游客出现在蒲州街头；葫芦庄也渐渐走出古老的歌谣，手扶式拖拉机代替了牛车的节奏，电视机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想法，一些年轻人再也不想死守着贫瘠的土地，跑到遥远的大城市开□c馆去了。在葫芦庄，一位老乡亲的话最让我感到高兴。他说：“大家伙儿眼界开了！”
眼界开了，对中原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两千年多年前庄子以寓言的形式写黄河东流，望洋而叹，见大海才知自己的渺小，一千多年前王之涣眺望着黄河，写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两个人传达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要有开阔的视野。数百年来，中原人目光短浅，为此吃够了苦头。但我始终相信黄河两岸底气未尽，中原大地底气犹存，只要中原人视野开阔，不再封闭保守，这底气就会有喷礴而出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