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解释曹操用典——《短歌行》注释商榷(人教版高二必修教学论文)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三册《短歌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下注释：“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说他在吃饭时曾三次把饭从嘴里吐出来，唯恐因接待贤士迟慢而失掉人才。这里借用这个典故，是表示自己像周公一样殷情地接待人才，使天下的人才都心悦诚服地归顺。”
    这个注释，只是突出了周公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特点，只是强调了曹操要像周公一样礼待人才；我以为，这未能充分地体现曹操用周公之典的深意。
用典，必须弄清出处。鲁周公的事迹在《史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旦是周武王弟，周成王叔。辅佐武王破殷灭纣，封为鲁公。武王亡时，成王在襁褓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诬周公而惑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孙、文王。……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后周公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随后归报成王，为诗《鸱鸮》贻王，以明己志。“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于是成王病愈。成王用事时，有人以此事诬陷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作《周官》，官别其宜。”恐王怠于政事，作《立政》。“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纵观《鲁周公世家》全篇，可见周公的突出特点是：竭尽忠诚辅佐幼主，位尊功高权重德隆，却遭遇猜忌；而最突出的是德。连老天也发威表彰周公之德。而德的表现主要是“忠”。为了幼主和国家，不惜承担恶名；兴师东伐；作《鸱鸮》明己志；作《多士》、《毋逸》、《立政》防成王治有所淫佚；作《周官》健全官制。为了忠于幼主，即使身受流言，遭遇误解，被迫流亡，也针砭时政，竭心尽力，忠心辅主，毫无怨言，毫无异心。无怪乎后人往往将周公视为忠臣，尤其是辅佐幼主的忠臣的典范。
《汉书•武帝纪》说：“（武帝）察群臣唯（霍）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事。’”武帝先送霍光周公负成王图；临终托孤时，“立少子”，让霍光“行周公事”。武帝将只有几岁的小儿子弗陵托付给大臣，为何要一再提及周公？实际上，他是希望霍光能像周公一样，辅佐幼主，竭尽忠诚。
为了突出周公忠心，往往将他与篡政者对举。唐代诗人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将周公与篡夺汉室政权的王莽对照，足见周公的耿耿忠心为后世表率。
显然，周公已成为忠臣，尤其是辅佐幼主的忠臣的的典范。 
为了弄清曹操用典的用意，还有必要了解此诗写作的背景。这就有必要先谈谈《短歌行》的写作时间。《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认为此诗写于赤壁之战前夕。此前，宋代苏东坡《赤壁赋》引此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后，说曹操“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酾酒临江，横槊赋诗”，暗指此诗作于赤壁之战前夕。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三册收入曹操诗四首：《蒿里行》（190年）、《短歌行》、《苦寒行》（206年）、《步出夏门行》（207年），虽注明《短歌行》的写作时间，但注明了其他三诗的写作时间。据此可推断其应作于190—206年之间。张泉先生主编的《世纪金榜•语文》第三册（教师用书版）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军南下，列阵长江，欲一举荡平孙刘势力。大战前夕，设酒宴款待众文武，饮至半夜，忽闻鸦声，往南飞鸣而去。曹操感于此景而持槊歌并作《短歌行》。”与《三国演义》吻合。可见，此诗应该作于赤壁之战前夕。
此时，曹操面临的某些情况与周公何其相似！操辅佐年幼的献帝；尊为丞相，掌管军政大权，征伐四方，而又受人猜忌。《三国志•周瑜传》记载，赤壁之战前夕，东吴大臣大都说“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周瑜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三国演义》也将曹操视为汉贼。第三十回袁绍骂曹操：“汝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罪恶弥天，甚于莽、卓，乃反诬人造反耶！”第三十六回，当曹操让徐母劝徐庶归降时，徐母厉声骂道：“汝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乃反以玄德为逆臣，欲使吾几背明投暗，岂不自耻乎！”还取石砚打操。第四十三回，孔明说“曹操乃汉贼也”，“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不仅一些朝臣认为曹操为汉贼，连老妪也视曹操为汉贼。曹操为汉贼是时人的共识。
与周公不同的是，此时曹操已有异心。《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刘备）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事觉，承等伏诛。”此事出自汉献帝五年（即公元195年）春，献帝欲以“衣带诏“联系忠臣诛杀曹操。《三国志•武帝纪》说：“（十九年）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献帝想除曹操，不能堂而皇之地降旨诛杀，却不得不秘密以衣带诏；而且，事不成，大臣被操诛杀。这是何等的大逆不道！
曹操处心积虑地培植私人势力，排斥异己，挟天子以令诸侯，逼天子封他为魏公，为其子曹丕称帝建魏扫清了道路。
不过，曹操深知，有德者得人心从而得天下。而封建社会最大的德是“忠君”。忠君才能广聚贤才，否则英才难纳。东汉末年，相当部分的人尤其是士大夫仍以刘氏为正统。俊才仍希望忠于汉朝，效力刘氏；而不是只跟着仅仅礼待下士而心怀叛逆的权臣。《三国志•荀彧传》记载，“彧劝太祖曰：‘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帝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挟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这正是荀彧劝戒曹操以忠君至英才。当曹操想封魏公时，荀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可见，荀彧等人之所以效力曹操，是因为他们认为曹操效忠天子。《三国演义》中，徐庶、庞统也是极典型的例证。曹操待徐、庞二人不可谓不礼贤下士，不可谓不用心良苦，而徐“归人”却不“归心”，终不为操设一谋；庞献连环计，赤壁火烧曹操。对国不忠就难以网罗天下才俊。
而且，曹操做贼心虚，越是有异心，越是担心别人怀疑自己有异心，越想表明自己的忠心。但是，只有耿耿忠心，贤士方能真正地“归心”。为了成其功名遂其异志，曹操理应在公共场合，表明自己所谓的忠于刘氏天下的“心志”；作诗明志时，理应表明自己像周公一样可鉴日月的忠心，尽管这一忠心是无中生有。
既然周公是上古忠臣的楷模，曹操用周公之典，就有表明自己是像周公一样的忠臣的可能性。既然曹操被人视为汉贼，既然当时尽忠天子是广聚人才的重要前提，想广聚贤才以成就霸业的曹操，就有表明自己是汉朝忠臣的必要性。据此，我认为，《短歌行》中，用周公之典，既表明了曹操像周公一样礼待天下贤士的诚心，更表明了曹操（无中生有却又企图让世人相信的）像周公一样竭力辅佐幼主的忠心。
 

程继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