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五因素教学法1(人教版高二必修教学论文)

 第二章 词语、语句、语段与五因素


词语、语句、语段是构成文章的不同级别的语言单位，它们是文章赖以反映社会生活和客观事物和语言中介物。就语文的角度来说，它们就是为反映“人、事、物、情、理”这五个因素服务的，它们的组合变化，目的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反映这五个因素服务。
第一节  词语与五因素
词语是语言结构中的基本单位。它一旦运用到文章当中，就必须要能够担当起反映“人、事、物、情、理”的责任，表达人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反映人们所认识的事物的本质特征。
首先谈一谈词语对“人、事、情”的因素的反映这个问题。有些文章要塑人物形象，是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去表现的，而人物的言行举止要涉及到“事”、“情”的因素。因此，词语用来表现人物形象，往往要涉及到“人、事、情”这三个因素。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老栓慌忙模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不敢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以上那段话里涉及到两个人，一个是老栓，一个是“那人”、“黑的人”，即下文提到的刽子手康大叔。他们两人进行一笔交易，老栓买康大叔的人血馒头作治儿子肺痨病的药，康大叔将人血馒头卖给老栓骗钱。双方交易过程中，涉及到老栓的词语有“摸”、“抖抖的”、“不敢去接”。这些词语刻画了老栓的形象，表现他买“药”时的动作、神态、内心感受，从而体现其胆小、惊恐、善良的性格特征。涉及到康大叔的主要词语有“嚷”、“抢”、“扯”、“裹”、“塞”、“抓”、“捏一捏”、“转身”、“哼”等。这些词语，表现出这个人的连续的动作行为，体现其“焦急”的情形，形象地刻画出刽子手凶狠、卑劣、粗野、蛮横、贪婪的本性。我们揣摩这些词语的言外之意，可以看到作者是怀着同情又鞭挞的感情去刻画老栓的。老栓善良、受欺压，深可同情，但却愚昧、受骗而无知，竟将革命者的血当作药治病，这又是要批判的。而对刽子手的刻画，则充满了无比憎恶的感情。我相信，这些词语是经过作者精心锤炼过的，它们如此精当，极富表现力，很好地到了反映“人”、“事”、“情”的因素的作用。


其次谈谈词语对“物”的因素的反映这个问题。说明文说明事物的特征功能，文章的词语就必须起到反映事物的特征功能的作用。文学作品中的写景，文中的词语当然要能够反映出景物的特点。例如在《看云识天气》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天上的云，姿态万千，变化无常：有的像羽毛，轻轻地飘在空中；有的像鱼鳞，一片一片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有的像羊群，来来去去；有的像一张大棉絮，满满地盖住了天空；还有的像峰峦，像河川，像雄狮，像奔马……它们有时把天空点缀提很美丽，有时又把天空罩得很阴森。刚才还是白云朵朵，阳光灿烂；一霎间又是乌云密布，大雨倾盆。”
这段话涉及到“云”这个“物”的因素，它说明云的两个特征：一是“姿态万千”；一是“变化无常”。段中的所有词语都必然在反映这两个特点。“羽毛”、“鱼鳞”、“羊群”、“大棉絮”、“峰峦”、“河川”、“雄狮”、“奔马”、等等的词语反映出天上的云的“姿态万千”的特征。“把天空点缀得很美丽”、“把天空笼罩得很阴森”、“白云朵朵”、“阳光灿烂”、“乌云密布”、“大雨倾盆”等等词语反映出天上云的“变化无常”的特征。
又如《长江三峡》一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峰连绵不断，山势奇绝。巫山十二峰各有各的姿态，人们给它们以很高的评价和美的命名，使人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的石岩从高空垂直而下，浸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悬崖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
这一段涉及到“巫峡”这一“物”的因素，描写了巫峡秀美的景色。巫峡的特点是山势曲折，景色秀丽如画，正如原文报说的它“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这就是巫峡这一景物的特点。段中的所有词语都要为反映这一特点服务。“左一弯”、“右一弯”的词语反映了巫峡山势迂回曲折的特点。“连绵不断”、“山势奇绝”、“变化无穷”、“垂直而下”、“浸入江心”、“巨大的惊叹号”、“绿茸茸”、“幽情的乐曲”、“红艳艳”、“满山杜鹃”等等这些绘形绘色的词语反映了巫峡秀丽如画的特点，给人以美的感受，产生了难忘的印象。
最后谈谈对“理”这个因素的反映的问题。人们阐述观点，表明立场、态度、主张时，要讲道理，涉及到“理”这个因素，所运用的词语，当然就必须要能够担当支持“理”得以成立的责任，要充分有力地去反映“理”这个因素。 例如《义理、考据和辞章》一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们所说的辞章涉及语言、章法和风格等方面。一个作者力求掌握丰富的词汇和多样的句法的章法，目的是为了运用自如，能够把内容传达得准确而生动。把内容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对文章形式的基本要求。用词不妥帖，造句不合文法，行文缺乏条理、拖沓冗长，就会把意思弄得含混晦涩，令人费解甚至误解。在准确之外，还要求文章写得生动。辞章拙劣的文章中间人们所读到的永远只是干瘪的词汇，刻板的句法、章法，即使这种文章把意思大体表达出来了，也会因为它语言无味而面目可憎，而拒人于千重之外，使人不愿意亲近。所以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以上这段话涉及辞章要“能够把内容传达得准确而生动”这个“理”的因素，它有两层意思：一是把内容传达准确；一是把内容传达生动。段中“不妥帖”、“不合文法”、“缺乏条理”、“拖沓冗长”、“含混晦涩”、“费解”、“误解”等等词语都是从反面去阐明辞章要把内容传达准确这个观点的。“拙劣”、“干瘪”、“刻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等等词语均是从反面说明辞章要把内容传达得生动这个道理的。
总之，词语这一语言单位，一旦准确地运用到文章里面去，它就会在文章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反映“人、事、物、情、理”尽自己的职责。
第二节  语句与五要因素
句子是“前后都有停顿，并带有一定的句调，表示相对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辞海》1999年版）。句子这一语言单位一旦准确地运用到文章之中也就会与词语一样，去反映“人、事、物、情、理”这五介因素，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揭示事物的本质特点。
先说一说语句对“人、事、情”的反映问题。叙事性文章，比如记叙文、小说、戏剧，侧重于写人叙事，文章中的句子当然要为反映“人”和“事”服务。写人记叙文，要反映人物的言行和思想性格，即要反映“人”这个因素。小说要塑造人物形象，也同要反映“人”这个因素。有不同思想性格和生活遭遇的人，他们的言行是有个性的。这样的语句，就必须要能够表达出人物的个性特点来，表现出他们应该拥有的言行和思想来。这种语言应用的要求，在小说和戏剧中尤为突出。例如“多乎哉，不多也”就是孔乙己这样没落的封建文人特有的语言；“命相不好”、“恩典思典”恰恰反映了二诸葛的精神面貌；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几次重复这句话，正表现出她屡遭沉重打击精神麻木的状态；周朴园的言行，表现出他残忍、冷酷、自私、贪婪而又虚伪的性格；鲁侍萍的言行表现她善良、正直、顽强的性格。文章中的叙事，是对“事”的因素的反映。例如鲁迅先生小说《故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己经共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悉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悉的故乡，搬家到我谋生的异地去。”
以上这句话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为全文奠定了悲凉的基调。还有，文章中的叙事对“事”的因素的反映，还起到交代事件发生、发展、过程、因果，介绍人身份、身世、经历、事迹、性格，为议论提供事实根据等等的作用，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文章中的抒情，是对“情”因素的反映，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间接抒情有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事抒情等方式。这方面的知识，大家比较熟悉，例子就不再举出来了。
接下来谈一谈语句对“物”的因素的反映的问题。语句对“物”因素的反映，反映出事物的发生、成因、发展、特征、性状、结构、概念、功能、程序等。例如“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形成许许多多方言。”这句话，便是揭示方言这一“物”的因素的形成原因。
最后说一说语句对“理”的因素的反映的问题。语句对“理”的因素的反映，揭示事物的性质，揭示事物之间的关系，揭示事物变化的条件等。例如“毛主席思想是不可战胜的。”这句话，就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不可战胜的性质。“事实胜于雄辩。”这句话就揭示了“事实”和“雄辩”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一个人骄傲自满，那么这个人就会落后。”这句话，就揭示了“骄傲自满”是造成“落后”的条件。这些语句，都是反映“理”的因素的语句。
以上说的是语句与“五因素”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语段与五因素
语段是由一句句话按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的，因而它是比句子高了一级的语言单位。因此，语段在对“五因素”的反映时，体现了综合的特点。其表现在，一个语段，往往是以某个因素作为中心话题，这个因素往往涉及到其他的几个因素。所涉及的那几个因素要为反映处于是中心位置的因素服务。
首先谈一谈反映“人”因素的语段。反映“人”的因素的语段，就是以“人”的因素作为中心话题的语段。例如《红楼梦》第三回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一语末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白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鬃若刀载，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便吃一惊，心下想着：‘好生奇怪，倒象在那里见地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宝玉即转身去了。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头，都结成小辫，红红结束，共撰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敷粉，辰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后人有《西江有》二词，批宝玉最恰，其词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这段话写宝玉的出场，这里涉及到林黛玉和贾宝玉这两个人物。由于众人的诋毁，丫鬟说宝玉来了，黛玉也不想见。但是还来不及走开，宝玉却已进来了。黛玉见了便惊讶地感到“眼熟”，心灵感应了。这可以说是运用了以“人”写“人”的手法。描写宝玉的衣着打扮，涉及到许多金银财宝、绫罗绸缎，显示出他在贾府中的特殊地位。这是以“物”写“人”的手法。描写了宝玉的神态表情，用“中秋之有”、“春晓之花”、“桃瓣”、“秋波”等物来比喻形容，表现其多情善感的性情。这也是以“物”写人的手法。作者还用两首词来评价宝玉“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似贬实褒。他不愿受封建传统的束缚，厌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故被世俗看作是“不通世务”、“不知乐业”、“于国于家无望”。他独立不羁，要求个性解放，故被世俗看作是“行为偏僻性乖张”。由此可见，作者运用了反写法，对宝玉进行赞颂。这可以说是以“理”写人、以“情”写人的手法。总之，这段话描绘的中心对象是贾宝玉，但为了这个形象得以站立起来，凸现出来，语段涉及到了“人”、“物”、“情”、“理”等几个因素。
其次谈一谈反映“事”的因素的语段。反映“事”的因素的语段，是以“事”作为中心话题的语段，它反映事件的背景、发生、发展、过程、因果、影响等等内容。语段在反映“事”的因素时，往往会涉及到“人”、“物”、“情”、“理”的因素。例如在《辞海》中有这么一段有关“西安事变”话：
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形势下，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强令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诚为首的十七路军继续“剿共”。12月4日，蒋介石又到西安督战，并指使军警镇压当地的爱国青年。张、杨多次向蒋“诤谏”无效，迫不得已率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在临潼清华池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的发生震惊了全国。南京政府中以汪清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阴谋扩大内战，企图派兵进攻西安；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在有利于抗日的条件下和平解决。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应张、杨电邀抵达西安，对有并各方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并参与张、杨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爱国人士和政治犯，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等条件。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起了重大作用。
这段话讲的是“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这段话叙述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原因、经过及其结果，涉及到时间、地点这一“物”的因素，涉及到蒋介石、张学良、杨虎诚等历史人物（即“人”的因素），同时，它还说明了“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涉及到“理”的因素。总之，本段是以“事”这个因素作为中心话题的，语段所涉及到的“人”、“物”、“理”的因素，都是为反映“事”这个因素服务的。
其次，谈一谈反映“物”的因素的语段。反映“物”因素的语段即是以“物”这个因素作为中心话题的语段。语段为了能够清晰地反映事物的性质和功能，往往要涉及“人”“事”“理”等因素，也就是要通过“人”“事”“理”等的因素去说明“物”因素。例如《一次大型的泥石流》一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蒋家沟频繁地爆发大规模的泥石流，长期遭受泥石流的灾害，是和这一带的地质构造、水文、气候、植被等自然条件分不开的。这一岩石较为破碎，地震较多，致使河（沟）床坡度加大，山坡陡峭，而且夏季暴雨很多，这就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但是，反动统治阶级破坏这一带的自然环境也是泥石流频繁发生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长期在这里掠夺矿产资源，伐木毁林，使山岭变成童山秃岭，岩石大量裸露风化，山体到处崩塌滑坡，泥土石块不断随水流往沟床聚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据可查考资料记载，解放前蒋家沟的泥石流曾经十多次隔断小江，堵塞河道，以致洪水四处泛滥，淹没许多农田、房屋。”
这段话揭示了“蒋家沟频繁地爆发大规模的泥石流”的原因。语段首先说明自然因素的原因，涉及“地质构造、水文、气候、植被”等“物”的因素，这也可以说是以“物”说明“物”。其次说明人为因素的原因，涉及“人”“事”“理”的因素。“人”指的是“反动统治阶级”；“事”是“反动统治阶级”掠夺矿产资源、“伐木毁林”；“理”指的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得为使“岩石”“山林”产生形成泥石流的条件。总之，语段在说明问题时，涉及到“人”“事”“物”“理”等因素。
最后，谈一谈反映“理”因素的语段。反映“理”语段，指的是以“理”作为中心话题的语段。语段在反映“理”的时候，往往会涉及到“人”“事”“物”“情”等因素，通过这些因素来证明“理”的存在的合理性。例如唐弢同志的《作家要铸炼语言》一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们的古人在诗歌创作上强调‘炼字’，主张‘意胜’，要做到‘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这就说明他们对艺术语言的重视，要求人们在这方面下刻苦功夫。贾岛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卢延让也说：‘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大概越出色的作家，越不肯放松对自己语言的铸炼。相传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先用‘到’字，再改‘过’字，又换‘入’字、‘满’字；经过多次更易，最后才选定了‘绿’字。刘公勇在词话里，极口称赞‘红杏枝头春意闹’，认为‘一闹字卓绝千古’。据说这个‘闹’字也经过多次改动，临末才确定下来。其实‘绿’也罢，‘闹’也罢，好处就在于准确、鲜明、生动，带有动态地刻画了春天的蓬勃的生机。可见形像的突出，还必须依靠语言的渲染。神福楼拜对他的学生莫泊桑说：‘无论你所要讲的是什么，真正能够表现它的句子只有一句，真正适用的动词和形容词也只有一个，就是最准确的一句、最准确的一个动词和形容词。其它类似的却很多。而你必须把这唯一的句子、唯一的动词、唯一的形容词找出来。’这说的正是同样的道理。我看大有古今中外，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都离不开这二条：刻苦的追求和严格的选择。”
这段话的中心话题是最后一句：“我看古今中外，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都离不开这一条：刻苦的追求和严格的选择。”这句话既是中心句，也是结论句，是“理”的因素。作者为了使这个“理”能够树立起来，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首先摆出我们古人在诗歌上重视语言铸炼的观点，这也是“理”的因素，这是以“理”说“理”的写法，即俗话所说的讲道理。光讲道理，是空洞的，是抽象的，说服力是不够强的。作者当然认识到这一点，于是接下来便列举出中国古代在文学史上地位较显著的文学家铸炼语言的实践活动和言论感受来支持自己的“理”，这便涉及到“人”、“事”两个因素了。作者在列举这些事例的过程中，也对它们作出精要的点评，如“其实‘绿’也罢，‘闹’也罢，好处就在于准确、鲜明、生动，带有动态地刻画了春天的蓬勃的生机。可见形像的突出，还必须依靠语言的渲染。”这两句话就是如此。第一揭示出“绿”、“闹”二词在诗词中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第二句提到语言和文学形像的关系的创作高度来说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光列举出中国的事例来说理似乎未能达到无懈可击的说理境界，于是作者又列举出法国著名的作家的言论来说理。福楼拜对他的学生莫泊桑说的那一段话，其实就是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他的经验揭示了语言运用（或说文学创作）上的某些规律，因此就有了说服力。因此，可以这样说，这里也是对“理”的因素的反映，这是以“理”说“理”的写法。总之，作者为了论证自己的主要观点，涉及到“人”、“事”、“理”等因素，通过“人”、“事”和其它的“理”来支持自己的主要观点，使自己的主要观点能够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
总之，词语、语句、语段这些不同级别的语言单位，一旦运用到文章中去，它们就会根据文章表达的需要去反映“人”、“事”、“物”、“情”、“理”各个要素，去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事物的本质特点。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