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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 《我若为王》教学参考(人教版高一必修)
作者：未知来源：网络收集时间：2011-10-29 16:58:0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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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鉴赏说明
一、深刻的思想性
这篇课文批判了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这是没有疑问的。它的思想的深刻性在于，不是一般地批判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
课文假设“我若为王”以后的种种情景，“我”将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任何过错，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然而“我”却突然觉悟到：“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而已。皇权和奴才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前者生存的基础。因而作者以满腔悲愤的心情写道：“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作品由对皇权意识的形象化批判转入对奴才思想的抨击，正是从一般人思考止步的地方起步的，因而课文的思想性显得尖锐、深刻，不同凡响。
二、幻想虚拟的写法
作者虚拟自己如果是“王”，则妻就是“王后”，儿子就是“太子或者王子”，女儿就是“公主”，亲眷都是“皇亲国戚”，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他的任何欲念都将“实现”，他将“没有任何过失”，所有的人都将对他“鞠躬”“匍匐”，都变成他的“奴才”，作为民国国民的他又为此感到“单调、寂寞和孤独”。于是课文结尾来个大转折：“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这虚拟性的奇思异想和戏剧性的突转，把对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的否定巧妙地表达出来了。
三、大开大合的结构
文章先假定“我若为王”以后如何，这是开。作者在四个段落中用铺排的方式，层层推进，把势蓄得很足。然而，“我”若为王以后，“感到单调、寂寞和孤独”。“我”终于醒悟到：“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而已。这一段是过渡。作者接着对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表示了强烈的憎恶和愤慨：“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这里是合。上文假设“我若为王”的情景都是虚写，为下文作铺垫，到这里才落到实处。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又宕开一笔。因为对“奴才的首领”地位的反省和痛恨，“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表示了铲除王权、奴才的强烈愿望。这又是一合，是全文的收束。
●解题指导
一、主要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前几段的思想内容和写作特点。
课文描绘“我若为王”后的种种情景，是为下文正面展开议论和批判作铺垫。作者设想“我若为王”后出现的情形，由妻子、儿女一直联想到自身，把势蓄得很足。但这仅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先把“我”推向虚幻的顶峰，然后一把拉下来，示其本相，加以批判。这叫欲擒故纵。
“假定又假定”的前三段联想，句式几乎相同，用铺排的方式，层层推进。在表达上，起到强调的作用。
二、引导学生理解文中关键句子的含义，有利于进而把握全文的意思。
1．上文写到，作者对王权和奴才这一对孪生子表示深深的憎恶和愤慨：“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作者在这里又翻出一层意思，认为奴才比王权更可怕，它是王权思想赖以存在的温床，因而“不留一个奴种在人间”，斩钉截铁地表示铲除一切奴种的强烈愿望。
2．意思说，世界上没有了奴才，“我”终于不能为奴才们的首领，那么，“我”和所有的人都变成“真的人们”了。对这种景象，“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
三、本题意在引导学生以生活现象为例，深刻反省王权思想对社会的侵害。培养学生写作简短批判文章的能力。
●教学建议
一、不妨从本文大开大合的结构入手，理清全文思路，指导学生把握全文的思想内容。
二、要使学生认识到，本文思想的深刻性在于：不是一般性地批判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而是对皇权的基础──奴才，表示了尤为强烈的愤慨，非要铲除一切奴种不可。
三、引导学生体会，如果从正面批判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写几十万字还怕不够，难得的是作者采用虚拟假定的写法，用短短一千多字就波澜起伏地把观点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四、指导学生学习本文隽永幽默、机敏便捷、辛辣深刻的语言。
●有关资料
一、关于作者（姚春树）
聂绀弩（1903—1986），笔名有耳耶、萧今度等。湖北京山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1925年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曾任中央通讯社副主任。1932年参加左联，1934年编辑《中华日报》副刊《动向》。1938年到延安，不久到新四军编辑《抗敌》杂志。1940年参加《野草》编辑部。1945～1946年任重庆《商务日报》和《新民报》副刊编辑。建国后，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部主任。杂文集有《关于知识分子》（1938）、《历史的奥秘》（1941）、《蛇与塔》（1941）、《血书》（1949）、《二鸦杂文》（1950）、《寸磔纸老虎》（1951）、《聂绀弩杂文选》（1956）、《聂绀弩杂文集》（1981）。另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聂绀弩诗全编》。
聂绀弩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继鲁迅、瞿秋白之后，在杂文创作上成绩卓著、影响很大的战斗杂文大家。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以耳耶、萧今度、迈斯、悍膂、淡台、灭暗等为笔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创作了大量的战斗杂文。
对于聂绀弩的战斗杂文，人们早就给予很高的评价。1947年林默涵在评论聂绀弩的杂文《往星中》时说：“绀弩先生是我向所敬爱的作家，他的许多杂文，都是有力的响箭，常常射中了敌人的鼻梁。”（《天上与人间》，刊于《野草》新四号）解放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也都指出了聂绀弩在杂文创作上的成就。1982年胡乔木在为聂绀弩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写的《序》中说：“绀弩同志是当代不可多得的杂文家，这有他的《聂绀弩杂文集》（三联书店出版）为证。”（《人民日报》1982年8月16日）杂文大家夏衍在一次座谈会上回顾他的杂文创作历程时说，他写杂文“先是学鲁迅，后来是学绀弩，绀弩的‘鲁迅笔法’几乎可以乱真，至今我案头还摆着一本他的杂文。”（《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刊于《新观察》1982年第24期）但是，对于这样的战斗杂文大家，“人们对他还缺乏研究”（张大明：《杂文还活着──聂绀弩的杂文值得一读》，刊于《读书》1982年第10期）。
（节选自《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二、聂绀弩杂文的艺术特征（姚春树）
谈到杂文，人们常会想起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给杂文下过的定义，这就是：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这个人们习用已久的定义提示了杂文的文艺性、社会现实性和论说性。这三性基本上概括了杂文的基本方面，但无法穷尽鲁迅杂文、瞿秋白自己的杂文、我们这里所要论述的聂绀弩的杂文以及现代杂文史上一切杂文家杂文创作的所有特征。事实上杂文不是一种单一的文体，而是一种带有“杂”的综合性质的文学形式，瞿秋白所说的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是其最主要的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以记叙为主的杂文，以抒情为主的杂文，还有三者熔于一炉的杂文，但不论是哪一类杂文，杂文的最基本表达方式是形象化说理。这里的说理同议论文的议论略有不同，它可以是以一般的逻辑推理的议论形式直接表现的，也可以是以即事明理和融理于情的间接形式表现的。因此，形象化说理是杂文创作的最主要的艺术规律，是衡量杂文创作艺术的最主要的标尺。冯雪峰论鲁迅杂文，说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朱自清说鲁迅杂文充满着理趣；在我看来，冯、朱二人说的都是指鲁迅杂文的形象化说理艺术，意思是差不多的。我以为聂绀弩杂文创作艺术的主要特征是他的杂文创作中充满着一种启发人、吸引人、感染人、征服人的理趣美。具体说，他的这种形象化说理的理趣美的艺术魅力，主要表现在说理的生动性、深刻性和多样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艺术形式的丰富性和泼辣幽默的文风上。
以逻辑推理的直接形式进行形象化说理，是聂绀弩杂文的基本形式，其中有正面立论为主的，有反驳论敌谬论为主的，而尤以后者为多数。正面立论的，又有对社会事件和问题的评述，如《失掉南京，得到无穷》是对南京沦陷的评述，《阮玲玉的短见》《贤妻良母论》《母性与女权》《沈崇的婚姻问题》等都是就妇女问题立论的；有对历史人物和所读文学作品、政治文件以及传说发表评论和感想的，如《鲁迅──思想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倡导者》是对鲁迅思想和精神的研究，《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血书──读土改文件》以及论《封神演义》《水浒》和《红楼梦》等是就所读文学作品和政治文件发表感想，《蛇与塔》则对民间传说作推陈出新的解释，等等。聂绀弩论《封神演义》的一组杂文说理生动而又深刻，他认为我国有几部旧小说，如《水浒》《红楼梦》《封神演义》等，“是咱们中国活的政治史”（《从〈击壤歌〉扯到〈封神演义〉》）。从小说的神秘荒诞的雾障后，揭示出《封神演义》的叛逆思想，他说：“比《水浒》更进步的则有《封神演义》”，它“直接诲逆，叫人别在什么水泊梁山替天行道：干脆把整个江山夺过来!……谁敢说当今皇帝是‘无道昏君’？《封神演义》上的比干商容骂了不知多少次；……谁敢说替皇帝出力报效的忠臣义士们是禽兽？《封神演义》却只消一只‘翻天印’就打出他们的原形来”（同上）。揭示出书中一些人物形象，如通天教主和申公豹等身上寄托的社会人生哲理，《论通天教主》《论申公豹》《再论申公豹》都是五六百字左右的短文，作者形象而精警的议论，有一种惊人的雕塑力和启发力，可以说他在这些议论短文中几乎是再创造了“畜牲”的祖师爷通天教主和倒行逆施的怪物申公豹的形象，同时又揭示和阐发了隐含在这两个形象中的社会人生哲理。
聂绀弩杂文最富理趣美的是那些驳论性的杂文。这里，我们且以《论怕老婆》为例来赏析他这种杂文理趣美的艺术魅力。本文以反驳胡适的一个荒谬可笑的论点为引子，深刻表达了他对旧社会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建立互相尊重的平等夫妇关系的理想。胡适的论点是：“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别多，故将来必能民主。”聂绀弩这篇反驳他的文章，全文分六节：一、问题的提起；二、怕老婆者怕老公之反常现象也；三、怕老婆不一定是真怕老婆；四、真怕老婆在老公是天公地道，在老婆是遇人不淑；五、怕老婆的故事未必多更未必好；六、结论。从题目和小标题看，本文同鲁迅的杂文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相仿佛。但作者也有自己的创造。胡适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作者在第一节，一口气摆出“堂堂学者”“大学校长”胡适的许多奇谈怪论，诸如什么“学生应‘多做梦’”论、“五四不是政治运动”论等等，再推出本文所要反驳的论点，暗示人们，胡博士的荒唐怪论要比“孤陋寡闻”的作者所了解的多得多。作者显然对论敌充满轻蔑和嘲弄之情，但又不直接予以驳斥，而是先以从容、婉曲、轻松、幽默的笔调，在二、三、四节中大谈其对“怕老婆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在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社会，“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是老婆怕老公，男子汉大丈夫奉行的是“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孔子），“到女人那里去，切莫忘记带鞭子”（尼采）的“至理名言”。在这种社会里，所谓的“怕老婆者”，是“怕老公的反常现象也”。接着作者又指出，被人们认为是“怕老婆”的，“不一定是真怕老婆”，是人们的误解，是种假象，其情况有三：“第一，有以敬爱老婆为怕老婆者”；“第二，有以失掉眠花宿柳，偷情纳宠的‘自由’为怕老婆的”；“第三，有以不屑与老婆计较为怕老婆的”。再接着作者也承认在旧社会里存在着个别的“真怕老婆”的人，这一般是：老公在肉体和精神上有严重缺陷，在德、才、貌上远不如老婆的人；一切都仰赖老婆的“驸马都尉”和其他的“豪门赘婿”；劣迹多为老婆知道，怕被张扬出去的贪官污吏；要利用老婆“献美人计，拉裙带关系”的等等。由上介绍可见，作者确是多侧面、多层次地对“怕老婆问题”作了辩证而深入的论述。在论述中，作者又引用古今中外的大量历史事实，对世态人情作深入细致的解剖，他“含笑谈真理”（贺拉斯语），行文诙谐风趣，机智幽默，因此这三节不仅说理透彻而且生动有趣，是全文最精彩之处。第五节指出胡适说的“怕老婆的故事”，未必“多”也未必“好”。严格说全文至此仍未对胡适的论点作直接有力的反驳，真正的反驳是在第六节简短的“结论”部分。作者认为互相尊重的平等夫妇关系才叫民主；而怕老婆和怕老公都与民主无关。由此，他尖锐揭露和嘲笑胡适论点的荒谬和可笑，并在这位“堂堂学者，大学校长”的尊范上涂上了“胡说万岁”的“白粉”。《论怕老婆》在聂绀弩驳论性杂文中是较特别的，它不像一般驳论文章紧扣论敌谬论展开全文，而只是把后者作为引子，而把主要篇幅用来论述他对“怕老婆问题的看法”，这同胡适论点的明显荒唐和易于反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作者企图纠正社会上大多数人在这问题上的偏见，并借此表达他对旧社会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建立平等夫妇关系的理想，因而就有了本文这样的结构。本文确有婉曲有致、耐人寻味的理趣美。
此外，如《韩康的药店》是现代杂文史上独具一格的名篇。在这篇用古白话笔调写成的近似小说的杂文中，聂绀弩把汉代的韩康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摆在一起。说的是，韩康有救人济世之心，他药店卖的药货真价实，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恶霸西门庆也开药店，但因卖假药，门可罗雀，生意萧条，他耍弄阴谋霸占韩康药店，但生意仍然不济；西门庆不久暴卒，韩康药店东山再起，门前人山人海。这篇杂文是影射和讽刺国民党当局的。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反动派查封了深受群众欢迎的桂林生活书店，并在原地开设一家专卖“总裁言论”的“国际书店”，但生意冷落，无人问津。这篇杂文就是讽刺这一事件的，它没有什么议论，而是以小说故事形式，形象地说明了“阎王开饭店，鬼都不进门”的道理，是轰动一时的名文。《阔人礼赞》极度夸张又高度真实地描写“阔人”的言行心理，全文绝大部分篇幅是描写，只在文章结尾有这样“卒章显其志”的议论：“这世界就是这种阔人的世界；……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成果，世界上一天有这种阔人，就一天没有民主。”《残缺国》和《我若为王》则是幻想虚拟的写法，后者虚拟自己如果“为王”，则妻子就是“王后”，儿女就是“太子”和“公主”，他的话将成为“圣旨”，他的任何欲念都将“实现”，他将没有任何“过失”，一切人都将对他“鞠躬”“匐匍”，成为他的“奴才”，作为民国国民的他又为此感到孤寂、耻辱、悲哀，文章结尾来了个大转折大飞跃：“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这虚拟性的奇思异想和戏剧性的突转、发现，把对君主制度、帝王思想的揭露和否定巧妙地表达出来了。至如《圣母》和《巨象》则在抒情性、象征性创造中，赞美劳动妇女，表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小我”和“大我”融为一体的道理。还有如《天亮了》《梦》《独夫之最后》是对话式的杂文等等。以上都不是以直接议论形式出现的，而是以非议论文形式出现的间接的形象化说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理趣美，这些都是作者的艺术创造。
（节选自《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三、聂绀弩的勇气与才气（姜振昌）
清人叶燮说：“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能千古乎？吾故曰：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语见《原诗•内篇下》）真正的艺术家不但要有艺术良知，而且要具备艺术勇气。对于优秀的杂文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这是由杂文直接干预现实、参与政治、抨击邪恶的特性所决定的。在这方面，聂绀弩的表现非同一般。
前面已说过，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及其帮闲帮凶的批判，是聂绀弩杂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曾提醒、告诫自己时时注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打击旧世界的统治者”（《天亮了•序》）。可以说这是聂绀弩全部杂文中最有价值、最富生气的部分。这种倾向还直接影响着他对其他问题的涉及：他抨击过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礼教，大都是反动统治者用来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例如，他指出“孝”道的实质，就是要儿女长大后成为“惯于向强权屈膝的柔顺的奴才”，这“于皇帝阔人之流是有利的”（语见《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聂绀弩像鲁迅那样，敢于用自己的笔对付反动当局的手枪，除了在作品中运用大量隐喻、讽喻之外，被他指名道姓抨击的国民党要员就有汪精卫、潘公展、萧毅肃、孙元良、张笃伦，甚至蒋介石。中国原本是“官本位”的国家，权力意味着一切。因之，封建君臣们历来都有像神佛一样的庄严相，处处要金妆彩绘，掉一块皮露出麻布泥胎便是不敬，更何况赤裸裸地点名批判呢？这无疑比泛泛的社会批评要危险、艰难得多。在桂林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机关审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聂绀弩。重庆的军政当局也把他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他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然而，聂绀弩对此毫无惧色，甚至公开为自己的作品能让“统治者感到我打在他们身上的拳头的分量”而骄傲和自豪，他在《天亮了•序》中说：“这是比批评我的人更公平的批评，是比赞美我的人更切实的赞美，这光荣是属于我的!”从桂林到重庆再到香港，他抨击反动统治者的杂文越写越多（在聂绀弩后期代表作《血书》所收的18篇作品中，这类作品占三分之二以上。），这就实在非有一种伟大的勇敢精神支撑不可。如果说，一般作者能做到这样就已属十分难能可贵的话，那么聂绀弩则更有其非同寻常的地方：聂绀弩原是国民党军官和国民党党员，从1928年起曾兼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的要职，按说是有所皈依并受到器重的。但他却不因此而“愚忠”，也不像有些身居官场的知识者那样将自己陷入一种渴望人格独立而又有所恐惧的矛盾之中，在心灵深处挑起极不和谐的紧张冲突。他决不放弃批判的权利，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因此便常常遭受“背后的枪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因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主张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并亲自到请愿学生中散发反日传单，受到反动当局通缉，从此便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由此产生的“逆反”情绪无疑加重了他对反动政权的敌意，但这首先离不开他自身所具有的那种“特立独行”的气节和勇敢精神。而支持这种精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识见，是一个正直的、具有良知的作家所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感。祖国的命运是那么坎坷多难，当权者们是那样昏庸腐败，而国人们又大多像“猪羊”一样地任人宰割、任“监斩官”们“泰然自若”（《怀〈柚子〉》），像母亲拷问自己的儿子一样，聂绀弩不能不作出勇敢的抉择。归根结底，聂绀弩对真理和事业有着绝对属于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一旦认准就义无反顾，穷追到底，有的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个人利害的诚心和勇气，甚至“劝以爵禄不肯移，惧以斧钺不肯止”（清•魏禧语）。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壤上因特殊际遇才产生出的像鲁迅所推崇的极有韧性、绝无媚骨、超凡脱俗的“摩罗”战士一样的优异之士，五四以后除鲁迅、闻一多之外还不多见。
勇气和才气是杂文家不可或缺的一对翅膀。有才无勇固然不可，大彻大悟必须靠大无畏精神来支持，靠“殉道”精神来补充；然而有勇无才也决不是好的杂文家，因为失却后者，其作品只能变得干巴巴，味同嚼蜡，或者只有骨力而缺乏灵气。因而谙熟杂文创作规律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曾指出：“作者这一面，既须很富于诗才学殖，而对于人生的各种现象，又有奇警的锐敏的透察力才对，否则，要做Essayist,到底不成功” （语见《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文集》第3卷。）。聂绀弩无疑属于那种才气横溢、天分极高的作家。有人说他“几乎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不会让人久盼，确是一位七步成章的才子”（语见楼适夷《说绀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这固然是基于他的先天素质，当他还在刚刚启蒙读《三字经》的时候，就曾因“对句”的奇特而将授课先生惊得激动不已；但更重要的在于他的后天修养，因为人归根结底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任何先天素质的深化和提高，只能有赖于作家在实践活动中博学、冶炼才能完成，《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说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就不但阐明了作家个性的形成包括先天禀赋、气质等因素，更强调了后天的学识、实践的重要性。聂绀弩的文化层次较高，他虽然没有受过非常系统的高等教育，但知识积累却相当丰厚，学贯中西，对新事物、新思潮更是如饥似渴地接受。同时他参过军，从过政，作过编辑，写过诗歌和小说，到过不少国家，见多识广，加之肯动脑筋，勤于思索，这就使他的天资得以充分地发展，有条件成为才华型的杂文作家。聂绀弩在杂文创作中体现出的才气主要有三个方面：敏锐的思维、不拘一格的形式和极富文采的语言。
随便翻开他的一篇作品，都可以感受到思维敏感而又锐利的特点。聂绀弩观察生活、捕捉素材的能力特别强，确有巴尔扎克所要求的“蜗牛般的眼观四方的目力、狗一般的嗅觉、田鼠般的耳朵”。他能够从一些看似平常的事件中，发现甚或预测阶级力量的消长、社会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趋向。而尤能体现其杂文敏锐特点的，是在他与论敌论战中善于发现论敌的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之处展开攻势，从而战胜对手。例如，鲁迅逝世后，向培良多次发表文章攻击鲁迅，说鲁迅“性情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琐屑争斗，猜疑自苦，胸襟日益褊狭”。聂绀弩在《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一文中，以无数的事例解释了鲁迅的“褊狭”与“不褊狭”之后，写道：和鲁迅对于别人的不“褊狭”相反，向培良对于鲁迅却常常是“褊狭”的，“据我所知，他是像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骸一样鞭打过两次了。我不知道和‘褊狭’对立的，是不是就是大度，也不知道说别人‘褊狭’，是不是因为自己大度，如果是，向培良先生一次两次地鞭尸，莫非倒是大度的真正表现吗？”聂绀弩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有力地回击了向培良对鲁迅的攻击。其他诸如《老子的全集》《伦理三见》《谈杂文》《女权论辨•题记》《颂中国古代的选举》等文与《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相比，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正因为聂绀弩具有深邃的思想洞察力和敏锐的眼光，他才能在形形色色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中，发现表层后面掩藏着的矛盾、荒谬、虚伪的东西，例如，“孝道讲得太过，或反为离间恩谊，戕害性情之蟊贼。大舜号泣于旻天，其失也矫；文王为世子，其失也伪，郭巨埋儿，其失也狠；曹娥救父，其失也愚；而一切孝行故事，皆非本有，而为说教者‘创作’，其失也诬”（《诸夏有君论》）。虽系只言片语，却同样洞幽烛微，令人回味无穷。
这种敏锐的思维能力还常常促使他能超凡拔俗，在真理的认同上显示出独立的价值判断意识。例如，“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上较为敏感的话题，他能在对知识者的片面责难声中更多地看到了他们所固有的许多宝贵之处，力抹着被人为地涂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污垢，并且强调指出：“被奴役被蒙混了几千年的无智大众”，“在把知识夺回以前，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中，正迫切地需要着知识分子的助力”（《关于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他没有盲目地视为洪水猛兽，而是在与封建“皇帝老子”“代表人民选举”的对比中，将其作为鞭挞国民党政府所谓“民主政治”的参照物（《颂中国古代的选举》）。最值得重视的是那篇以“推己及人”的方式写成的《我若为王》，在文中作者没有一般地批判皇权思想，而是说，“我若为王”之后，肯定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任何过错，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然而“我”却翻然醒悟到：“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而已。王权和奴才是一对孪生子，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可怕，它是王权思想赖以生存的温床。因而作者以满腔悲愤的心情写道：“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作品由对皇权思想的形象化揭示而转入的对奴性的批判，正是从一般作者和读者思考止步的地方、从浅尝辄止者容易满足的地方起步的，因而显得新颖、深邃、不同凡响。
聂绀弩反对将杂文形式固定在一个僵化的模式里，他说：“杂文还没有定型在一种特定的格式里，只要觉得有战斗性，讽刺性，特别是有寓言性便行了。”（语见《关于杂文文体的通信》，《创作》1982年第1期。）在杂文创作中，聂绀弩实现了他自己的这一主张。他的杂文常常根据内容表现的需要和不同时地、不同审美趣味，巧妙地变幻着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出多彩多姿的艺术风貌。他的大量的以立论或驳论为主的作品自不待言，其他的诸如：《阔人礼赞》被他赋予了散文诗般的题目和意境；他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专制制度的《韩康的药店》，写成了一个富于喜剧性的“新编故事”；《怎样做母亲》在他的笔下，充满了短篇小说和叙事散文一样的情趣和波澜。文学创作常容易被体裁的机械性所束缚，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语见《自然辩证法•导言》）。鲁迅逝世后，不少杂文作家逐渐习惯于将自己框定在单一的、狭窄的、封闭的议论圈子里，与其他文学体裁互不侵犯。这样做固然容易突出杂文的议论特性，但却妨碍了杂文汲取其他文学体裁的丰富营养，因而也势必影响其艺术表现力和思想震撼力。聂绀弩的上述做法，不是有意抹杀杂文与其他文体的区别，而是以一种“拿来主义”的眼光和气魄，兼收并蓄，打破了文学体裁的狭隘局限，使杂文获得更加丰富的表现力，甚至具有诗的风采和魅力。聂绀弩在创作中挥洒自如地融合多种文学因素，为中国现代杂文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经验。
聂绀弩的杂文语言很富有文采。杂文说到底是一种议论文体。由于议论本身的抽象性，如果不是有意打破文体形式上狭隘的格局，可供凭借的技巧毕竟是有限的，这时，语言本身的是否富有文采就显得十分重要。大约是受鲁迅的影响，聂绀弩极少使用枯燥呆板、拖泥带水、佶屈聱牙的文字。他用笔“曲”却不蔓，精练含蓄，生动传神。一些平常的生活现象，普通的人情事理，一经他点化，就妙趣横生，显示出神奇的艺术力量。例如《明术》对“鞭尸”现象的抨击：
楚平王是伟大的，因为他的尸体也可以使英雄们建功立业。
伍子胥也是伟大的，因为当他鞭打楚平王的尸体的时候，那尸体连哼也不敢哼一声。
然而伍子胥却是无法可想，兴师动众地赶来，楚平王已经死了，就只好鞭尸泄愤。伍子胥的徒孙们则不然，楚平王活着的时候，一个个销声匿迹，不知躲在何处；刚一死，他们就从各个角落里伸出头来。楚平王的尸体莞尔笑曰：“山人早已算就了!”
短短一百余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鞭尸者们的丑行恶德。这段文字以一种谐谑和嘲讽的格调，通过夸张、变形、隐喻等表现方式，对鞭尸者作了尽情的嘲弄和鞭挞。合起来看，通篇都是“形象化的议论”；分开看，一句话抑或几个字，也大都形象可感，包含着丰富的内涵：“那尸体连哼也不敢哼一声”，一句话就精到地揭示、同时也嘲讽了鞭尸者们的嚣张气焰；而一个“伸”字，则把伍子胥的徒孙们（自然使人们联想到鲁迅身后的攻击者们）只能死后鞭尸的卑鄙丑态写活了，他们比伍子胥还不如；而最后一句，既是对这一现象的规律性概括，又以楚平王的大度对这些鞭尸者们的渺小作了生动的映衬。于是，聂绀弩的杂文语言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既隽永幽默，也机敏便捷、辛辣深刻。这种艺术效果的产生当然不只是作者对遣词造句的考究，关键的还在于：其语言是饱含着思想与激情的有生命力的活语言，是独特的思想与强烈的激情赋予了作品的语言以内在的血脉，它们在作品中的涌动宛如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载动着遣词造句一泻千里或慢慢流淌，有时澄静如练，有时则浪花翻卷，最终使抽象的议论变得生动、形象、斐然成章。
（节选自《中国现代杂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四、《我若为王》赏析（黄彩文）
文章的寓意也许不难理解，那就是批判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所以必须批判，必得铲除，就在于它是“封建的残物”，泯灭人性，阻碍社会发展。“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难得的是笔致的曲折跌宕，表现的淋漓酣畅。
文忌平淡，要讲究开合擒纵，疾徐虚实，作者可谓深谙此道。文章要批判王权观念和奴才意识，可偏不从正面落笔，而是从反面切入。先假定我若为王该如何，此谓之开或纵。文章的思路和笔触的确放得开，全文八段，有四大段是设想我若为王该会出现怎样的情形。作者充分发挥想像的作用，由妻子、儿女一直联想到自身。“我若为王”，妻子、儿女们不管有才无才，有德无德，都会被捧为贵人，而我则将具有无上的威权，将没有任何过失，将看不到任何不驯顺的人，将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在这四大段中，作者用铺排的方式，层层推进，把势蓄得很足，但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作者真正的用心是先把“我”推向虚幻的顶峰，然后一把拉下来，跌在实处，示其本相，这叫捧高跌重。果然，“我”在登上权力的宝座之后，并不感到怎样的得意，相反，“我甚至会感到单调、寂寞和孤独”。我终于醒悟到：“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而已。这一段是过渡。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上面种种虚设的假象，都是为正面展开议论和批判作铺垫的，用的是欲擒故纵之法。
王权和奴才是一对孪生子，不仅彼此都无人气，而且阻碍社会进步。作者对此表示了深深的憎恶和愤慨：“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这一层是文章的核心，前面都是虚写，这一层才真正落到实处，亦谓之合。
要是平常人，文章写到这里也许就难以为继了，可作者忽地又宕开一笔，另翻出一层意思。因为对奴才首领地位的反省和痛恨，“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这一层说得斩钉截铁，与前半部分的舒徐轻漫又自不同，充分显示了作者铲除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愿望。最后一段，是全文收束，理清文章脉络，表明作者心迹，此又一合。
人说绀弩性情有些怪癖，且才气横溢，由本文观之，信然。
（节选自《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一、深刻的思想性
这篇课文批判了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这是没有疑问的。它的思想的深刻性在于，不是一般地批判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
课文假设“我若为王”以后的种种情景，“我”将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任何过错，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然而“我”却突然觉悟到：“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而已。皇权和奴才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前者生存的基础。因而作者以满腔悲愤的心情写道：“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作品由对皇权意识的形象化批判转入对奴才思想的抨击，正是从一般人思考止步的地方起步的，因而课文的思想性显得尖锐、深刻，不同凡响。
二、幻想虚拟的写法
作者虚拟自己如果是“王”，则妻就是“王后”，儿子就是“太子或者王子”，女儿就是“公主”，亲眷都是“皇亲国戚”，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他的任何欲念都将“实现”，他将“没有任何过失”，所有的人都将对他“鞠躬”“匍匐”，都变成他的“奴才”，作为民国国民的他又为此感到“单调、寂寞和孤独”。于是课文结尾来个大转折：“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这虚拟性的奇思异想和戏剧性的突转，把对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的否定巧妙地表达出来了。
三、大开大合的结构
文章先假定“我若为王”以后如何，这是开。作者在四个段落中用铺排的方式，层层推进，把势蓄得很足。然而，“我”若为王以后，“感到单调、寂寞和孤独”。“我”终于醒悟到：“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而已。这一段是过渡。作者接着对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表示了强烈的憎恶和愤慨：“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这里是合。上文假设“我若为王”的情景都是虚写，为下文作铺垫，到这里才落到实处。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又宕开一笔。因为对“奴才的首领”地位的反省和痛恨，“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表示了铲除王权、奴才的强烈愿望。这又是一合，是全文的收束。
●解题指导
一、主要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前几段的思想内容和写作特点。
课文描绘“我若为王”后的种种情景，是为下文正面展开议论和批判作铺垫。作者设想“我若为王”后出现的情形，由妻子、儿女一直联想到自身，把势蓄得很足。但这仅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先把“我”推向虚幻的顶峰，然后一把拉下来，示其本相，加以批判。这叫欲擒故纵。
“假定又假定”的前三段联想，句式几乎相同，用铺排的方式，层层推进。在表达上，起到强调的作用。
二、引导学生理解文中关键句子的含义，有利于进而把握全文的意思。
1．上文写到，作者对王权和奴才这一对孪生子表示深深的憎恶和愤慨：“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作者在这里又翻出一层意思，认为奴才比王权更可怕，它是王权思想赖以存在的温床，因而“不留一个奴种在人间”，斩钉截铁地表示铲除一切奴种的强烈愿望。
2．意思说，世界上没有了奴才，“我”终于不能为奴才们的首领，那么，“我”和所有的人都变成“真的人们”了。对这种景象，“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
三、本题意在引导学生以生活现象为例，深刻反省王权思想对社会的侵害。培养学生写作简短批判文章的能力。
●教学建议
一、不妨从本文大开大合的结构入手，理清全文思路，指导学生把握全文的思想内容。
二、要使学生认识到，本文思想的深刻性在于：不是一般性地批判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而是对皇权的基础──奴才，表示了尤为强烈的愤慨，非要铲除一切奴种不可。
三、引导学生体会，如果从正面批判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写几十万字还怕不够，难得的是作者采用虚拟假定的写法，用短短一千多字就波澜起伏地把观点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四、指导学生学习本文隽永幽默、机敏便捷、辛辣深刻的语言。
●有关资料
一、关于作者（姚春树）
聂绀弩（1903—1986），笔名有耳耶、萧今度等。湖北京山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1925年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曾任中央通讯社副主任。1932年参加左联，1934年编辑《中华日报》副刊《动向》。1938年到延安，不久到新四军编辑《抗敌》杂志。1940年参加《野草》编辑部。1945～1946年任重庆《商务日报》和《新民报》副刊编辑。建国后，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部主任。杂文集有《关于知识分子》（1938）、《历史的奥秘》（1941）、《蛇与塔》（1941）、《血书》（1949）、《二鸦杂文》（1950）、《寸磔纸老虎》（1951）、《聂绀弩杂文选》（1956）、《聂绀弩杂文集》（1981）。另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聂绀弩诗全编》。
聂绀弩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继鲁迅、瞿秋白之后，在杂文创作上成绩卓著、影响很大的战斗杂文大家。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以耳耶、萧今度、迈斯、悍膂、淡台、灭暗等为笔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创作了大量的战斗杂文。
对于聂绀弩的战斗杂文，人们早就给予很高的评价。1947年林默涵在评论聂绀弩的杂文《往星中》时说：“绀弩先生是我向所敬爱的作家，他的许多杂文，都是有力的响箭，常常射中了敌人的鼻梁。”（《天上与人间》，刊于《野草》新四号）解放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也都指出了聂绀弩在杂文创作上的成就。1982年胡乔木在为聂绀弩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写的《序》中说：“绀弩同志是当代不可多得的杂文家，这有他的《聂绀弩杂文集》（三联书店出版）为证。”（《人民日报》1982年8月16日）杂文大家夏衍在一次座谈会上回顾他的杂文创作历程时说，他写杂文“先是学鲁迅，后来是学绀弩，绀弩的‘鲁迅笔法’几乎可以乱真，至今我案头还摆着一本他的杂文。”（《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刊于《新观察》1982年第24期）但是，对于这样的战斗杂文大家，“人们对他还缺乏研究”（张大明：《杂文还活着──聂绀弩的杂文值得一读》，刊于《读书》1982年第10期）。
（节选自《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二、聂绀弩杂文的艺术特征（姚春树）
谈到杂文，人们常会想起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给杂文下过的定义，这就是：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这个人们习用已久的定义提示了杂文的文艺性、社会现实性和论说性。这三性基本上概括了杂文的基本方面，但无法穷尽鲁迅杂文、瞿秋白自己的杂文、我们这里所要论述的聂绀弩的杂文以及现代杂文史上一切杂文家杂文创作的所有特征。事实上杂文不是一种单一的文体，而是一种带有“杂”的综合性质的文学形式，瞿秋白所说的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是其最主要的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以记叙为主的杂文，以抒情为主的杂文，还有三者熔于一炉的杂文，但不论是哪一类杂文，杂文的最基本表达方式是形象化说理。这里的说理同议论文的议论略有不同，它可以是以一般的逻辑推理的议论形式直接表现的，也可以是以即事明理和融理于情的间接形式表现的。因此，形象化说理是杂文创作的最主要的艺术规律，是衡量杂文创作艺术的最主要的标尺。冯雪峰论鲁迅杂文，说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朱自清说鲁迅杂文充满着理趣；在我看来，冯、朱二人说的都是指鲁迅杂文的形象化说理艺术，意思是差不多的。我以为聂绀弩杂文创作艺术的主要特征是他的杂文创作中充满着一种启发人、吸引人、感染人、征服人的理趣美。具体说，他的这种形象化说理的理趣美的艺术魅力，主要表现在说理的生动性、深刻性和多样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艺术形式的丰富性和泼辣幽默的文风上。
以逻辑推理的直接形式进行形象化说理，是聂绀弩杂文的基本形式，其中有正面立论为主的，有反驳论敌谬论为主的，而尤以后者为多数。正面立论的，又有对社会事件和问题的评述，如《失掉南京，得到无穷》是对南京沦陷的评述，《阮玲玉的短见》《贤妻良母论》《母性与女权》《沈崇的婚姻问题》等都是就妇女问题立论的；有对历史人物和所读文学作品、政治文件以及传说发表评论和感想的，如《鲁迅──思想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倡导者》是对鲁迅思想和精神的研究，《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血书──读土改文件》以及论《封神演义》《水浒》和《红楼梦》等是就所读文学作品和政治文件发表感想，《蛇与塔》则对民间传说作推陈出新的解释，等等。聂绀弩论《封神演义》的一组杂文说理生动而又深刻，他认为我国有几部旧小说，如《水浒》《红楼梦》《封神演义》等，“是咱们中国活的政治史”（《从〈击壤歌〉扯到〈封神演义〉》）。从小说的神秘荒诞的雾障后，揭示出《封神演义》的叛逆思想，他说：“比《水浒》更进步的则有《封神演义》”，它“直接诲逆，叫人别在什么水泊梁山替天行道：干脆把整个江山夺过来!……谁敢说当今皇帝是‘无道昏君’？《封神演义》上的比干商容骂了不知多少次；……谁敢说替皇帝出力报效的忠臣义士们是禽兽？《封神演义》却只消一只‘翻天印’就打出他们的原形来”（同上）。揭示出书中一些人物形象，如通天教主和申公豹等身上寄托的社会人生哲理，《论通天教主》《论申公豹》《再论申公豹》都是五六百字左右的短文，作者形象而精警的议论，有一种惊人的雕塑力和启发力，可以说他在这些议论短文中几乎是再创造了“畜牲”的祖师爷通天教主和倒行逆施的怪物申公豹的形象，同时又揭示和阐发了隐含在这两个形象中的社会人生哲理。
聂绀弩杂文最富理趣美的是那些驳论性的杂文。这里，我们且以《论怕老婆》为例来赏析他这种杂文理趣美的艺术魅力。本文以反驳胡适的一个荒谬可笑的论点为引子，深刻表达了他对旧社会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建立互相尊重的平等夫妇关系的理想。胡适的论点是：“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别多，故将来必能民主。”聂绀弩这篇反驳他的文章，全文分六节：一、问题的提起；二、怕老婆者怕老公之反常现象也；三、怕老婆不一定是真怕老婆；四、真怕老婆在老公是天公地道，在老婆是遇人不淑；五、怕老婆的故事未必多更未必好；六、结论。从题目和小标题看，本文同鲁迅的杂文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相仿佛。但作者也有自己的创造。胡适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作者在第一节，一口气摆出“堂堂学者”“大学校长”胡适的许多奇谈怪论，诸如什么“学生应‘多做梦’”论、“五四不是政治运动”论等等，再推出本文所要反驳的论点，暗示人们，胡博士的荒唐怪论要比“孤陋寡闻”的作者所了解的多得多。作者显然对论敌充满轻蔑和嘲弄之情，但又不直接予以驳斥，而是先以从容、婉曲、轻松、幽默的笔调，在二、三、四节中大谈其对“怕老婆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在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社会，“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是老婆怕老公，男子汉大丈夫奉行的是“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孔子），“到女人那里去，切莫忘记带鞭子”（尼采）的“至理名言”。在这种社会里，所谓的“怕老婆者”，是“怕老公的反常现象也”。接着作者又指出，被人们认为是“怕老婆”的，“不一定是真怕老婆”，是人们的误解，是种假象，其情况有三：“第一，有以敬爱老婆为怕老婆者”；“第二，有以失掉眠花宿柳，偷情纳宠的‘自由’为怕老婆的”；“第三，有以不屑与老婆计较为怕老婆的”。再接着作者也承认在旧社会里存在着个别的“真怕老婆”的人，这一般是：老公在肉体和精神上有严重缺陷，在德、才、貌上远不如老婆的人；一切都仰赖老婆的“驸马都尉”和其他的“豪门赘婿”；劣迹多为老婆知道，怕被张扬出去的贪官污吏；要利用老婆“献美人计，拉裙带关系”的等等。由上介绍可见，作者确是多侧面、多层次地对“怕老婆问题”作了辩证而深入的论述。在论述中，作者又引用古今中外的大量历史事实，对世态人情作深入细致的解剖，他“含笑谈真理”（贺拉斯语），行文诙谐风趣，机智幽默，因此这三节不仅说理透彻而且生动有趣，是全文最精彩之处。第五节指出胡适说的“怕老婆的故事”，未必“多”也未必“好”。严格说全文至此仍未对胡适的论点作直接有力的反驳，真正的反驳是在第六节简短的“结论”部分。作者认为互相尊重的平等夫妇关系才叫民主；而怕老婆和怕老公都与民主无关。由此，他尖锐揭露和嘲笑胡适论点的荒谬和可笑，并在这位“堂堂学者，大学校长”的尊范上涂上了“胡说万岁”的“白粉”。《论怕老婆》在聂绀弩驳论性杂文中是较特别的，它不像一般驳论文章紧扣论敌谬论展开全文，而只是把后者作为引子，而把主要篇幅用来论述他对“怕老婆问题的看法”，这同胡适论点的明显荒唐和易于反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作者企图纠正社会上大多数人在这问题上的偏见，并借此表达他对旧社会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建立平等夫妇关系的理想，因而就有了本文这样的结构。本文确有婉曲有致、耐人寻味的理趣美。
此外，如《韩康的药店》是现代杂文史上独具一格的名篇。在这篇用古白话笔调写成的近似小说的杂文中，聂绀弩把汉代的韩康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摆在一起。说的是，韩康有救人济世之心，他药店卖的药货真价实，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恶霸西门庆也开药店，但因卖假药，门可罗雀，生意萧条，他耍弄阴谋霸占韩康药店，但生意仍然不济；西门庆不久暴卒，韩康药店东山再起，门前人山人海。这篇杂文是影射和讽刺国民党当局的。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反动派查封了深受群众欢迎的桂林生活书店，并在原地开设一家专卖“总裁言论”的“国际书店”，但生意冷落，无人问津。这篇杂文就是讽刺这一事件的，它没有什么议论，而是以小说故事形式，形象地说明了“阎王开饭店，鬼都不进门”的道理，是轰动一时的名文。《阔人礼赞》极度夸张又高度真实地描写“阔人”的言行心理，全文绝大部分篇幅是描写，只在文章结尾有这样“卒章显其志”的议论：“这世界就是这种阔人的世界；……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成果，世界上一天有这种阔人，就一天没有民主。”《残缺国》和《我若为王》则是幻想虚拟的写法，后者虚拟自己如果“为王”，则妻子就是“王后”，儿女就是“太子”和“公主”，他的话将成为“圣旨”，他的任何欲念都将“实现”，他将没有任何“过失”，一切人都将对他“鞠躬”“匐匍”，成为他的“奴才”，作为民国国民的他又为此感到孤寂、耻辱、悲哀，文章结尾来了个大转折大飞跃：“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这虚拟性的奇思异想和戏剧性的突转、发现，把对君主制度、帝王思想的揭露和否定巧妙地表达出来了。至如《圣母》和《巨象》则在抒情性、象征性创造中，赞美劳动妇女，表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小我”和“大我”融为一体的道理。还有如《天亮了》《梦》《独夫之最后》是对话式的杂文等等。以上都不是以直接议论形式出现的，而是以非议论文形式出现的间接的形象化说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理趣美，这些都是作者的艺术创造。
（节选自《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三、聂绀弩的勇气与才气（姜振昌）
清人叶燮说：“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能千古乎？吾故曰：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语见《原诗•内篇下》）真正的艺术家不但要有艺术良知，而且要具备艺术勇气。对于优秀的杂文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这是由杂文直接干预现实、参与政治、抨击邪恶的特性所决定的。在这方面，聂绀弩的表现非同一般。
前面已说过，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及其帮闲帮凶的批判，是聂绀弩杂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曾提醒、告诫自己时时注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打击旧世界的统治者”（《天亮了•序》）。可以说这是聂绀弩全部杂文中最有价值、最富生气的部分。这种倾向还直接影响着他对其他问题的涉及：他抨击过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礼教，大都是反动统治者用来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例如，他指出“孝”道的实质，就是要儿女长大后成为“惯于向强权屈膝的柔顺的奴才”，这“于皇帝阔人之流是有利的”（语见《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聂绀弩像鲁迅那样，敢于用自己的笔对付反动当局的手枪，除了在作品中运用大量隐喻、讽喻之外，被他指名道姓抨击的国民党要员就有汪精卫、潘公展、萧毅肃、孙元良、张笃伦，甚至蒋介石。中国原本是“官本位”的国家，权力意味着一切。因之，封建君臣们历来都有像神佛一样的庄严相，处处要金妆彩绘，掉一块皮露出麻布泥胎便是不敬，更何况赤裸裸地点名批判呢？这无疑比泛泛的社会批评要危险、艰难得多。在桂林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机关审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聂绀弩。重庆的军政当局也把他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他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然而，聂绀弩对此毫无惧色，甚至公开为自己的作品能让“统治者感到我打在他们身上的拳头的分量”而骄傲和自豪，他在《天亮了•序》中说：“这是比批评我的人更公平的批评，是比赞美我的人更切实的赞美，这光荣是属于我的!”从桂林到重庆再到香港，他抨击反动统治者的杂文越写越多（在聂绀弩后期代表作《血书》所收的18篇作品中，这类作品占三分之二以上。），这就实在非有一种伟大的勇敢精神支撑不可。如果说，一般作者能做到这样就已属十分难能可贵的话，那么聂绀弩则更有其非同寻常的地方：聂绀弩原是国民党军官和国民党党员，从1928年起曾兼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的要职，按说是有所皈依并受到器重的。但他却不因此而“愚忠”，也不像有些身居官场的知识者那样将自己陷入一种渴望人格独立而又有所恐惧的矛盾之中，在心灵深处挑起极不和谐的紧张冲突。他决不放弃批判的权利，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因此便常常遭受“背后的枪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因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主张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并亲自到请愿学生中散发反日传单，受到反动当局通缉，从此便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由此产生的“逆反”情绪无疑加重了他对反动政权的敌意，但这首先离不开他自身所具有的那种“特立独行”的气节和勇敢精神。而支持这种精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识见，是一个正直的、具有良知的作家所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感。祖国的命运是那么坎坷多难，当权者们是那样昏庸腐败，而国人们又大多像“猪羊”一样地任人宰割、任“监斩官”们“泰然自若”（《怀〈柚子〉》），像母亲拷问自己的儿子一样，聂绀弩不能不作出勇敢的抉择。归根结底，聂绀弩对真理和事业有着绝对属于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一旦认准就义无反顾，穷追到底，有的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个人利害的诚心和勇气，甚至“劝以爵禄不肯移，惧以斧钺不肯止”（清•魏禧语）。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壤上因特殊际遇才产生出的像鲁迅所推崇的极有韧性、绝无媚骨、超凡脱俗的“摩罗”战士一样的优异之士，五四以后除鲁迅、闻一多之外还不多见。
勇气和才气是杂文家不可或缺的一对翅膀。有才无勇固然不可，大彻大悟必须靠大无畏精神来支持，靠“殉道”精神来补充；然而有勇无才也决不是好的杂文家，因为失却后者，其作品只能变得干巴巴，味同嚼蜡，或者只有骨力而缺乏灵气。因而谙熟杂文创作规律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曾指出：“作者这一面，既须很富于诗才学殖，而对于人生的各种现象，又有奇警的锐敏的透察力才对，否则，要做Essayist,到底不成功” （语见《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文集》第3卷。）。聂绀弩无疑属于那种才气横溢、天分极高的作家。有人说他“几乎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不会让人久盼，确是一位七步成章的才子”（语见楼适夷《说绀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这固然是基于他的先天素质，当他还在刚刚启蒙读《三字经》的时候，就曾因“对句”的奇特而将授课先生惊得激动不已；但更重要的在于他的后天修养，因为人归根结底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任何先天素质的深化和提高，只能有赖于作家在实践活动中博学、冶炼才能完成，《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说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就不但阐明了作家个性的形成包括先天禀赋、气质等因素，更强调了后天的学识、实践的重要性。聂绀弩的文化层次较高，他虽然没有受过非常系统的高等教育，但知识积累却相当丰厚，学贯中西，对新事物、新思潮更是如饥似渴地接受。同时他参过军，从过政，作过编辑，写过诗歌和小说，到过不少国家，见多识广，加之肯动脑筋，勤于思索，这就使他的天资得以充分地发展，有条件成为才华型的杂文作家。聂绀弩在杂文创作中体现出的才气主要有三个方面：敏锐的思维、不拘一格的形式和极富文采的语言。
随便翻开他的一篇作品，都可以感受到思维敏感而又锐利的特点。聂绀弩观察生活、捕捉素材的能力特别强，确有巴尔扎克所要求的“蜗牛般的眼观四方的目力、狗一般的嗅觉、田鼠般的耳朵”。他能够从一些看似平常的事件中，发现甚或预测阶级力量的消长、社会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趋向。而尤能体现其杂文敏锐特点的，是在他与论敌论战中善于发现论敌的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之处展开攻势，从而战胜对手。例如，鲁迅逝世后，向培良多次发表文章攻击鲁迅，说鲁迅“性情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琐屑争斗，猜疑自苦，胸襟日益褊狭”。聂绀弩在《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一文中，以无数的事例解释了鲁迅的“褊狭”与“不褊狭”之后，写道：和鲁迅对于别人的不“褊狭”相反，向培良对于鲁迅却常常是“褊狭”的，“据我所知，他是像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骸一样鞭打过两次了。我不知道和‘褊狭’对立的，是不是就是大度，也不知道说别人‘褊狭’，是不是因为自己大度，如果是，向培良先生一次两次地鞭尸，莫非倒是大度的真正表现吗？”聂绀弩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有力地回击了向培良对鲁迅的攻击。其他诸如《老子的全集》《伦理三见》《谈杂文》《女权论辨•题记》《颂中国古代的选举》等文与《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相比，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正因为聂绀弩具有深邃的思想洞察力和敏锐的眼光，他才能在形形色色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中，发现表层后面掩藏着的矛盾、荒谬、虚伪的东西，例如，“孝道讲得太过，或反为离间恩谊，戕害性情之蟊贼。大舜号泣于旻天，其失也矫；文王为世子，其失也伪，郭巨埋儿，其失也狠；曹娥救父，其失也愚；而一切孝行故事，皆非本有，而为说教者‘创作’，其失也诬”（《诸夏有君论》）。虽系只言片语，却同样洞幽烛微，令人回味无穷。
这种敏锐的思维能力还常常促使他能超凡拔俗，在真理的认同上显示出独立的价值判断意识。例如，“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上较为敏感的话题，他能在对知识者的片面责难声中更多地看到了他们所固有的许多宝贵之处，力抹着被人为地涂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污垢，并且强调指出：“被奴役被蒙混了几千年的无智大众”，“在把知识夺回以前，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中，正迫切地需要着知识分子的助力”（《关于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他没有盲目地视为洪水猛兽，而是在与封建“皇帝老子”“代表人民选举”的对比中，将其作为鞭挞国民党政府所谓“民主政治”的参照物（《颂中国古代的选举》）。最值得重视的是那篇以“推己及人”的方式写成的《我若为王》，在文中作者没有一般地批判皇权思想，而是说，“我若为王”之后，肯定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任何过错，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然而“我”却翻然醒悟到：“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而已。王权和奴才是一对孪生子，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可怕，它是王权思想赖以生存的温床。因而作者以满腔悲愤的心情写道：“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作品由对皇权思想的形象化揭示而转入的对奴性的批判，正是从一般作者和读者思考止步的地方、从浅尝辄止者容易满足的地方起步的，因而显得新颖、深邃、不同凡响。
聂绀弩反对将杂文形式固定在一个僵化的模式里，他说：“杂文还没有定型在一种特定的格式里，只要觉得有战斗性，讽刺性，特别是有寓言性便行了。”（语见《关于杂文文体的通信》，《创作》1982年第1期。）在杂文创作中，聂绀弩实现了他自己的这一主张。他的杂文常常根据内容表现的需要和不同时地、不同审美趣味，巧妙地变幻着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出多彩多姿的艺术风貌。他的大量的以立论或驳论为主的作品自不待言，其他的诸如：《阔人礼赞》被他赋予了散文诗般的题目和意境；他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专制制度的《韩康的药店》，写成了一个富于喜剧性的“新编故事”；《怎样做母亲》在他的笔下，充满了短篇小说和叙事散文一样的情趣和波澜。文学创作常容易被体裁的机械性所束缚，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语见《自然辩证法•导言》）。鲁迅逝世后，不少杂文作家逐渐习惯于将自己框定在单一的、狭窄的、封闭的议论圈子里，与其他文学体裁互不侵犯。这样做固然容易突出杂文的议论特性，但却妨碍了杂文汲取其他文学体裁的丰富营养，因而也势必影响其艺术表现力和思想震撼力。聂绀弩的上述做法，不是有意抹杀杂文与其他文体的区别，而是以一种“拿来主义”的眼光和气魄，兼收并蓄，打破了文学体裁的狭隘局限，使杂文获得更加丰富的表现力，甚至具有诗的风采和魅力。聂绀弩在创作中挥洒自如地融合多种文学因素，为中国现代杂文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经验。
聂绀弩的杂文语言很富有文采。杂文说到底是一种议论文体。由于议论本身的抽象性，如果不是有意打破文体形式上狭隘的格局，可供凭借的技巧毕竟是有限的，这时，语言本身的是否富有文采就显得十分重要。大约是受鲁迅的影响，聂绀弩极少使用枯燥呆板、拖泥带水、佶屈聱牙的文字。他用笔“曲”却不蔓，精练含蓄，生动传神。一些平常的生活现象，普通的人情事理，一经他点化，就妙趣横生，显示出神奇的艺术力量。例如《明术》对“鞭尸”现象的抨击：
楚平王是伟大的，因为他的尸体也可以使英雄们建功立业。
伍子胥也是伟大的，因为当他鞭打楚平王的尸体的时候，那尸体连哼也不敢哼一声。
然而伍子胥却是无法可想，兴师动众地赶来，楚平王已经死了，就只好鞭尸泄愤。伍子胥的徒孙们则不然，楚平王活着的时候，一个个销声匿迹，不知躲在何处；刚一死，他们就从各个角落里伸出头来。楚平王的尸体莞尔笑曰：“山人早已算就了!”
短短一百余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鞭尸者们的丑行恶德。这段文字以一种谐谑和嘲讽的格调，通过夸张、变形、隐喻等表现方式，对鞭尸者作了尽情的嘲弄和鞭挞。合起来看，通篇都是“形象化的议论”；分开看，一句话抑或几个字，也大都形象可感，包含着丰富的内涵：“那尸体连哼也不敢哼一声”，一句话就精到地揭示、同时也嘲讽了鞭尸者们的嚣张气焰；而一个“伸”字，则把伍子胥的徒孙们（自然使人们联想到鲁迅身后的攻击者们）只能死后鞭尸的卑鄙丑态写活了，他们比伍子胥还不如；而最后一句，既是对这一现象的规律性概括，又以楚平王的大度对这些鞭尸者们的渺小作了生动的映衬。于是，聂绀弩的杂文语言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既隽永幽默，也机敏便捷、辛辣深刻。这种艺术效果的产生当然不只是作者对遣词造句的考究，关键的还在于：其语言是饱含着思想与激情的有生命力的活语言，是独特的思想与强烈的激情赋予了作品的语言以内在的血脉，它们在作品中的涌动宛如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载动着遣词造句一泻千里或慢慢流淌，有时澄静如练，有时则浪花翻卷，最终使抽象的议论变得生动、形象、斐然成章。
（节选自《中国现代杂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四、《我若为王》赏析（黄彩文）
文章的寓意也许不难理解，那就是批判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所以必须批判，必得铲除，就在于它是“封建的残物”，泯灭人性，阻碍社会发展。“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难得的是笔致的曲折跌宕，表现的淋漓酣畅。
文忌平淡，要讲究开合擒纵，疾徐虚实，作者可谓深谙此道。文章要批判王权观念和奴才意识，可偏不从正面落笔，而是从反面切入。先假定我若为王该如何，此谓之开或纵。文章的思路和笔触的确放得开，全文八段，有四大段是设想我若为王该会出现怎样的情形。作者充分发挥想像的作用，由妻子、儿女一直联想到自身。“我若为王”，妻子、儿女们不管有才无才，有德无德，都会被捧为贵人，而我则将具有无上的威权，将没有任何过失，将看不到任何不驯顺的人，将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在这四大段中，作者用铺排的方式，层层推进，把势蓄得很足，但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作者真正的用心是先把“我”推向虚幻的顶峰，然后一把拉下来，跌在实处，示其本相，这叫捧高跌重。果然，“我”在登上权力的宝座之后，并不感到怎样的得意，相反，“我甚至会感到单调、寂寞和孤独”。我终于醒悟到：“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而已。这一段是过渡。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上面种种虚设的假象，都是为正面展开议论和批判作铺垫的，用的是欲擒故纵之法。
王权和奴才是一对孪生子，不仅彼此都无人气，而且阻碍社会进步。作者对此表示了深深的憎恶和愤慨：“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这一层是文章的核心，前面都是虚写，这一层才真正落到实处，亦谓之合。
要是平常人，文章写到这里也许就难以为继了，可作者忽地又宕开一笔，另翻出一层意思。因为对奴才首领地位的反省和痛恨，“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这一层说得斩钉截铁，与前半部分的舒徐轻漫又自不同，充分显示了作者铲除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愿望。最后一段，是全文收束，理清文章脉络，表明作者心迹，此又一合。
人说绀弩性情有些怪癖，且才气横溢，由本文观之，信然。
（节选自《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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