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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五十始！（上）
我叫他老徐，因为苏区人人都是这样叫他——教书先生老徐——因为，虽然在东方其他地方，六十一岁不过是政府最高级官员的平均年龄，可是在红色中国，同别人相比，他
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象他的六十老翁的同辈谢觉哉（你可以常常看到这一对白发土匪在携手同行，好象中学生一样）一样，他步履矫健，双目炯炯
，他的一双健腿在长征途上曾经帮他渡过大河，爬过高山。
徐特立 谢觉哉
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他于一八七六年生于长沙附近一个
贫农家庭，与彭德怀诞生的地方相去不远。他是第四个儿子。他的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六年学，完了以后在清朝当个塾师，一直到二十九岁那一年上长沙师范，毕业后留校教
数学。
毛泽东是他在长沙的学生（徐特立说他数学很糟！），他的学生中还有许多青年后来成了共产党。徐特立本人在毛泽东能分辨共和派和保皇派之前很早就参与了政治。他身上
仍留着帝制时代与封建政治作斗争的标志，那是他为了要表示他上书请愿实行宪政的诚意割去的小指尖。在第一次革命后，湖南一度有个省议会，老徐是议员之一。
战后他随湖南省的勤工俭学学生去法国，在里昂学习一年，在一家铁工厂打杂做工维持生活。后来他在巴黎大学当了三年学生，靠为中国学生补习数学筹措自己学费。一九二
三年回湖南后，协助在长沙办了两个新式的师范学校，境况顺遂，有四年之久。他到一九二七年才成了共产党员，资产阶级社会的判逆。
在国民革命期间，徐特立在国民党省党部很活跃，但是他同情共产党。他向学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清洗”期间，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销声匿迹。由于与共产党没有关系
，他不得不自找避难的地方。“我早想当共产党，”他怀念地告诉我，“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到他
避难的地方来找他，请他入党。这个老家伙高兴之极，他告诉我，他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
党把他派去俄国，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回国后，他闯破封锁，到了江西，不久就在翟秋白下面但任副教育人民委员，翟秋白遭难后，执行委员会任命徐特立继任。从此以后
，他就以教书先生老徐著称。没有疑问，他的丰富多样的经验——在帝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中的生活和教书的经验——使他能够胜任他所面临的任务。他当然需要
所有这些经验，而且还需要更多的经验，因为这些任务十分艰巨，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但是老徐正当壮年，是不会感到气馁的。
一天，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他开始幽默地一一列举他的一些困难。“同我们所估计的几乎一样，”他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
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
—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味所造成的，我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这样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确非常落后。江西的文盲占百分
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们在那里工作的物质条件也较好，合格教师也多得多。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三百多所小学，约八百名教师——这与我们这里全部红区的
小学和教师数目相等。我们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百分这二十以下！
“这里的工作的进展慢得多。我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甚至我们的印刷机也被破坏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只能用油印和石刻来印刷。由于封锁，
我们不能进口足够的纸张。我们已开始自己造纸，但质量太差。但是别去管这些困难吧。我们已经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我
们现在从群众中间正在训练几十名教师，党也在培养。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担任群众文化学校的义务教员。我们的成绩表明，这里的农民只要给他们机会是极愿意学习的。
“而且他们也不笨。他们学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对他们说清楚，他们就改变了习惯。在这里的老苏区，你看不到姑娘缠足，你会看到许多年轻妇女剪短发。男人现在慢慢在剪
掉辫子了，许多人在共青团和少先队那里学读书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