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五

　　红军剧社（下）

　　危女士于一九〇七年生于河南，参加红军已有十年。她原来参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宣传队，一九二七年冯玉祥 与南京的政变妥协以后，她就同许多年轻学生一起离开那里，在汉口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共产党派她去欧洲，在法国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后回国，闯过国民党对红色中国的封锁，开始在瑞金工作。

　　她把红军剧社的历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绍。演剧团体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组织起来的。据危女士说，在那里，在瑞金的著名的高尔基学校里，从苏区各地招来了一千多名学员，红军训练了大约六十个剧团。他们在各个村子里和在前线巡回演出。每个剧团都收到各村苏维埃要求去演戏的邀请。农民们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对于任何娱乐都是很受欢迎的，他们自动安排交通、吃饭、住宿的问题。

　　危女士在南方时任副社长，到了西北以后负责全部戏剧工作。她在江西参加长征，使几十个经历长征而仍活下来妇女之一。在南方的军队到西北之前，陕西苏区就已有了剧社，但在江西的演员到大以后，戏剧艺术显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诉我，现在一共约有三十个这样的巡回剧社，甘肃也有一些。我以后旅行时还会碰到。

　　危女士继续说：“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我遇到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他们还只有十几岁，可是已经过长征，现在负责组织和训练各个村子里的儿童剧社。

　　“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是绝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雷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象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那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红军的剧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写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艺的干部给他们写的，但是大多数是宣传部门的作家和艺术家写的。有些短剧是成仿吾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三年前参加红军，另外一些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写的，她现在也参加了红军。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

　　总的来说，这是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把艺术扯了进去？”但从广义来说，这就是艺术，因为它为观众带来了生活的幻觉，如果说这是一种简单的艺术的话，那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活的材料和它作为对象的活的人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也是简单的。对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艺术和宣传是划不情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于：什么是人生经验中可以理解的，什么是不能理解的。

　　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山，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决不会再那样有效了。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对此，农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

　　不论他们有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论他们的过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剧，不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的强调或重视有多么夸大，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竞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农民阶级经过两千年的沉睡以后在觉醒的状态下逐渐站起来，由此而产生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南京方面所通过的一切口头上十分虔诚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决议，更加能够迫使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

　　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一些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

　　我置身在红军之中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在一批过着暴力生活的学生中间，只是因为历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缘故，这种暴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较之踢足球、教科书、谈恋爱，较之其他国家中青年的主要关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用什么连结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也许可以说，它毕竟还是没有成熟，但这是为什么？它看来基本上仍旧象是一种有力的示威，象一种青年运动，这又是为什么？

　　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我在保安的时侯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我可以一一列举简单的历史事实；但我无法表达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户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象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这种个人历史，我后来在红军许多其他领导人身上也会不断听到，只是细节上有很多的不同。我想读者要想知道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下面就是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