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札记

　　马丁·杜伯曼

　　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的文章《没有计划的叛乱》（《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1968年1月21日）是令人震惊的。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句子不是虚妄的指控，自我封闭的观点，不合时宜的愤慨。它是对校园激进左派的全盘歪曲——完全是那种居高临下、肆意歪曲的叙述，这种叙述认他们的角度出发认定20岁的人，认为“自由主义者”不能理解新的一代，也不能理解社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不止于此，该文还是一篇危险的文章，因为它用了通常罗纳德·里根才用的观点和措辞，从而使肯南这个名字有了一种特别的分量……

　　我难以相信肯南看过多少立场鲜明的报纸，这种报纸经常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行，而这一全国性的组织代表着校园激进左派的立场。如果他读了的话，他不可能提到他们“巨大的确定性”，他们“尖叫的脾气发作”，他们对“唯暴力主义”充满了兴趣。因为他们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差一点使他们变成了“乌托邦主义者”。

　　确实，他们还没有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蓝图”。如果他们有，就会受到天真的指责，因为只有笨蛋才敢说有一套解决各种问题的详细答案……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大胆狂妄，今天的青年激进分子就没有争论的基础。如果肯南愿意阅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写的作品，他会发现大量有关“修改宪法或政治改革”的建议，也有很多他宣称并不存在的“理智的争论与讨论”……

　　这已经是老调重弹了：当激进派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社会的计划时，他们被谴责为束缚千姿百态的社会；当他们没有制定出计划来的时候，他们就被谴责为空想。那些反对实质性改革的人总会找到理由这样做的……

　　——致编者，《时代》，1968

　　在我们种族主义的文化里，固执的态度和行为已是家常便饭。如果期望它很快会被消除，不切实际地希望这一代人能获得兄弟般的感情，那我们就太愚蠢了。如果我们能够按照那些原则来使之付诸行动的话，那我们就会做得很好。也许将来在更真实、更富人文精神条件下成长的一代，会从外在的摊从转向内在的信念。但是对于现在来说，即使为取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有限的目标，我们也必须依靠对联邦立法进行补充，要求它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不同于1964和1965年的条款），对相当多的社会动乱有所准备……

　　如果变革会自动到来，那就更好了。加强立法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但是考虑到为时已晚和反对派的固执己见，这显然是谁一的方式。有人会认为，强行改革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人们不能立法以反对偏见；国家方式不能改变大众方式。但是这种观点搞错了平等立法的基本用意，平等立法的目的不在于消除偏见，而在于减少偏见的外在表现。立法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能强化法律，只能让人民被迫去遵守法律，而不管他们对法律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人甚至还这样认为——像高登·阿尔伯特（Gordon Alport）的书《偏见的本质》中的观点那样——从长远观点着，强行改变外在行为最终会影响内在的信仰，使二者走向更大程度的一致……

　　历史不是一个必然的永远进步的故事，不管美国人多么偏爱那种观点。改革的冲动在达到目标之前经常会传播开来，在一种逆反倾向中把以前的成果全部抹杀。1967年，就像在1877年（第一次“重建”）时一样，出现了这种趋势实际上已经开始的明显信号。如果没有受到阻力的话，它可能会加速前进。我们几乎付不起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代价——就像他们一样可怜。

　　如果说在种族平等方面能取得什么进展的话，那将需要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不能靠想像中时间之恩赐，或上帝的降福。

　　——《一个公民权利的读者》前言

　　（利昂·弗里德曼编）1967

　　约翰·邦扎尔对怯懦和悲伤十分气愤。他特别不再欢以轻视态度对待这个一冷酷、实用”（即“真实”）的政治世界的人，他们试图把它变为它不是的某种东西（如种族或神学），然后对估计不足的失败进行严厉谴责。在这样做的时候，邦扎尔宣称（在他的新书《美国的反政治》里）他们拒绝承认政治——它的付出和索取，它的妥协和调和——是一个民主社会真正的需要，这个社会力求以最低限度的压力来调控个人与集体利益问不可避免的冲突。政治只有一种有效的作用：避免固有的、容易导致分裂循社会经济问题忧乱社会“共同的基础”。

　　邦扎尔宣称他支持原则政治，但是跟着就用一种使事物看起来可笑的、被误导的、让人无法认同的方式阐释我们历史上伪所有事例。在这种解释过程中，他歪曲了那种历史的一大部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对平民主义者的解释。邦扎尔把他们的领袖描写为被一种“阴谋理论”迷住了，说他们反问米特人，恐惧盎格鲁人，是恐英的和乡土主义者，还说他们专心致力于空洞或不适合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改革计划。在这种描写中除了真理，什么都写到了。邦扎尔把他对平民主义的理解建立在十到二十年前风行一时的旧模式上面，但这种理解很快就被有效地粉碎了……因为邦扎尔既没有意识到近来的学术发展，也不愿意承认对他论美国左派历史的简单化观点所提出的挑战……

　　梅瑞狄斯开始了他的从孟斐斯到密西西比的游行示威，他说，黑人什么都不怕。他原来就相信这一点吗？仅仅是几年前，当他试图与奥尔小姐共结连理的时候，梅瑞狄斯亲身体验了一场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怒火，那怒火一直在那里等待着胆敢向既有模式挑战的人……

　　假如海瑞秋斯没有遭到枪击，他会安然无恙地完成他的示威进军吗？我想通常的反应是，他完成这次示威是因为他幸运地受到名声和公开性的保护。普通黑人农民永远不会愚蠢地认为自己的寂寂无闻和孤单无助同样会是一种保护。几乎没有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复杂的种族）有能力平静地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肉体伤害，也许是死亡。有的人也许会装模做样地告诉别人他们能，有的人会天真地期望他们会。听到梅瑞秋斯被枪击后人们表现出震惊，这是因为人们心中先有一个假设认为“他们不敢！”但是他们真的敢……黑人社会里对此可能会出现的常人的反应——梅瑞狄斯身上有某种超人的东西——不是减少了恐惧，而是加倍地恐惧。加倍的愤怒。加信的幻想破灭的感觉，再不相信继续依靠非暴力的方式会带来好处。

　　在日积月累的沮丧感的重压下，公民权利运动在梅瑞狄斯示威前开始转移了阵地，这一转变有由于黑豹党（Black Panthers）的新近出现而得到了戏剧性的象征表现。拒绝“政治”，强调“黑色”，他们拒绝了迄今为止被神圣化了的反种族隔离的策略。谁会说他们的“异化”不是对白人美国那种似乎永无止境的托词的一种适当的反应呢？

　　海瑞狄斯被枪杀注定要扩大到未受影响的阶层中去。他开始他的示威进军是为了表示“进步”并激起希望。受到一颗子弹的激励么？在海瑞狄斯被打倒的时候还有希望吗？难说。梅瑞秋斯这位认知上的乐观主义者已经无意中在民权阶层内加强了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

　　——《乡野之声》，1996

　　贬低对我们政策和制度的一切结构批评的对立面就是夸大“司空见惯的政治”的成就，暗示我们的政治制度在调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关系方面做得是那么出色，以至于无需尖锐的反对和抗议。“左派对美国社会的批评……看不到我们民主制度创造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集中的经济权力越来越服务于整个社会”。

　　邦扎尔指的是什么？肯定不是指百分之二的美国家庭拥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全部企业股票（一种自20年代以来的不断增长的集中）。也不会是两三百个家庭控制着150家“超级公司”的大量股票。当然也不是指1959年19个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美国家庭中有五个根本不交收入所得税，而交税最多的家庭中没有一家是来自剩下的14家当中。

　　邦扎尔喜欢把我们的政治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进行对照。他宣称，我们的制度重视创造，为对立的力量提供自由竞争、获取民众支持的机会，保证“社会中的差别得到同情的理解、理性的讨论与和平的解决。”

　　既然我和邦扎尔都生活在同一国度里，那么至少是生活在不同的思想领域内。对于我来说——那些应受到谴责的左派之———邦扎尔关于极权主义制度的定义并不直接反对我们的制度，而是与之非常相似：一个“封闭社会的稳定而有纪律的世界，其重心是保持稳定。和谐、统一、秩序——这些是要考虑的主题。”

　　——《乡野之声》，1967

　　今天，我们并不缺少对美国权力的批评。与很多激进的批评家不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美国权力和新官僚》中）并没有通过夸大那些国际上反对我们的人的纯洁或善良来建立起他自己反对我国外交政策的方案。他机智地反对美国官方的观点，即认为我们的干预主义政策只不过是对苏联侵略的一种防御反应，我们的干涉只是为了保卫亚洲（或非洲或拉丁美洲）免受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威胁，同时他也……指出苏联以其野蛮和欺骗巩固了它的东欧帝国。他知道反对我们帝国主义冒险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此，无需掩饰我们“对手”的力量……

　　另外，他强调说…。最后我们来到了巴黎的谈判桌前，不是因为和平运动已经使我们有权干预别国事务的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只是因为公众已经逐渐感觉到卷入越南正在让我们付出太多的代价…人们可能说，乔姆斯基错误免把和平运动没有产生根本性的成果看成是不愿意为他们去尝试…但基本事实仍然如乔姆斯基所陈述的那样：大多数反战人士认为约翰逊是一个篡夺权力人，越南是一个失误；一般来讲，他们认为，我们不干涉别国的事务——或者当我们干涉的时候，那只是因为有人一定要强制推行某种一可以接受的”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模式……自由派知识分子已做出很多努力来鼓励这种在我国（尤其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现已很普及的观点：大众是“客体”，不能够表达政治，应由一方或另一方来“控制”他们。这种观点的影响不言自明

　　——《新共和》，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