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消息先于“远西”号传递开了。维斯塔尔说，在任何白人听到消息之前，一个叫“租船人”的印第安人到了站岩，带来了这场战斗的有关详情。站岩的印第安人拒绝谈及此事，但白人从他们的神态中看出发生了什么事。

　　第七兵团的两个连曾驻扎在卑斯麦以南30英里处的赖斯堡，堡里的女人们实际上在7月5日便得到了一些暗示灾难的信息。她们有几个人聚集在德鲁迪奥的住处，在地板上躺了整整一夜。第二天邮件到达时，每个得到丈夫来信的妇女都忙着查看邮戳是6月25日之前还是之后。不知道这些妇女选择德鲁迪奥房间的原因，也不知道她们因何而那样惊恐忧虑，但据说，7月5日，一个叫赖斯的军官从一个苏人那儿拿来六七支箭，那苏人说它们全是从卡斯行手下的士兵尸体上取下来的。箭支出处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这消息确实从赖斯堡传到了卑斯麦，继而又传到《论坛》——该报纸一直在期待着马克·凯洛格的快讯，等着发表一条震惊世人的号外。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从“远西”号听到这一消息的。斯图尔特教授认为，船一到岸边，船员们便开始讲述整个事件。马什上尉匆匆赶往电报所，电报员J·M·卡纳翰立即发报，“发送电讯新闻，证实早已传播开的消息……”

　　一句话，这灾难性事件迅速地传播着，但又没有任何人能确切地说出它的出处。

　　感谢穆吉斯·泰勒发狂的骑乘，他于7月3日抵达埃利斯堡。博兹曼《时报》和海伦娜《先驱》同时抢在《Trib》之前刊载了独家新闻。但印第安人更快，抢在了每个人前头。借助他们的“鹿皮鞋电报”——镜子、烟信号和送急信者——把这一消息通告他们在该地区的所有亲友或与他们有利害关系的土人。住在林肯堡附近的这些人便在“远西”号抵达前获知了这一消息。两个“乌鸦”印第安人——“有角蟾蛛”和“小斑点公鸡”在船抵达前一周出现在林肯堡附近。他们描述了这场战斗，并说卡斯特开枪自杀了。这消息很快传到妻子们当中，伊丽莎白尖叫着冲出房间。戴维·汉弗莱·米勒说，部队当局封锁了这一不愉快的消息，而其他学者则对此事件毫不相信。

　　7月5日黄昏，在新闻抵达卑斯麦前两三个小时，林肯堡的一群妇女聚在卡斯特家唱圣歌；但“Nearer My God to Thee”的歌声刚刚起头，就被因灾难而带来的伤感情绪压抑。她们本打算次日清晨乘“约瑟芬”号（此船是去给上游运送邮件的）去和丈夫们见面，并想让他们大吃一惊的，还盼望着能和丈夫们在荒野里举行野炊。但6日清晨，“约瑟芬”号走了，把她们留在这儿，可妇女们好像宁愿前去了解这些灾难，也不愿呆在黄石河边打发这几天焦虑不安的日子。

　　这天早晨晚些时候，一个代表团把真象通知了伊丽莎白。代表团成员包括威廉·麦卡斯凯上尉，格尔莱中尉，约翰逊·米德尔顿医生和他的两名助手。两个助手的前往是为了预防伊丽莎白昏厥。他们从后门进了房间，伊丽莎白穿着晨衣在客厅里接待了他们。这天天气特别闷热，但听到消息后，她要了件大衣，而且在陪同该代表团去通知其余阵亡战士的妻子时，她一直裹着那件大衣。

　　1927年伊丽莎白对一位采访者说：“没什么大惊小怪，我们是军人的妻子。我们这些女子们被以尽可能快的安排，送回家中。为保护我丈夫和他死去的人们的权益，‘北太平洋’号为我们提供了运输……”

　　除一个官方报道外，伊丽莎白再没有从作战部听到或得到一个字，格兰特总统也未以正式通告的形式发布这一惨痛事件，伊丽莎白为此而感到十分困恼。“罗斯福总统曾说，卡斯特的名字是闪耀在所有美国青年心中的一盏明灯。听到一位伟大的总统这么评价他，知道伟大的人民都这样看待此事，是值得活下去的。”

　　据一位邻居说，伊丽莎白的家乡是在7月4日听到这一消息的。1938年她回忆道：“我正在楼上靠窗坐着，缝补衣裳。”

　　看见父亲朝这条街走来，他的大衣、外套、西服背心全敞着，帽子捏在手中，还挥着一张报纸——旧《论坛》，这是早晨11点左右。他走进屋，高声叫道：“明尼！明尼！”我并不叫明尼，但父亲常常这样称呼我。我飞快地跑下楼，知道准是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父亲站在那儿，面色如纸，手里的报纸抖动着。“卡斯特将军的特遣队全军覆没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想想吧，奥迪，卡尔洪将军，罗斯，汤姆，他们都死了！”巨大的沉默攫住了蒙罗。所有的钟开始鸣响，报告这一噩耗。教堂的钟声，消防站的钟声——小镇里一片钟鸣，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唯一能把人带入回忆的钟声。

　　在离小比格奥100英里的北怀俄明，库鲁克将军的印第安侦察员在一个小时之内获悉了有关这场战斗的情况——雷奥正为逃生而紧张地战斗着，狂怒的印第安女人正劈砍着卡斯特那五个连队的尸体。一直在营地徘徊的库鲁克停下来询问苏斯霍苏人和“乌鸦”人的同盟者。这些印第安人很喜欢库鲁克，也十分信任他，他曾在他们的“士兵棚屋”接受了他的斗士兄弟关系的成员资格，同他们建立了战斗的兄弟关系。即便是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也狼崇敬他，据说，同大多数人不同，他从不说谎。

　　此刻，瞧着那些脸色阴沉的侦察员，他问出了什么事，但却未得到回答。他回到营地，叫来侦察员头目，再次询问出了什么事，依旧未得到回答。最后，他去恳求“士兵棚屋”，以兄弟会的名义恳求他们告知所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后又要求得知详情，但侦察员头目既未拒绝、又未讲出更多情况，只是坚持说士兵和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了战斗，士兵们全被打死了。库鲁克迷惑不解了，他从来不知道印第安人怎样以如此快的速度来传递信息。数年之后，他告诉一个记者，他没有想到他们是用手镜，或是夜间的火焰信号来传递信息的。

　　1894年，在弗兰克“攫取者”格罗尔德的传记中讲了个稀奇的故事，解释了库鲁克的侦察员怎样知道了这场战斗的消息。6月25日这天，当格罗尔德正在观望印第安人的信号时，突然看到了山岭上的烟信号，它们从小比格奥上空扩散到玫瑰花苞。在分析了这些信息之后，他匆匆返回营地，向一些军官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得到的却只是他们的嘲笑。传记没有提及格罗尔德和库鲁克的印第安侦察员谈论的事，但是如果大多数故事属实的话，他自然是要和他们讨论的。

　　不管怎么说，该传记记述道，格罗尔德决心去做一番调查。他跨上马鞍，朝信号发出处奔去。大约天黑时，他来到了玫瑰花苞边界处，发现卡斯特将军留下的那条小径。他顺着小道往前赶了一两个小时之后，穿过雷奥部队占领的那座山顶，但他并未看见他们。那天夜里，浓云密布，还落了几点小雨。在这条小径上，他的马不知因何吓得逡巡不前，他跳下马。“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开始摸索查看；突然，我的手触到了一颗被揭去头皮的人头上”。

　　他继续沿那条小径往前摸，根据他的马的习性，他推断出前面的黑暗中还有尸体。他骑马下了山，过了河，又朝西边阶地骑去，试图找到那些印第安人的去向。天破晓时，他看出他们是朝南部的大比格奥移动。他尾随着他们，追赶上一个赶着一群矮种马的老头。格罗尔德装扮得像个印第安人，皮肤又非常黑，还讲苏人语。但这个有戒心的老头想知道他是谁。格罗尔德说自己一直叫“攫取者”，那老头大叫一声，三步两步地跑开去，还高叫着说士兵们追来了。格罗尔德扬鞭策马急驰而逃，印第安人追了他有40里，一直到了舌头河。第二天他才返回库里克的营地。

　　据说，这是他讲给他的传记作家乔·迪巴恩的故事。开初，听起来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为什么格罗尔德认为自己像一名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讲不通。他是一名有阅历的边民，一个职业侦察员，可他却径直从有三百人、数百头牲畜、被占据的山头穿过。这是说，一个人越是冥思苦想、编撰奇险怪遇，他的话就越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

　　边巴恩可能调研了整个事件。一个“乌鸦”人代理处的雇员说，事件发生后好久，在格罗尔德和迪巴恩发生的一次争吵中他在场，这个侦察员责备了由迪巴恩虚构的自传。

　　库鲁克忠实的智囊——副官伯克上尉简要地汇报说“弗兰克·格罗尔德曾对这个村庄作了一次旅行观察，以核实所汇报的烟雾的真实情况。但他的旅行并未证实这种有关烟雾信号的说法。”伯克未给出弗兰克旅行的时间。它应当是在6月25日，但多半是在两天之后。印第安人撤退时，故意在草地上点起了火。6月28日，印第安人离开小比格奥后，特里将军也把他们丢下的废墟点火烧了。

　　许多疑点就围绕着格罗尔德产生了，这自然使他成为他的朦胧梦中的一个杰出的小角色。他说，他出生在南太平洋地区，父亲是位神父，母亲是波利尼亚人，叫市希娜，是帕马莫士岛高级首领的女儿；他说，1852年，那个家迁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在那儿，他被送给了普拉蒂夫妇，这对夫妇后来又搬到了犹他，于是他便来到了美国西北部。

　　已多少查明，一天，一个皮肤黝黑、打扮得像个印第安人的人，称自己为弗兰克·格罗尔德。他骑马来到“红云”的代理处，说自己曾一直在苏人区住了几年，对他们了如指掌。不容怀疑，他确实了解他们。

　　至于他的家世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他的双亲一个是黑人，一个是印第安人，他本人出生在密苏里上游。一个名叫乔治·“畸形足”博伊特的蒙大拿人对所有关于格罗尔德的传说嗤之以鼻。博伊特说，这个异乎寻常的“三明治岛国人”只不过是一名变节背叛的盗马贼。博伊特说，他偷了政府的几匹马，把他们赶到格勒斯·万尼特里人营地，并在那儿过了冬。此后，他又偷了格勒斯·万尼特里人几匹矮种马，去同艾斯尼布英人住在一起。最后，他加入了安克帕帕，在那儿他拼命讨好“坐牛”。“畸形足”说，格罗尔德不能被政府雇作可靠的侦察员，相反，他倒该被绞死。

　　经过大量调查（包括有关智利圣贝尔纳多城历史的秘密文件；摩门教信徒的期刊《西部的悸动》的第八卷；以及1790年新汉普郡的《联邦人口普查》），约翰·格雷博士得出结论，事实上，那个格罗尔德先生正如他自己所称：半美国佬、半波利尼亚人。

　　格雷博士给摩门教徒历史协会写信咨询，复信寄来一个摩门年表札录，揭示了埃尔德·本杰明·格罗尔德曾被“派出”到“南海”从事传教工作，并与一个名叫南希娜的当地女子结了婚。而犹他大学一位历史副教授的复信则附有阿迪生·普拉蒂夫人的日记。那个女人也去了“南海”，并于1850年遇见了埃尔德·格罗尔德，南希娜和他们一周岁的儿子弗兰克。两年后，显然是传教团被驱散之后，埃尔德·格罗尔德便把自己半本地的儿子交给那个女人扶养。普拉蒂夫妇乘船到了加利福尼亚，继而又转至圣·伯纳迪恩。他们就一直呆在那里，直至1858年被04回犹他。七年后，弗兰克送养母到盐湖城去拜访摩门教领袖杨格。但在快到目的地时，弗兰克却失踪了。普拉蒂夫人在1873年的日记中说，她“渴望知道我可怜的儿子的命运，他丢下我，独自一人去蒙大拿当司机……”

　　种种信息使格雷博士认为，神秘的格罗尔德必定讲述了实情，否则，他便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洞察一切的超人了。

　　不管他双亲的身份如何，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委派为达科他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

　　“攫取者”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个家名、爱称，但由此也产生了他的苏人名字“站熊”。1869年元月，他在霍尔堡至佩克堡当信差时，被印第安人逮住。当时，纷纷扬扬的雪花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感到有人从后背拦击了他，把他从马上拽下来。“攫取者”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体重230磅。当时他身穿沉重的鹿皮大衣，戴着拳击手套，打着里腿，脚登鹿皮鞋，印第安人在和他搏斗时，认为他像一头后腿直立用前臂搂抱人的熊。

　　同“攫取者”搏斗的印第安人至少有六七名，所以尽管他竭尽全力搏斗，也没能支持多久。他们把他捆绑起来。“攫取者”以为等待自己的是死亡，但那伙人的首领刚好是“坐牛”，他决定留下该犯的性命。“坐牛”后来收留了他，大概想通过这一姿态抬高这个巫人的威望。要么，就是由于格罗尔德的肤色。苏人认为他是个被他们从白人那儿反捉回来的印第安人。像是一坐牛”要来管束格罗尔德，甚至帮他复还他本民族的语言，据说，虽然他给穿蓝衣服的人当向导反对印第安人，“坐牛”的侄子用提醒他是印第安人来感化他，并坚持认为他是印第安人。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他们后来所做的事就变得难以解释了。因为一个黑白混血儿——“葡萄汁”伊瑟·道尔曼就因为被苏人看作叛徒，而遭到极其残酷的对待。

　　事后至今，迪，巴恩的编造物简直难以被拆开了，因为它可能就是格罗尔德自己编造物的异体。那次夜间走访卡斯特屠杀处的事只是个欺诈人的把戏，但谁知道是哪个人编造出来的？

　　格罗尔德关于烟雾信号的故事，似乎是有可能的，只是可能性不大而已，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究竟是在向谁发信号呢？要知道他们的营帐都是紧连在一起的呀！但不管怎么说，他有可能看到了小比格奥上空的一柱青烟。

　　不知什么缘故，库鲁克的侦察兵们确实知道，在几小时内在那儿发生过一场战斗，这一点不用怀疑，而且从他们阴沉的脸色中也可看出，他们明白自己的人吃了败仗。

　　不知道具体情况使库鲁克紧张起来，7月1日，他在少数人陪同下，骑马登上大比格奥高处，向四处观望，伯克也一同前往。可是即便是在高倍望远镜下，他们也很难看出一点儿军队的迹象。

　　7月6日，库鲁克更加不安起来，他命令格罗尔德和巴普蒂斯蒂“大蝙蝠”去尽力打探一下。在离开营地后的一天，两人发现了大批苏人，于是极其迅速地返回营地。

　　库鲁克按兵不动，只是偶尔到附近去打猎钓鱼。7月10日，他正在打麋，本·阿诺德从范特尔曼堡赶来，带来了不祥的消息。据记者弗尼尔蒂说，这位将军没说什么，“只是不停地沉思”。

　　安森·迈尔斯上尉说，大约6月30号（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实际日期应为7月12号），他在鹅湾南部指挥一个警戒部队，就在太阳升起时，突然看见三个骑者飞速而来，起先他还把他们误认为是印第安人，可那却是三个骑骡子的白人：列宾·詹姆斯·贝尔，威廉·伊文斯，第七步兵团E连的本杰明·斯图尔特。他们每个人的衣服里都缝着特里的信，其中一人的手中还有一封快信。迈尔斯说他们把信交给他，他又把信给了罗亚尔少校，因为库鲁克再次出去打猎，所以由罗亚尔暂时代理指挥。迈尔斯说，信文内容使得“集合起来的军官们都惊恐万状”。罗亚尔少校命令迈尔斯把信交给库鲁克：迈尔斯在18英里外的山坡上找到库鲁克，“他的骡子上驮着麋鹿，鹿和长角羊”。

　　所以，这位将军好似一点一点地把蒙大拿的事串接起来，难怪他一直不断地沉思。他已舒舒服服地在鹅湾扎营二十多天了。本·阿诺德称他为“犯罪的迟钝”。

　　如同脸上突然挨了重重一记耳掴似的，吓人的灾难消息使斯图尔吉斯受到猛烈的一震。当时，他被安排负责车马运输补给服务工作，当这一消息先传到他在圣·路易斯的办公室时，他的狂怒并不亚于悲痛。他把卡斯特看作是一次抢劫的主射手，罪有应得。他从未与这位行为乖僻的下级和睦相处过，所以，为了处理好这龉龃的关系，他们的直接上司谢立丹不得不给斯图尔吉斯安排了张桌子，从而使卡斯特能无束缚地走上战场。那也是卡斯特求之不得的事。人们也许以为年过54岁的斯图尔吉斯对追索野蛮的印第安人并无太大欲望，这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他对上司这一羞辱人的安排极为愤恨。

　　互有恶感与不相容并不能解释这位上校对噩耗的刻毒态度，更重要的是，特里的人找到了一件浸透鲜血的衬衣，那是该军团最年轻的军官杰克·斯图尔吉斯中尉的，而他就是斯图尔吉斯上校的儿子。杰克是西点军校一年级学生，他申请、并被获准留在父亲的兵团。

　　大多数学者认为，杰克的尸体未被找到。虽然有人说，他的姐姐埃拉（她痛打了雷奥少校）为了辨认他的尸体亲自去了小比格奥。美国信号兵档案中存放着一张照片，在一堆圆锥形的石头堆旁立着粗糙的木板，上面写着：

　　第七骑兵兵团

　　杰克·斯图尔吉斯中尉

　　1876年

　　显然，这像片暗示了杰克的尸体被识别出来，但这堆石头和这块有标记的木板是在战斗结束五年之后，他母亲来到这个战场时，才被草草堆砌、匆匆书写的。人们原先并未告诉她儿子的尸体失踪，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告诉她。当她返回东部后，这石堆就被拆散了，木板也可能被扔在一边或烧掉了。

　　斯图尔吉斯上校在心情平静下来后，发表了一篇十分有节制的评述，说卡斯特常常撰写有关印第安战争的著作，读了这些著作的人自然料定他是个阅历颇深的要人，但事实上，“他的经验超越了限度，他被印第安人的战斗所欺骗，从而牺牲了数百人宝贵的生命，这将使那些拜读过他大作的人感到震惊——当然，不包括熟识他，并了解他的怪痹特性的人们。”事实虽然如此，但这种评论也太专横霸道。斯图尔吉斯自己对印第安人也不过略知一点，此外，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他本人并未留下什么出众的记录。南北战争时他在南山、安蒂亚姆和弗雷德里克都表现得极为勇敢，但在布赖斯的十字路口，却被南方支持者的内森姆·贝德福德。福雷斯特截击，丢掉了供给车队，并使他的18门大炮有16门变成了碎片——尽管他指挥的军队士兵人数是截击者的二倍多。为此，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研了这一惨案，虽然没有惩戒他，但他作为战地指挥的日子结束了。这样，由于种种原因，斯图尔吉斯上校在圣·路易斯过起了舒适的生活。同时，在受他蔑视的金发对象去追猎苏人之际，他在“等待命令”。

　　1876年，当卡斯特全军遇难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后，各处的反应和今日接到同类震惊消息的反应没什么两样。震惊，转而怀疑，愤怒，随之是巴结的复仇欲望。战后数年，艺术家德考斯特·史密斯评述道，在阻止矿工们漫游一事中，“坐牛”的人民是正确的，美国政府则是错误的，是政府撕毁了条约，而不是苏人！可是，黑山里有金子，北太平洋公路必须修建起来，野蛮人不应在文明人的世界里挡道。“这是有关得失的陈腐争论；最简单的办法是停止无聊的讨价还价。‘野蛮主义’以及后来的‘狂热主义’，都是‘文明’的传统仇敌，这是为适应19世纪可恶的战争需要，从参加保护利益者嘴里发出的讨伐宣言。”

　　志愿者们如同三月的雏菊突然涌现出来。

　　盐湖城答应志愿出兵1200名。

　　苏人城通知华盛顿，10天内可筹备好10000名复仇者。

　　遥远的内华达的弗吉尼亚城，志愿者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伊利诺州的斯潘里德费尔德，谢尔曼·库尔兹宣称了他们高度的警惕性，坚定的意志和杀敌的才干。

　　德克萨斯城中，士兵们也早已武装到牙齿：杀死红皮肤的人！这是上帝的意愿！葛威斯顿《每日新闻》恳请给德克萨斯苏人一次痛击，“还要在许多月亮从天空越过之夜，让那些印第安人的棚屋惊恐万状，居丧忘痛”。

　　《达拉斯每日论坛》呼吁道：“复仇者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杀死大批印第安人！”

　　《奥斯河每日州报》发出怒吼：“德克萨斯值得为歼灭印第安人而骄傲……”

　　卡斯特并非是被多苦的南部喜爱的人物，自然也不是德克萨斯人崇拜的英雄，然而，他是美国人，更重要的一点：他是白人！

　　理查蒙德·惠格（Rrchmond Whig）空嚷道：“并非只有北部为这位勇敢的战士哀惜，他属于所有撒克逊民族；他带领着他勇敢的龙骑兵进入了伏击圈的最密集处，他的生命之光也就在那儿熄灭了。但是，我们看到了他充满生气、忠诚的骑士精神，这精神不但不会泯灭，而且将证明我们伟大、光荣、骄傲的民族永垂不朽！”

　　就像一群猫撞上一把铁锹一样，聪明的头脑变糊涂了，一个又一个州陷入了全国性的悲哀之中。阿肯色的史密斯堡，《论坛》首先厉声呼喊出复仇者的欲望，数千名反抗者将响应任何召唤。田纳西对月当歌，信誓旦旦。令人敬畏的一马当先的应答者是：杰克森·古阿兹，查克索·古阿兹，前南方联邦支持者爱尔兰志愿者们，和一个未特别说明的黑人连。前反判者，密苏里的谢尔比将军给尤里西斯·格兰特打电报，请求允许征募1000名印第安战士。亚特兰大的格利布雷·李福尔斯渴望去复仇。

　　各报纸的编辑们都在赶印激烈的犀讨文。芝加哥的W·H·迪先生致信《论坛》：“任何情况下，只要有一个并未触犯他人权益的无辜文明人被杀，就该让100个红种野蛮人尝尝脖子上套绞索的滋味……”

　　在阵亡英雄们的出生地——俄亥俄的纽·雷里，一群男学童起誓——“每个男孩都把右手举起Mc Guffey First Reader——看见“坐牛”就杀。

　　9或10年后，巴弗罗·比尔把一名曾发誓要献身的复仇者威廉·马克利介绍给“狂暴的西部”展览名星——“坐牛”，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是怎样一个场面，但“坐牛”喜欢握手，所以，你可合情合理地推测出，马克利先生又怎样圆满地结束了他少年时代的誓言。

　　然而，你也可以听到反思的声音，可以从这些写信人、志愿者和穿灯笼裤的中学生中听到少数人们的反思，但不多。此刻还不是施仁慈观念的时刻，然而，因为总是有不平凡的极少数，所以总是有反思。

　　在噩耗公开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也许是卡斯特死后的半个月，芝加哥的D·J·巴利尔牧师在布道台上发问——究竟谁是这残酷事件的责任承担者？他说：“从开始起，我们同印第安人交往的历史就是欺骗，假誓，说大话，并作不公正的记载。我们签署了条约，以上帝的名义庄严地约束我们的誓约，却又打算只要我们认为合适，就可以随时易如反掌地将它们统统抛之九霄云外。”

　　伦敦《时代》评论道，对美国人来说，这场灾难更应当是侮辱，而不是伤害。它预言，印第安人会被斩尽杀绝，或被驱赶到更偏远、更荒芜的居留地去。“美国政府对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处理既不仁慈、也不明智……”

　　如同《时代》的明智预言，一种生存的方式正在终结。军队又进行了重新部署，谢立丹将军给库鲁克瘫软无力的部队又增派了10个连的兵力，并由韦斯利·梅里特将军指挥。于是，这些怀恨在心的白人士兵再次出发，去寻找顽固抵抗他们的土著人的踪迹。要找到他们的大致方位并不很难，因为他们已放火烧了大比格奥的森林。伯克说，夜里，那熊熊的森林之火十分壮观而美丽，给山脉丘岭的轮廓镀上了一层“窗花格似的金色”。

　　此刻，库鲁克的意思是沿玫瑰花苞湾朝东北方向挺进，而特里将军和吉本则从黄石河出发，在他两翼并行。他认为即便那帮印第安人现在不在玫瑰花苞湾，不久他们也会被赶到那儿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将像灰熊猛击蹲鱼那样突袭印第安人。这一次，应当是万无一失了。

　　特里将军率领1600名士兵朝南开去。

　　由犹他和苏斯霍侦察员作向导，库鲁克率2000名士兵从北边出发。在白人向导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巴弗罗·比尔，他已结束了他在费城西尼尔展览会上的展览，告诉观众说他要去真正的西部尽职。

　　一种不可言喻的热切、激动之情洋溢在库鲁克的骑兵中。曾在海斯堡驻扎过的第五骑兵连的中士约翰·鲍威尔斯，就这场战役给埃利斯镇的《星》去信作了介绍，想使仍在堪萨斯的同伴们获益。他说，加入库鲁克的部队后，他们得到了够15天用的装备，“相信这一切吧，我们会直捣“坐牛”先生的营地，并要毫无保留地把他们消灭干净”。

　　于是，由库鲁克统领，由梅里特指挥骑兵，他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动身了。

　　鲍威尔斯记述道，他们离开营地时，打算以烤苏人为晚餐。“但在昏暗的尘土中行进了30英里之后，我们在玫瑰花苞湾，也就是离库鲁克9月时的最后扎营地六英里处扎营，所以我们的晚餐只好用烤咸肉来代替了”。

　　他们看见许多达科他人的墓葬，有些已经十分古旧了，但这对苏斯霍人和犹他人侦察员来说并无什么区别，他们用长矛刺戳那些尸体，偶尔还用斧头、箭或镀了镍的左轮手枪打它们，直至骨架散落、分离。但那些苏斯霍人拒绝碰其中一具尸体，认为它有邪气。犹他人约翰曾多次接受摩门教徒的洗礼，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伯克还附带说明，说约翰以杀死自己的祖母并喝了她的血而赢得声望。除库鲁克外，犹他人约翰不屑跟任何白人谈及这次远征的问题，他总是说：“嘿；库鲁克，你觉得怎么样？你认为该死的‘狂马’和‘坐牛’现在在哪儿呢，库鲁克”？

　　犹他人约翰也不会被一架古苏人尸骨吓住，他打掉那架有邪气的骨架后，从里面跳出16只田鼠。

　　部队继续警惕地向前行进，因为从库鲁克将军到每个人此刻都对“坐牛”和“狂马”不敢轻视。

　　过了一会儿，侦察员们报告说，有一行印第安人爬上玫瑰花苞湾峡谷，在他们后边还有一队白帆布车辆纵队，这必定是特里的人马了。于是，库鲁克的印第安士兵准备欢迎这支盟军。他们把泥土抹在脸上，戴起无檐战帽，神气活现地骑马来回转着，摇晃着长矛和来复枪。但这些表示友谊的显示却惊吓了走在前头的那些印第安人，他们把库鲁克的苏斯霍人和犹他人当成了苏人，立刻掉头跑开了。巴弗罗‘比尔忙晃动着帽子策马追了上去。

　　李福吉活灵活现地讲述了他们以特里的眼光所看到的一切。他的“乌鸦”人侦察员走在纵队最前列，在看到南边出现了飞扬的尘烟后，他们便带回了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来了的消息，部队立即散开，一个胖胖的新闻记者急急赶来，勇敢地在前排转着，挥动着一杆来复枪宣称道：“小伙子们，我马上就要同你们参加这场战斗了！”但李福吉认为此人的宣告并没有增加特里的士兵的信心。

　　瞧，两头灰熊的爪子相合为一了，只是没有鳟鱼。

　　没有谁能说出苏人的意向。库鲁克将军和特里坐在一条帆’布上，喝着咖啡，讨论着下一步行动。

　　伯克把特里描述成一位最和蔼可亲迷人的男子；他看上去像个学者，长着一双慈祥的蓝眼睛；一张文雅的面孔，经太阳的炙晒，多年的风吹雨淋而变成古铜色，有点像旧式《圣经》的羊皮封皮色。伯克说，全军都为特里将军而骄傲，但很清楚，伯克本人认为库鲁克将军是最重要的指挥官，只有谢立丹和格兰特才能与之等同。

　　苏人早已朝东北方向逃跑了，所有踪迹都是朝着那个方向！两支汇合的军队便穿过舌头湾去追赶他们。在那儿，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踪迹分为三路：一路去了河上游，一路则朝下游而去，而主要一路仍旧朝向东部的粉河。这儿还有两具探矿人的骷髅，他们显然是被抓获后活活烤死的。这儿也是响尾蛇的汇聚地。苏斯霍人拼命地用长矛袭击它们并高声叫道：“Gottammee you！Gott tammee you！”

　　两支军队沿着这条主道朝东向粉河行进，然后又折向北，朝黄石河和他们漂浮在水上的供给站“远西号”开去。李福吉、科迪和一个叫“牛角”的拜奥克侦察员骑马走在前头。尽管一路上能见到许多足迹，但却找不到一个印第安人。当骑手们来到黄石河岸边时，看见地上“有一片黄灿灿的东西”，后来他们确认这些是数千蒲耳玉米。这些玉米是装在袋子里运往河上游的，卸船后放在这儿，没有人看管。经过这里的印第安人肯定也被弄迷惑了，但是只有傻瓜才会拒绝礼物，于是他们就倒出玉米，拿走袋子，继续赶路了。

　　库鲁克和特里在粉河口扎营，并分发了供给，制定了攻击计划。特里将去追赶越过黄河北岸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库鲁克则仍顺朝东的主路追寻，因为大队的苏人可能正在向黑山行进，在那儿将有相当多的探矿者会被揭掉头皮。

　　库鲁克的犹他人和苏霍斯人认为，在苏人领土的心脏地带追击他们不但无益，反而会很危险，于是他们就离队而去。特里的“乌鸦”人没有逃跑，但他们也渐渐变得焦虑不安起来。李福吉说，他们被获准返回代理处去。

　　8月末，纵队分开了。

　　特里和吉本由巴弗罗·比尔陪同转而朝东方向挺进。巴弗罗好像是以五个李人作代价交换回来的，部队中有人认为这并不是个得益的交易。许多年后有人回忆说：“他加入我们队伍时的穿着与打扮完全一派电影中侦察员的模样：一身奶油色鹿皮套装，上面镶满了珠子和流苏，一条华丽的丝披肩在脖子上绕了一圈，然后披在肩头，还戴着顶质地精良的大宽檐帽，箍带上端扎着三四根鹰羽”。

　　吉本高兴地接受了他，但对他印象不深。后来，吉本又把巴弗罗转派给布拉德利中尉，此人曾负责平民侦察员事务。

　　布拉德利说：“你得小心你的衣服。同我们在一起会把它们弄湿、弄脏的”。

　　至于巴弗罗·比尔是怎样作答的，布拉德利就不得而知了。

　　分派给巴弗罗的第一项任务是领两个新入伍的士兵做一次侦察旅行。他们带着自己的坐骑上了一艘汽船，船沿河岸慢慢消失在视野之外。两天后，他们乘另一艘船回来了。这位出色的侦察员和演出者说他们到那个地区搜寻印第安人去了，而那两名新入伍的士兵则私下里说，他们不过是奉他的命令登上下游几英里外的一个小岛，在那儿的灌木丛中呆了两天。

　　就像威尔德·比尔·希科克，巴克斯基·弗兰克·莱斯利，罗戴·乔·洛尔以及其他一些边疆人物那样，巴弗罗·比尔好像是一个悲剧演员与谋杀者。在同库鲁克的部队会合之前，他为梅里特将军工作。7月17日，他杀了一个名叫“黄毛”（常被误称为“黄手”）的夏安副首领。在那些日子里，他还因为由加里·库珀做神奇的六响枪手替身而在美国家喻户晓。不过在那出英雄的戏剧中，加利·库珀扮演的是威尔德·比尔，不是巴弗罗·比尔，大概是制片室的什么人把两个剧本混淆了，而且又没人知道它们间的差异。

　　不管好莱坞发生了什么事，在真实的西部现实生活中，在“红云”代理处上游，30余名夏安人遭到梅里特第15骑兵团400名骑兵的袭击。随同辎重车队的一个通讯兵亲眼看到了这场击战，他说，当比尔认为在一座小山后选好了一个很有利的地势之后，便朝一匹夏安人的矮种马射击，然后骑马朝那个落马的印第安人跑去，“迅速杀了他，并揭下他的头皮”。之后，巴弗罗·比尔举起垂着的头发给大家看，宣布说那是为卡斯特而揭下的第一张头皮。当时，巴弗罗雅致地穿着一身黑天鹅绒衣服，佩戴着银色的装饰物和一条红腰带。后来，他把“黄毛”之死也一并安排到他的演出中，并成为一出极其轰动的表演。

　　除了这位不寻常的侦察员的贡献外，特里将军没有多少幸运的机会使黄石河北岸的红种人惊慌失措。

　　坚韧不拔地循着大量足迹朝东追击的库鲁克将军的运气则更糟。他喜欢轻装上阵，不愿受辎重的拖累，这是使他在整个西部抗击印第安人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可这次，他甩掉的东西似乎太多了。部队的给养耗尽了，士兵们开始吃马肉；天也下起雨来，而这连阴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士兵们全被浇得透湿，心情也郁闷、烦躁。伯克说，这支2000人的纵队已明显地情绪低落了。打一月前从“鹅湾”出发至今，他们一直没能换衣服。此刻，他们从头到脚沾满泥土，雨好像永远、永远也不会停。他们最好的晚餐便是嚼老弩马的肉。

　　库鲁克继续向前行进。

　　二等兵阿尔弗雷德·迈克马金给《星》写信说：“远征至此，除了灾难和耗民财力外，一无所获。为了掩盖晦涩难言的被‘坐牛’神出鬼没的挫败以及迫击印第安人一无所获的事实，我们这位将军构想出一种聪明的战斗方式——忽此忽彼，四处出击……”

　　印第安人的踪迹又折向南而去，不会有错，准是朝黑山去了。库鲁克追随而去。

　　9月7日，安森·米尔斯上尉奉命出去寻找口粮，他带了50头骡子和50名赶骡人，并由150名挑选出的骑兵护送。库鲁克批准米尔斯把他们抵达的第一个镇子——枯木或其它任何新拓区能买到的东西全买来。

　　两天后，一名信使返回营地，报告说米尔斯袭击了细山岭附近的一个村子。

　　库鲁克匆匆赶到时，发现米尔斯已控制了村子。一些印第安人被杀死，其余的则逃往各处。他们缴获了藏贮的“几吨”干肉，大量弹药和其它一些供给物——大部分落入红种人的东西，又复还到白人手中了。其中还有一些令人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一面骑兵团队旗（“差不多是新的，刚从旗杆上撕下不久”），一件军官大衣，一件残缺的短外套，默尔斯·基厄菲的一只手套，麦克莱兰的马鞍，以及数匹打有第七骑兵团印记的马匹。

　　库鲁克赶到时，战斗还没有结束。一些数量不明的印第安人撤到一条被浓密的黄杨接骨木树覆盖的冲沟里。翻译人员朝他们爬过去，终于劝说使那些印第安妇女投降。库鲁克又让她们去叫斗士们投降，答应不会害死他们。冲沟终于空了，从里面走出的人中有一个受重伤的首领，他的腹部中了一颗大铅弹，内脏从伤口处向外溢出。他用手兜着它们走到营火边，为自己找了个坐处。在场的库鲁克的人都认为他就是“美国马”。但1930年“矮野牛”和翻译告诉埃林奥·欣曼说，这位腹部中弹的人是“铁羽毛”。他们坚持说，“美国马”并没有被捉住。不管这人是谁，他只是一声不吭地坐在火堆旁，嘴里咬着一根树枝。

　　伯克副官接着又记述了晚餐：大块矮种马肉，野牛舌头，浆果；此外还有苏人配制的食品；樱桃与李子浸润的牛肉干，既有营养又十分美味可口，“同我们的堂兄弟们共进李子布丁”。“那天夜里，在蒙蒙的细雨中，‘美国马’的灵魂飞天了……”这也许是个事故，但这受伤的俘虏所做出的一切确实使伯克感到吃惊。

　　伯克记述的这个苏人首领的死亡与麦克利库迪医生9月9日的战地日记大相径庭：“我作了手术，试图使他的肠子复归原位。但他还是于下午4点半死了。”那天，天阴得乌漆墨黑，几乎和黑夜没两样。

　　暂且不去考虑时间，不考虑此人的身份，仅是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就足以令人钦佩，可在印第人中，这却并不为奇。在场的大多数白人在一阵愕然之后，都认定，这个土著人的生理结构是独特的。人们可能认定已在边疆地区生活了近三十年的道奇上校会对此有更锐敏的洞察力：“一个印第安人顽强的生命力……显示出其神经系统过于迟钝，以至于应把他归类于残忍的畜牲而不是人类。”道奇说，一粒子弹的痛击通常会使白人的许多神经和肌肉麻痹，瘫痪，所以，不管子弹击中白人的哪个部位，他都会倒下；而对红种人来说，则必须击中他的脑袋，他的心脏或脊柱。“我亲眼看见过一个印第安人，在两颗子弹从离他脊椎一两英寸的地方穿过后，带伤逃跑了。对他的唯一影响，只是他不再飞跑而改为快走罢了”。

　　斐洛·克拉克上尉记述道，在卡斯特战役中，只有少数印第安人被杀，这一事实也应“归究于印第安人具有神奇的防护自己的官能。只有其头、心脏或后背被击穿，他才会死亡。我就见过许多印第安人在身体各部被各种方式击伤后仍能极其健康地生活下去。事实使我信服，所有动物首先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曾在玫瑰花苞和库鲁克在一起的苏奈尔蒂说，他们在一个水流平缓的河湾附近的树荫下建起了一所医院，外科医生从未虚度时光。多数士兵也都以坚韧的毅力忍受了治疗的痛苦，但他们还是在手术刀或探头触碰到神经时发出哼叫声，“而印第安的受伤者（一些重伤者）则丝毫没有一点感情表露，手术倒反映出他们民族的残忍的迟钝性”。

　　乔治·卡特林参加了一个爱旦人的礼仪，十分类似拜太阳舞，一些勇士的器官被用钩子钩吊。他们几个人用手指点着自己的脸招呼着。乔治写道：“我观看了整个可怖的过程，就在我听见刀子刺穿他们肌肉的哧哧声，感觉到难以控制的泪水从我面颊上滑落时，我所看见的却是他们一双双朝我微笑的眼睛。”

　　一个叫柯克斯的先生观看了弗兰西德人折磨一个“黑脚”人的过程。那个“黑脚”人对他们残忍的折磨方式不但泰然处之，还奚落他的捕获者，并教给他们折磨他的绝招，说他们根本就不懂怎样使他痛苦。当那些人一次一个地断掉他的指头关节时，他对一个独眼弗兰西德人说：“是我的箭使你失去了一只眼睛，”于是，那个愤怒的弗兰西德人就用刀剜下这个“黑脚”人的一只眼睛，而且把他的鼻子也割去一半。”“黑脚”人又对另一个人叫骂道：“我杀了你的兄弟，还剥掉了你傻瓜老爹的头皮。”被叫骂的弗兰西德人便走上前剥下他的头皮，并想要杀死他，这时，他们的首领阻止了他。柯克斯说：“那个被揭掉头皮，切掉鼻子，眼窝冒血的人其时已成了个恐怖的东西，但他仍未改变他的挑战”。接着，这位难以制服的“黑脚”又转向那位首领：“是我，在去年秋天使你妻子成了犯人，我们挖掉她的双眼，扯断她的舌头，把她当狗看待。我们的40名斗士……”就在这时，弗兰西德人的首领刺穿了他的心脏。

　　在袭击俄克拉荷马“黑水壶”村庄时，许多儿童遭到卡斯特骑兵的枪击。战斗结束后四五天，一些幸存者被送到补给站营地接受治疗。丹尼尔·凯姆简直被一个现象惊呆了——没有一个孩子因疼痛而发出一丁点声音，“然而，他们因忍受伤痛而扭曲的面孔，狂怒的目光，充分表达了他们忍受肌体极度痛苦的钢强意志”。在探测、清理伤口疼痛的手术中，这些幼小的受苦者把小手放在头顶，紧闭双眼，不哼一声顺从地忍受着。一个小姑娘的左肋有个子弹洞，但她仍像个健康孩子似地安静地坐着。

　　所有这些应当是超人的刚勇，而非道奇上校提出的迟钝的神经系统。事实上，它们大概是训练的结果。这些居住在荒野中的人不得不在人生的初期就得学会去适应这种生活的常识：绝对沉默，显而易见的冷漠，不管受到怎样的伤害，都不过是生与死的区别而已。

　　站岩的苏人代理人詹姆斯·麦克劳林把这些传奇的禁欲主义者解释为畏缩，或一种秘密情欲。一个印第安人对所受的折磨或创伤的极度痛苦不哼一声，不是他不在乎，也不是要人们这么看待他，仅仅是因为他太多地关注个人尊严而不能流露其情感罢了。

　　亨利·戴维·索罗在早些时候也对这种能控制自己躯体的现象作过沉思，他说，在用火刑柱烧死异教徒的印第安人时，耶稣会神父发现自己反倒会“十分畏缩不前”，于是那些不幸的受刑者便建议采用新的方式对他们加以惩罚，“因为这些印第安人不屈服于任何肉体上的痛苦，所以有时候也就不屈服于耶稣会神父提供的任何安慰……”

　　自从小比格奥之后，细山岭是第一次胜利，或者说是一次报复行动。但它不是一次辉煌的战迹，也不是特别戏剧性的事件，甚至不是吸引人的行动。1812年时日的军容装品此刻都已不复存在了，那是金色肩章，轻骑兵的头盔，鲜艳的腰带，特洛伊人的羽饰。在印第安人战争时期，若能形象化地描述一支美国部队的话，那就是由于他们某些方面的粗野与服装拖沓不洁。库鲁克自己就是一则很好的实例。查理·金上尉对他的描述是：“这个完全不修边幅，瞧上去确实寒耸的人，穿一件浅蓝色列兵大衣，一双破旧的列兵靴子，站在齐踝深的泥水地里……当伸出手打招呼时，雨水从他那磨破了的旧式白色宽毡帽檐流下来，随后又顺着他未修整的胡子向下淌着，印第安人式样，第一流的印第安人……”听起来，伯克的最大魅力也不过是他那件古式猎装了，“裤子没法形容，一顶草帽没有带子或捆绑物，帽檐边已成锯齿状，帽顶也不见了”。

　　为卡斯特将军复仇的第一次战役的结局是：占领了细山岭弯37间棚屋。据估计，在印第安人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每杀死一个红种人大约要花费100万元的代价。

　　1876年10月，谢立丹将军解散了这支远征军，但那些土著·人还是没有呆在政府要他们果的地方，很多人离开了指定给他们的居留地。因此，又筹划了一场新的战役，要去袭击、捕捉、粉碎那些不服管制的反对者。

　　在朔风寒雪袭卷加拿大之际，粉河远征队进入战斗准备之中。这次远征主要是在库鲁克的坚决主张下进行的。军队由各代理处召集来的苏人和夏安人的侦察员带路，库鲁克不但要求他们前去追踪他们那不驯服的同族，还让他们从心理上增强和蓝制服白人士兵间的联盟。跟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其他红种人侦察员：阿拉帕霍人，苏斯霍人，拜奥克人，帕尼人，一个犹他人，一个尼兹·帕李斯人。

　　这场战役中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1月25日的大比格奥附近的疯女人湾，纳德·麦肯齐上校袭击了“钝刀”的夏安人村庄。据推测，该湾是以一个疯女人命名的，她独自一人在这条河湾住了许多年，于1850年去世。然而，英语“疯”字并不能完全表达夏安人语言中此词的确切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字不单指发疯，还意味着男女乱交。也就是说，这个幽居在此的女子可能不是一个疯子，而仅仅是个淫荡女子，夏安人这个字的双重含义是：在他们眼中，一个女人如果不贞洁的话，她就必定是个疯子——这是大多数白人所持的观点。

　　麦肯齐是在黎明时分向这个村庄发动攻击的。如同卡斯特1868年袭击“黑水壶”村那样神速，在村民们的熟睡中麦肯齐的军队枪声突然大作。伯克说，士兵们把村庄彻底扫平了。村中有200多个棚屋，每间都塞满了生活用品，“火焰的呼呼声使逃亡的夏安人气得发狂，他们眼瞅着自己的家园消失在大火浓烟之中；听到了自己魔鼓落入他们的苏斯霍人手中后发出的砰、砰的敲击声；倾听着他们神圣的六孔竖笛低音管的哀鸣声，帕尼族人正在吹奏……”

　　麦肯齐的袭击者们发现了第七骑兵团的大批物品：梳马刷子，铁锨，斧头，刷子，水壶和数本记录册。一本由英图什军士保存的上面记有最佳射手靶环成绩的记录册，外科医生的备忘录：“6月25日告别玫瑰花苞”……一本夏安斗士带有插图的备忘录，上面记述了他们的功迹——用长矛刺穿一名骑兵，那骑兵佩戴着一个军士长的“V”型臂章。人们认为它记述的是肯尼迪军士长之死，他在华什他同埃利奥特一同被杀。要是这样的话，那斗士不是南方夏安人，就是北方夏安人，在卡斯特袭击“黑水壶”村时，他刚好去看望亲戚。

　　骑兵们捡起装满美钞的钱夹。一封寄给东部女子的信——贴好了邮票准备投出——第三骑兵团互连的军士威廉·艾伦的一顶宽檐帽（他于6月17日的玫瑰花苞战役中被杀）。此外，在“钝刀”的营地里还发现了一面刻有该兵团番号字母的燕尾式绸子队旗。尽管一个独眼印第安女人为得到一件不寻常的装饰而将它做成了枕头套，可人们还是可似认出这是第七骑兵团的军旗。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东西，就是汤姆·卡斯特的塔夫绸村里夹克。还有许多床垫。在边疆地区出现这些意想不到的用物，说明印第安人也在渴望新的、异地人们的舒适生活。

　　“钝刀”不但进犯白人，也残酷地杀害他的邻族人。麦肯齐的军队发现了一串由棕色指头组成的项链，一条印第安妇女的胳膊，还有12只装在糠皮袋子里的婴儿的右手。

　　11月26日，该纵队从这个被毁的村庄撤离，伯克回忆说，军队刚走出来复枪的射程之外，两三个夏安人便返回来，坐在焦黑的废墟上嚎啕大哭。伯克认为他们不像其他部落那样过分沉痛地表露哀伤，而仅仅象征性地表达这种悲痛的情感。“我在玫瑰花苞见过这种仅仅是礼仪式的悲恸，见过他们在夏至拜太阳舞时这样恸哭，在其它地方也见过。据悉，这是希伯莱人的一个礼仪，他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抽泣’。其它一些民族也有类似情况。”

　　那天，纵队只行进了12英里。天气出奇的寒冷，伤病员们也需要照顾。“我们冻得僵直的躯体爬伏在骡子上。起先，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心里也很恐惧，但也就是一小时之后，我们就适应了当那该死的畜牲的货物了。”

　　这次战斗同样表明土著人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一个叫安兹的苏斯霍侦察员的腹部被一粒子弹穿透，麦肯齐手下的军医认为他注定要死，所以并没有费心尽力抢救，只是给了他点儿玛啡，并按他的要求给了他很多威士忌。伯克说，军用药品篮已经空了，“当把能收集到的一点酒都给他灌下去后，他感到非常快乐；可当他发现再也没有酒时，便开始诅咒起我们的医生来，然后就爬下马拉雪撬，被人扶着上了自己的坐骑。随后，凭医生给他开的药方的药力，一直骑了近200英里，回到山那边他的部落中去了。在第2年同尼兹·帕里斯部落的战役中，我在华什凯堡又见到了他。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活下来了，于是他的朋友们便告诉我说，这个人曾……”

　　“木腿”错过了这次战斗。以前的好多战役都少不了他，可这次他却没赶上。那些日子里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单调无聊，所以他就和9个同伴去找“乌鸦”人交战了。当时，除了和“乌鸦”人交战，再也想不出什么能做的事了。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钝刀”的村庄的，没人知道，也许是在麦肯齐到那儿的前7天或10天。

　　“冬雪开始纷纷扬扬地飘洒下来……”这10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勇士朝西北方向进发了，他们要直接去寻找“乌鸦”人的马匹或头皮。在黄石河南岸他们看见一家“乌鸦”人：一个男子，他的老婆和几个孩子，他们是带着自己的一个棚屋从河下游迁居到那儿的。勇士们决定不去伤害他们，而他们也没发现这帮挑战的夏安人。

　　在出发后的第11天，“木腿”和同伴们来到了小比格奥战场，他们认为该四处转转。在一个虽寒风冽冽但天气晴朗的早晨，他们牵着自己的小矮种马徒步穿过战场，谈论着被杀死的人们，谈论着当那些穿蓝制服的人发起袭击时自己的所为。猛烈的寒风已吹净了地上的积雪，现出一座到处布满箭支和断矛的山坡。他们看见了腐烂的马尸，看见了一座座半露着士兵尸体的覆盖着文灌丛和尘土的坟堆。“木腿”想要些子弹，因为他有一支军用来复枪。在一匹马旁边，他发现了一个装得鼓鼓的纸板箱。箱子已经烂掉，但里面的子弹还完好如初，只需擦去上面的尘土。于是他塞了满满一腰带，把剩下的也装进衣兜。他还找到一把士兵的大折刀。他的一个同伴捡起了一把苏人带鞘的刀子。山上到处都是没用过的弹药。

　　在雷奥山，他们又收集了许多弹药。然后，他们渡过棕河。“木腿”指着一个地方说，他就是在那儿击毙了一个想过河的士兵，那人的尸体倒在这条溪流中。“木腿”还取走他的来复枪、衣袋里的烟草及一些金属货币。当他们告知另外的夏安人，说他们曾经把那些印着图案的绿纸币扔了时，这些夏安人放声大笑起来。

　　次日清晨，他们骑马越过从玫瑰花苞湾延伸到小比格奥的边界线，沿着常被印第安人循着的小道（卡斯特也曾追循过这些小道）继续朝东边的舌头湾前行。在“上吊女人湾”口。他们看见一些印第安人正步行走下峡谷，便对这些人纳闷起来。

　　后来，他们发现那都是自己人——一个个又冻又饿，大部分没里毯子，也不穿鹿皮鞋。他们说谢立丹和帕尼族人袭击了村子，烧毁了他们的一切，许多人被杀，还有一些人在步行过雪山时冻死了。帕尼人还捉走了3个妇女和1个男孩。他们说那些人是想再次去探寻“狂马”的奥格拉拉人。

　　在少数问题上，“木腿”的诚实自然是打了折扣的，比如装满威士忌的水壶一事。但他在1876年11月走访卡斯特殉难的战场是确实无疑的。他和那9个年轻的夏安人斗士也许是第一批在战后来到这个战场的人，当然，会有游牧的苏人在他们之前去过那里，但当时并没有迹象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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