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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节

小说:晨星之子   作者:伊文·S·康奈尔   更新时间:2012-10-22 11:41:35   阅读次数:

  杰斐逊·戴维斯一次在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位曾孙女儿闲聊时,稍加评论说:“南北之间的战争?我亲爱的小姐,不可思议!两个友好的民族,十分友好,肩并肩的生活……”此时,两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再次重新缝合一处了,从一张地图上寻找这条缝线,可能十分细小。可是,它留了一个不自在的联盟。尤里塞斯·格兰特命令谢立丹去安定西南部。小菲尔命令韦斯利·格里蒂少将率领4000人的部队去圣·安东尼奥,另4000人的一支军队则由卡斯特统领,去休斯顿。

  伊丽莎白同行。这是一次十分冗长乏味的旅程。首先乘火车,然后改坐轮船,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新奥尔良,抵达通往亚历山大的红河,再经由陆路到目的地。旅程的最后一段变得更枯燥,道路也变得越来越崎岖颠簸,令人感到十分沉闷,难以忍受。卡斯特想方设法尽力使他的妻子感到舒服些。他命令把一辆机动车改为能防雨淋湿,还在四周蒙上帘布,由四匹灰马拉着。座位也改成活动式的,累了可以躺下,还安放了一个小袋子,用来放她的披肩、书籍,以及针线活。一名和蔼可亲的士兵用一个皮车套安装了一个临时帐篷餐室,并用管马具人用的黄绸布,把卡斯特太太缝装在里边。此种关心,使伊丽莎白被士兵们称作“Sheba国的皇后”。

  卡斯特对南部地区一点也不熟悉,他在阿波马托克斯给他丈人的一封信中写到,弗吉尼亚留给他脑中的印象远不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留给他的多。他看见一名黑人的后背上留有500处鞭伤的疤痕,这使他想到,要是战争结束了的话,至少再没有什么能比废除这一恶魔般残酷的制度更为重要的事了。可是,他自己却在诉诸增加这些伤疤的措施。1861年8月5日,国会把禁止鞭打作为一条法律措施,卡斯特似乎认为,这一禁止令不是施加给他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进而宣布了对一个被抓住的偷水果者,给以剃光头,并鞭打25鞭的处罚。在另一些场合,他对犯有同类轻微罪行的人,也给以同等的惩罚。

  戴维森上尉,威严的监狱看守:

  你立即把伊利诺第十二骑兵团D连的G·这里的头发剃掉,并鞭罚,还有依阿华第一骑兵团H连的柯尔……

  第二骑兵师指挥部1865年9月14日

  在通往休斯顿冗长不堪的行军中,两名半饥饿的士兵由于宰杀小牛各被罚了40鞭。托马斯·科莱中尉在《第七印第安人骑兵志愿兵的历史》一书中记述说,卡斯特将军不顾下级军官们的抗议,而做出一些非法命令:“这种蛮横行为使卡斯特持续受到该部队每个正派人的仇恨。”

  20年后,一位退伍老兵发表评论说,南北战争期间,他曾在密苏里一英尺深的雪地上扎营,发现自已被冻在阿肯色泥沼地面上;他曾经在南部的战壕里同野兽搏斗;无疑,曾经被一个又一个困难所困扰,然百,直到和平时期,在同卡斯特将军一起骑马通过得克萨斯时,他才真正面对困难。他说在他们从亚历山大出发朝西进发时,军部命令大家把大衣扣扣紧列队报到,每个人还得携带一支卡宾枪,一支手枪,70发子弹,一把战刀。“那时,温度高达120度F,而且,这个地带并没有叛军。当该师抵达一座窄桥时,仅能排成单行,卡斯特和参谋部的人员把军刀抽出立在队列两边,一位士兵由于受不了这酷热,就把卡宾枪,左轮手枪和马刀绑在马鞍上。军官用军刀把绑绳割断,让它们掉到激流中,可这些武器还得由这位士兵携带……我见到许多可怜的伙伴由于偷吃一块肉或沿途偷吃果园中的一只桃子而被剃光头顶,绑在货车轮上像狗一样被抽打。”

  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自己则骑着不带装备且无拖累的马,而且时常改换马匹。大家常常看见他威严地骑在马上,神气活现地走在部队的前头。

  埃米特·韦斯特在《历史与威斯康星第二骑兵团回忆》一书中记述道,他自己对人们仇恨卡斯特并不感到奇怪,“我难以把我亲眼见过的或在我的四年服役经历中,卡斯特在那个夏天对待他的士兵们的非人行为同任何什么相比,那些人简直如同美利坚合众国由琼斯上校看管的Cohaba犯人。”

  这次行军途中的食品可能改善了些,据记载是些陈腐的长霉发毛且生了蛆的猪头肉,还有石头般硬的面包。一些士兵则喜欢吃分发给他们战马的生玉米。军官无疑强多了,至少,相比来说,这位将军的饭桌还算体面,然而,时常是他自己辛苦地用步呛或猎枪获得的猎物。如果他要准确地瞄准一窝鹌鸦中一只鸟的话,他就会让整个行进队伍停下来。

  埃米特·韦斯特说,没有理由要去占据该地区,那里并没有武装的反叛者。人们病倒,死去。每个人遭受了折磨,然而这一切毫无意义。“它仅仅是为卡斯特举行的一场远足郊游……”

  坐在革新的动力车里的伊丽莎白也意识到了这支不协调的行动迟缓的军队,她不想使自己成为部队的拖累。每天早晨,卡斯特都在推迟出发的时间,直到她准备停当。她为此而烦恼、焦虑,因为,在她寻找一个发卡时,四千名士兵可能停在那里等着。

  德克萨斯的东部,一整个夜晚都浸泡在浓重的露水中。“早晨,起床号响了之后,我丈夫把我从货车中举出来,在牛油蜡烛的灯光下,我洗嗽、穿好衣服……接着为了不使我的鞋被露水沾湿,我又被扛进我的餐帐里,之后又被举到我的马上。”

  该师在离休斯顿东北部50公里的亨普斯特德临时驻扎了一些日子。有时候当地的绅士贵族们邀请他去打猎——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些邀请。每位打猎者都带着自己的一群猎狗。这一场景使卡斯特感到特别快乐。他看出尽管有这么多猎狗,但每只狗都能应答主人的号声,所以,他为自己买了一只号,开始训练起来。依据伊丽莎白的记述,赠送给他的五只狗,就按号声“以一个献媚取宠且惹人喜爱的半圆形圈子”各就各位。“他的所有训练活动是使它们的声音同号声协调,直到能够同相同的号音合拍”。这群亨普斯特德成员中,有一只名叫拜伦的灰狗,一只“派头十足的狗”。“我把一个女人倾注于任何一件可爱的事物的爱与殷勤,都给了这只灰狗,但我永远没有太多的想念过它。一只灰猎狗的心只能被放置在针箍里。拜伦对这位将军的关注如同用它那冷酷的灵魂对待其他任何人那样……”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冒犯者,只要惊吓了一只狗,这位将军就会命令士兵去接受鞭打。有人送给他们一只名叫“金妮”的短毛大母猎犬。一天早晨,他们获悉它在黑人住处的房后生了七只小狗。卡斯特认为那里不是金妮哺乳的合适地方,但他没有叫勤务兵去把这些小狗抱回来,而是亲自爬到那用矮桩基支盖的矮层里,小心温柔地把它们一只一只地托出来。金妮的铺位安置在走廊里,但卡斯特还是认为不合适,就把这位母亲和7只幼犬一同安放在他的军床上。伊丽莎白在《宿营在平原上》一书中记述道,有一天晚上,他手中抱着一只生病的小狗,在卧室里来回走了几个小时。

  10月30日,该部队搬到奥斯丁,直到全部人员退役复员之前就一直扎驻在这里。有时,这支部队被传召,帮助当地政府当局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其余时间大都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这位将军差不多每天都带着他的夫人骑马穿过乡间,一支兵团乐队也时常陪伴着他们,他们会呆在山顶吃午餐。在布奈尔山顶(伊丽莎白把它误称为布鲁纳尔),他们一边聆听着“Anvil chens”优美的流行曲旋律,一边观望着山下的风光。伊丽莎白说,悠扬的乐声“在峡谷中庄重地回荡着”。

  一次,他们带着乐队访问了该州的疯人院,乐队可能演奏了一些适当的舞曲。她说,在那儿,“我们吃惊地看着一位8岁的精神病患者,跳着爪法利尔舞。”

  德克萨斯州聋哑学校成为这位将军最关注且喜爱访问的场所。伊丽莎白在她的《宿营》中描述道,他凝视着那些聋哑孩子柔软的手指与手腕,“当他们的老师用手指向这些孩子们表达爱、恨、懊梅与崇敬等情感时,一位小姑娘用极为优雅的手势重复着这些表达动作。他被深深地迷住了,眼里充满了泪水……”

  J.P·邓在《平原大屠杀》中陈述道,试验性地把印第安人与聋哑人叫到一起,他们可以通过表意符号与手势得以沟通。由此,邓得出结论,某些手势必定是一种天生的思想表达方式,所以它们可能是一种比有声语言更好的自然交流的表达方式。例如,由摊开手示出一个人手中没有武器,直截了当地表达和平与友谊,握手这一习惯也很有可能源于此。你可以把一个手指头横放在前额表达一顶欧洲人的带檐帽,但谁又能误解一个手指头在头边的快速捻动动作呢?

  卡斯待从他访问这个儿童聋哑学校中学到什么,他又在处理印第安人事务中怎样使用他所学到的这些知识,仅可以去猜测。可是,在这些哑巴式的交谈中,他好像已成为一个行家里手了。部队在德克萨斯州驻扎没多久,在一次同苏人、阿里卡落人以及堪萨斯的夏安人首领们的商议会上,他使用了他的双手,为他们做了一次讲话。他们听懂了他的讲话。后来在达科他地区,认识卡斯特的阿里卡落侦察员“红星”认为卡斯特的手势表达恰如其分。

  1865年年底,当这支占领军拆除部队驻地,开始离开德克萨斯时,许多士兵毫无眷恋地同这位矛盾的人物告别。埃米特·韦斯特满心高兴地徒步朝离这儿一百里地的布雷哈母镇走去,从那里可以借助非常方便的机动运输工具直达东方与北方。卡斯特没有陪伴这些行进者,所以在整个旅途中,他们没有必要非得4人一排了,“也不会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剃光头顶,挨25鞭。我们再也没有看过卡斯特,也没有想要看见他的任何欲望。”

  要是这位将军察觉出这种仇恨的话,他也不会在意的,再说士兵解甲归田总是非常高兴的,就是这么回事。1865年圣诞节,他身着圣诞老人的服装向他参谋部的成员们散发着礼物。

  没有多久,他自己也从这个“志愿军团”退役,他原先以少将军衔享受的8000元军响也被改为常规军队上尉的2000元了。薪金与荣誉的减少必定促使他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前程来;他已经满26岁,他想在纽约或华盛顿谋求一个文职官员的位子。在他对前程做出决断之后,伊丽莎白也返回密执安了。

  本廷记述道,当卡斯特离开德克萨斯之后,有人揭发了一件由卡斯特签署的一份谷物与草料合同的“巨大舞弊”案。揭发人是塞谬尔·斯特里斯中尉,他不喜欢卡斯特,然而卡斯特却很快成了他的直接上司。据本廷说,塞谬尔向上级汇报、揭发了这个合同批审人,并说,尽管该合同并未生效,但应当对它进行追查。卡斯特查实了塞谬尔所干的事,并计谋怎样报复他。

  军官之间这些致命的不相容,自然被他们的士兵探查出来,致使部队的共同利益遭受损害,精神意志受到分裂,并削弱了本应协同一致来维持的部队的旺盛精力与胆气。尽管那时还没有组建第七兵团,但许多在德克萨斯同卡斯特一起服役的人,后来又都被安插在这个兵团,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定蒙大拿的崩溃就是这些宿怨的遗毒。

  在谋求能在华盛顿获得一个职位之时,他得知,自己可能会获得一个外交使节的职务。但该职务由谁批审,是何种等级或派往哪个国家还不大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认为这是势在必行的。

  在此期间,由于伊丽莎白在密执安,他只得自我取乐消遣。他去听音乐会,看戏剧演出,还参观了一个美术馆,品味了臭名昭著的“东方女王”,虽然这幅画令人为之震惊,但他认定是一幅杰作。在几名西点朋友相伴下,他同妓女们调情,称她们为“宁芙”①。

  ①神话中半神半人的少女,住在山林水泽中。

  他给伊丽莎白写信,讲述了他参加的一场化装舞会,他化装成魔鬼:“我们的化装服既富丽又考究。我穿了斗篷与大衣,大衣是镶金边黑色天鹅绒的,裤子是同一色,而且仅达大腿,是一条红色的丝绸运动紧身裤,我甚至没有穿衬裤。那件红色天鹅绒斗篷上面还端插着两根红羽毛,当作两只角。一双黑色鞋上点画着朝上翻着的脚趾头。漂亮的腰带,假面具,黑色丝绸。”他喜好化装舞会,无论在戏台上还是在街道上。悲剧常使他伤心落泪,而喜剧又使他捧腹,甚至失去控制:“昨天晚上我见到约瑟夫·杰弗逊了……你知道,当我笑不成声时简直是在尖叫了,我笑得两肋疼痛。嘿!他是杰出的。”

  在纽约他会见了著名人士:“安顿了一场非常杰出的早餐……这些接受邀访的人中有史学家班克罗夫特,还有卡伦·布赖恩特(Wm·Cullen Bryand)……”此时,他被授予“西班牙骑士少将”军衔,是由帕弗里奥·德拉兹与本尼士,杰尔兹授予的。他们认为他可能就是取代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人。卡斯特感到异常兴奋与激动,这是怎样令人为之振奋的事情啊!每年16000元的薪金,全由金币来支付,他要去征募并领导一支外国雇佣军军队,薪金由墨西哥国民来支付。格兰特给在华盛顿的墨西哥大使(Don Matias Romero)送去一封信:“兹给你介绍你的熟人卡斯特将军,他作为一名骑兵军官,曾十分杰出地奉献于……”

  为了成为南方边疆的幸运兵,他要求请一年假,但是约翰逊总统未予批准,原先的请求也被否决了。

  这是令人失望的。然而1866年7月28日,他被授予总部设在堪萨斯莱利堡新组建的第七骑兵团的中校。可是,他认为他应当得到更好的待遇,便给总统写信,请求允许他成为一名正式的上校,没必要非得在第七骑兵团不可,他甚至坚持不去一个骑兵部队,还提出把他分派到白人兵团里的附加条件。

  他可以同黑人、棕色人、红种人或黄种人友好相处,但内心里还是对白人充满更坚定的信念:“我赞成提高黑人的能力与知识水平,我也赞成就我们的能力所及,就我们现在做的一切,从道义、精神、物质,以及社会等方面促进各种族的发展。然而,我反对由相应地削弱任何白人的权益来促成这种发展。至于说最神圣可信赖的优惠特权(选举、参政权)交托于南方各州的黑人,它使我立刻就想到,这是在把一个印第安人首领提拔为罗马的教皇。”

  本廷在1895年给摄影师D·F·贝里写信时说,弗吉尼亚·人就不喜欢卡斯特,这并不是由于南北战争中,他在弗吉尼亚所取得的任何出色的成就,而是由于本廷所含糊其词的陈述:“哦,对了,要是我把我在这儿从一位弗吉尼亚同班老同学那里听到的什么告诉你的话,你肯定会毛骨悚然……”

  在另一封信中,他干脆直截了当地陈述了:

  卡斯特将军以前常常和他的厨娘睡觉,这曾经是整个波托马克河骑兵军团人所尽知的丑事、而这位厨娘却是一个又蠢又黑的丑婆娘,一个简直同黑猩猩一样的非洲女人(The Latin Maxim de gustibus nonest dis putandum Comesinhere)。①由此,你只能看出这将将军的粗俗不堪与低级趣味,可对他来说,这可是一块经济实惠的甜食,每个了解他的人都明白这件事反映出他吝啬行为的极限度。在达科他第七骑兵兵团的出征中,他同非洲人的这种交往继续进行着。

  ①拉丁谚语。

  这不应当是了解他的人们所思虑的事,而应当是卡斯特夫人来操心。她了解卡斯特有碍他声誉的许多缺点,其他人是不会给他蒙盖圣洁华美的覆盖物的。

  在历史学家罗伯特·万特莱(Robert utley)笔下,本廷被描述成一个病态人,说他“遭受着几乎对他所有老同事极度仇恨的心里与致命的癌肿瘤的疼痛的折磨”。这可能言过其实了,但并下过分。同卡斯特相处的那些日子,无疑,不管什么时候,当这股复仇之情油然而生并变得剧烈时,这位有才干的圆脸盘的军官就会像毒蛇一样猛咬一口。

  至于这位将军和他的妇人,由他们的回忆录无意识地做了证明,他本廷的这些胡凑算什么,铅版印刷下的东西胜过一纸铁证!伊丽莎白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述道,这些黑人步兵们在第七骑兵团的兵力缺乏期间,承担了警卫莱利堡的任务。他们是一伙“狂暴、任性、散漫的家伙”,常常把操场当做运动场,“在刚刚抽了芽的嫩绿草地上,用双手双脚前后轮流着朝前翻跳着……”

  曾经驻扎在迪·切斯堡的斯蒂芬·乔斯琳上尉记述道,“黑人号兵们很快就学会了吹号,而从第九骑兵团来的几名黑人士兵,具有黑人们惯常具有的那种欣赏音乐的天才。”

  语言表达方式也不一样,白人老兵把一名新入伍的士兵称为“新兵”,而黑人老兵则把他称为“年轻兵”。据说,通常当这些黑人士兵们回答一个命令时要连称三声“先生”:“是的,先生,上尉先生,我会遵命的,先生。”

  根据欧文·汤普森在戴维斯港第十骑兵团的仔细观察,尽管有这些不同,但黑人与白人相处很融洽。其余学者对此持有怀疑。彼得·奥奇做结论说,这支黑人军队“成为军队内种族偏见日趋减弱的象征了”。陆军大臣贝尔克奈普(Belknap)在对这个混合种族兵站访问之后评论说,士兵们品行端庄,整个部队军容极其整肃。确实是这样,在这位陆军大臣视察时,绝对不会有一名士兵(无论什么人种),会愚昧地扭打在一起的。

  记者西奥多·戴维斯说,他们是感情热烈的印第安战士,他们似乎喜好运动,也赢得了那些战场上关注过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尊敬,其中有18名赢得了美国国会最高荣誉勋章。

  理查德·道奇说印第安人不愿意同黑人军队作战,也从来个揭他们的头皮,可他难以解答原因。他唯一得到的一种解释是:“‘野牛兵’不怎么样,他们大量散布巫术。”

  黑人究竟怎样获得这些混号是有争议的。据1872年一名士兵妻子的信记述:“因为他们的头形与野牛两角中间粗糙的软肉十分相像。”然而把黑人兵称做“野牛兵”是有起因的,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称呼是冒犯。汤普森记述道,他们为把他们叫做“野牛兵”而感到十分荣幸。

  不管怎样,卡斯特在他作为雇佣军去墨西哥作战的许诺被否定,他申请正式少将的请求也遭到拒绝之后,来到了驻扎在莱利堡显赫的新组建的第七骑兵团。可是,还没等他与伊丽莎白把行李解开,他又接到一个命令,要他和其他所有军官一道搭火车,去华盛顾接受一个考核。对于高级军官来说,这个考核最多也不过是大家相聚一起打笑取闹的官僚式的俗套罢了。吉本将军看来是组建这个军团的负责人,他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一位小姐才不算小姐。”正确的回答(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应当是:“当她坐在轻便婴儿车里时。”而低级军官们,至少那些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军官们,不会如此轻松地逃脱这场考核。后来知道这些情况的伊丽莎白认为,是一场“令人恐怖的严格考核”。

  在等待丈夫从这次考核审查返回的日子里,伊丽莎白自己忙着收拾他们莱利堡的新家。在给住在大皮拉皮城的丽贝卡表姐的信中,她描述了这个世界边沿的哨堡,说是在那片无边无际的大平原上,撒落着数不尽的棚屋,附近就是江克欣城,她常常到城里市场购买物品。在她看来,她住的的宅区似乎还是繁华的。

  我们有一间很大的起居室,我的卧室就在它后边,紧挨着的是梳洗室,它就在大厅的一头。我们的房间有一个后门,埃莉斯的房间在这个后门的背后。楼上有4个房间,安娜的前屋被一间梳妆房隔开,汤姆就住在楼梯头……我给奥蒂(卡斯特的爱称)买了一把好看的有坐垫和靠背的椅子,等他回来享用。巴。我们有一套橡木家具和绿色地毯,一张圆桌上铺了块绿黑相间的桌布,桌上摆着图片夹、卡片篮与书架。我把另一张圆桌安置为我们的书桌。我们的椅子十分舒软,壁炉中噼噼叭叭响的柴火增加着房间的欢乐气氛。我有一个像妈妈那样的镶边窗帘,并按她那样把它们挂起,我的画板架立在一面窗子前,我刚刚画完一张画,是等奥蒂回来送给他的,画的是一只叼着烟管的叭儿狗……俄罗斯Qusoscff王子的侄儿萨尔(我的小字典上查不到Sar这个词,所以我干脆把它拼读为萨尔了)曾来这儿围猎野牛,他访问了我们,我们发现这位高贵的王子十分像德国那些少年……我们有一套槌球游戏桌,而且差不多每晚都在玩,这种游戏十分使人上瘾,我知道你与玛利都会喜欢它的。桌子有8英尺长,它的金属丝网按室外槌球桌那样的顺序安装,球则是用大理石制作的,有身份的人也大都喜欢这种吸引人的玩乐方式。我认为它像台球,我们的客人一直不断……

  莱利堡的身后就是前往科罗拉多和去遥远的海岸的一个启程点,那儿躺着被风蚀而成的尘土翻卷的无垠的大草原,那儿就是郊狼、野牛和未开化的用颜料涂抹装扮的印第安人的生息地,那儿就是陌生奇特的野兽、野禽出没的地方,那浓烟般旋转飞扬的满天尘土,那狂势而未开化的人们,还有那喜怒无常的狂风暴雨,它们迫使女人在她们的裙边折缝里缝些错重物。磨马刀的磨刀石伴随着磨刀的啸叫声喷飞的火星……所有伊丽莎白亲身经历的这一切,都可能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脑海里。

  堪萨斯部陆军监察署的T·I·麦克·肯尼上校一直为这个边疆前哨忧虑。他劝告,要给火车车辆派警卫,要防护好邮件,防止印第安人袭击,要制上那些分不清印第安各部落人的人误杀任何印第安人。只有极少数刽子手在同这些军事人员们寻衅闹事。然而,肯尼所施加的这些影响,还不足一场森林大火中一只金花鼠所产生的影响。他和他同观点的人的这些劝说,被大多数正义的人们的义愤压倒。

  内布拉斯加市《新闻》评论说,作为基本的权宜之计,明智的作法是清洗大草原,“彻底根除所有‘兄弟’般红种人!”蒙大拿帕B报》附和道:“是小说家以那令人不愉快而多情的桩桩事件为体裁,大显身手的时刻了,撰写调和色调的小说吧!要是印第安人继续行使他们的残暴的话,把他们歼灭干净!”

  帕特里克·康纳准将对格伦维尔·道奇少将说:“应当像追赶豺狼那样,追捕他们。”

  于是,1866年12月21日早晨,威廉·菲特尔曼上尉带领一队人,从怀俄明比格奥群山基地的菲尔·卡尼堡出发。他的部队约80人左右,但邓说是84名,马奎斯说是83名。其余历史学家列出的人数是81名。不碍事!菲特尔曼接受了命令,去援救一列遭受“红云”袭击的劈柴车。出发前,兵站司令官亨利·卡里顿少校两次嘱咐他,除了把装劈柴的火车押送回堡外,别的什么事也别管。很快成为寡妇的弗兰西丝·葛伦蒙德在她的回忆录中陈述道:“我当时听到,卡里顿的口气是断然的命令。”

  菲特尔曼走出大门时,卡里顿少校走上哨台,命令队伍停住,重复命令道:“无论怎样,你们绝对不能越过‘棚屋区小桥’!”葛伦蒙德夫人说,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几分钟后,卡里顿意识到菲特尔曼没带军医,所以又派一名军医去追赶。可这名军医很快又返回到堡里,因为菲特尔曼早已过了“棚屋小桥”,无法和他们相会了。

  菲特尔曼的终结地是一座小山头,是谢立丹山下几里处的美国87号高地,离卡斯特盲谷不到100英里。如今,这块现场被用大石块圈挡起来,圆锥形石堆旁边立着一根旗杆,杆上装有一个盾,上面刻着这场惨案的概要。在距小路约1公里的北头,可以看见一间农舍,换言之,这里除一排排挺立的电杆外,只是一座孤寂的荒山,没有多少人会使用这条古旧的小路,它只是静静地沿“I—90”路标朝东方延伸而去。也几乎没有什么旅游者会离开高速公路,到这位妄自尊大的军官灵魂游荡的荒野处来游玩。如同格拉顿中尉12年前那样,这位傲慢的军官,认为少数几个身穿蓝制服的人可以径直耀武扬威地策马穿过苏人部落的地区了。这个纪念碑的黑色铁门,时常被高高地悬掉起来。

  菲特尔曼上尉假定是被“Punic Wars”①策略欺骗置死。当时,一部分显得很虚弱的奥格拉拉人,突然闯到他们鼻子底下,他自然就尾追了他们,他们就在咫尺之内,几乎伸手就可被抓住——仅两码远——凡码远。据说年轻的“狂马”也在这些被追击的目标之内。

  ①Punic Wars”古罗马与迦太基间的三次布匿战争。

  与此同时,劈柴被安全地取回来。

  菲特尔曼可能不怎么明智,两周前,这些苏人就以类似的埋伏捕捉过他,但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再次落入陷阱。为什么?他是刚来边疆的新手,目中无人,也许还因为他是接受了西点教育的人。他认为,处理这些未开化的人,美国士兵可以以一当十。也许,他可能被这些引诱物激怒了,他用英语大骂道,“你们这些臭婊子!”

  1886年,邓发表了有关发生在血染的日子里的这件事的冗长报道。他声称,战斗结束多年之后,他看到一根栎本战棒,上面钉着锋利的铁钉,依旧粘结着血、头发与污脏的脑髓。这是奥格拉拉人曾经用于对付菲特尔曼军队的武器。他一直不能原谅菲特尔曼的轻慢,但也没有过高评价卡里顿少校。邓把卡里顿少校称作在阅兵仪式上训话的军官。他说,不应当把卡里顿派往边疆,他应当到学校去任教:“他修设一座坚固的兵堡,在修建这个兵堡时,印第安人对他本人和士兵进行了多次奇袭,可找不到任何根据来证明他知道堡前面1英里处有1000名印第安人,还是100名。他好似也反对这些印第安人,要是他确实有手腕的话,会社交地驱除他们。”

  为了试验所购置的亨利16响连发来复机枪,两位有经验的市民詹姆斯·韦特莱与萨克·菲希尔也参加了这支特遣队。也许是在他们倒下之前,射杀了“红云”的很多精兵良将,从而极大地激怒了这些印第安人。他们的尸体无法辨认,因为他们的脸被切成肉丁。其中一位身上被扎了105枝箭(学者对此有争议)。看来,只有这两位市民和他们周围的几名士兵同敌人进行了搏斗。在1908年纪念碑落成仪式上,卡里顿在讲话中说,不到20分钟,所有枪声都停止了。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有心思看他的表,是个谜,但这确实是他说过的话,邓也许是对的,他应当到学校去当校长。他还说,如他的下级们那样,在枪声停止之后,他推测,菲特尔曼把这些印第安人杀死或击退了——如同吉本和特理的人看见前方的一缕隐约的烟幕,就设想成是卡斯特在烧毁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村庄呢。“我们无法设想真实情况……”

  在这个残忍的可怖战场上,唯一活下的是一匹马。一个神奇的同类幸存物!小比格奥唯一的幸存者是迈尔斯·基厄菲(Myleskeogh)的马康曼契;而在这个战场上的唯一幸存者则是受到致命伤的C连的一匹灰马——有斑点的戴夫。

  苏人消失之后,清点了67具尸体,其余的第二天早晨找到。菲特尔曼和弗兰德里卡·布朗上尉并肩躺着。由于每个人头上的太阳穴处有一个子弹孔,所以,认为他们是相互对开的。然而,尸解之后,兵站军医做出结论,菲特尔曼是被猛砍致死的。他太阳穴的洞也许是仁慈的一击。布朗可能是自杀的,听起来残忍至极。布朗,他如此急迫地要求给一个机会去战斗,去杀死野蛮人,但他却身穿军装长眠了。本来他接到调令去怀俄明的拉腊米堡,但他说,他必须获得一张头皮,所以,没有经批准便加入到菲特尔曼的队列。

  约翰·格思理是首先目睹这个现场的骑兵。一阵激烈的震动之后,他草记下他的印象。他记述道,这位指挥者躺在这条古旧的“假日”马车路靠近“多石湾”的浅滩上,仅离堡一英里处,但不太确切,确实距离,至少2倍远。

  我们先遣队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菲特尔曼上尉的悲惨的灾难。那些印第安人已经爬上悬崖,崖畔上闪现着灿烂的金色阳光,也闪现着那些鬼鬼祟祟潜行的印第安人的长发,和他们肩上搭着的从被他们杀死的人身上剥下来的衣服,上面还扎着许多箭。大群大群的豺狼、郊狼和鬣狗在四周游荡着,准备赶赴这场死尸盛宴。我们被残杀的朋友的尸体在荒野中躺了整整一夜,但他们却没有再次受到任何方式的触碰与侵扰。甚至连打着“2Co”印的战马,也未受到这些残忍的食尸者野兽的骚扰。某些人认为,这些吞食印第安死尸的野兽所以未去冒犯这些白人牺牲者,大概是由于白种人身体中所含的盐份吧,至少,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防止野兽去品味的作用。在这场大屠杀结束24小时之后,堡中的军医雷波特派我们出发,用弹药箱拉载那些死者。所有菲特尔曼的男子们的尸体全乱堆在靠近战场或“大屠杀山”附近,也就是离一条旧马车道不远处的那些小山、岩石与小树林中。在我们用来收装他们的弹药箱箱盖上堆放着吓人的、被这伙印第安人肢解了的我们的战友的尸体。难以分辨谁是陆军与骑兵。所有死者的衣服全被剥光,脑壳全被用战棒击碎,耳朵、鼻子、腿,全被割掉,头皮被揭掉,身子被子弹或箭穿透,手腕、双脚与脚踝骨全被砍得只剩下筋腱连着。我们首先装运军官。第27步兵团上尉菲特尔曼,第18步兵团的布朗上尉,以及骑兵团二连的号兵福特尔,一同乱挤在一些岩石的近旁。福特尔的脑壳被砸得陷下去,他的尸体撂在军官们的身上……骑兵团二连萨金特·贝克头上套着一个黄麻布袋子,头皮未被揭。那些戴金戒指的小手指头被跺去,向导李·伯蒂是在叫做“小鹅湾”附近的灌木丛中找到的,身上扎满了箭,在装运时,不得不把这些箭支砍断……有些尸体被开膛面朝天后仰着,也有一些被开腔破肚后爬伏在那儿,以至我们未看出它们已被开膛。我们在他们的内脏上跪踏,但又不知道它们是属于谁的,所以,骑兵装了步兵的内脏,步兵又装了骑兵的……

  只有号兵阿道夫·曼兹格尔一人未被肢解。他的号被砸扁,他一定把它当做一根棒子抢了,而且,不知何故,这些印第安人还给他身上盖了一块野牛皮,

  数年之后,一位名叫“火雷”的奥格拉拉人(那时他16岁),简单而又意味深长地描述了当时那伙印第安人的奸计。他说,他们先找好了一个有利地形,藏在一条干河沟两岸,并派了几个人在前面行走,把士兵哄骗来。过了好一会,他们听到枪声,说明士兵们来了,于是把矮种马的鼻孔捏住,防止他们在看见白人的马时,发出嘶叫声。奥格拉拉人的诱兵很快出现在眼前,一些人牵着矮种马步行,士兵认为他们的马已经很疲倦了就去尾追他们。子弹在空中乱飞,但很快被更多的箭枝压住,数不清的箭支蝗虫般铺天盖地落在士兵们身上。

  “火雷”说,数匹美国的战马脱缰了,几名印第安士兵前去尾追,他自己由于要追击白人而没去追马。这些士兵带了几只狗,他们嚎叫着跳到路上,朝堡跑去,但被全身的箭扎死了。马匹、死亡的士兵、受伤的印第安人满山狼籍。“他们的血水被冻结了,因为,突然降了一阵暴雨,使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接着,印第安人收拢了他们的斗十,离开了。天变得更加寒冷,脚下地面似乎变成了冰冷的铁块。那天夜里,狂暴的风,夹裹着雪花凄厉的吼叫着。

  卡里顿少校于1867年元月3日做了正式汇报,尽管他的报告是不动感情的典型官方文件,但进一步证实了骑兵格斯理的随笔。

  在最终发生这场战斗的小山路上,遍地都是箭、箭头、挑头皮杆子和折断的矛杆。

  来自四面八方的那些未遭损坏的箭支,说明这位指挥官是在撤离时,突然遭到歼灭性的包围,并被切断退路。没有一名军官和士兵幸存。凡具尸体是在分界线北头发现的。它的对面刚好是越过“棚屋区桥”后面的那条小路。

  所有死者都堆挤在离堡最近处的东边的四块大石头旁,这四块大石头的中间留成一块6英尺见方的空地,这儿是最后的防卫地,也有一些斯潘塞枪的没有耗费的子弹。

  菲特尔曼和布朗在左太阳穴处都被左轮手枪击中……

  我列出一些死亡者的真实情况,他们的尸体是在黄昏时找到的,下边是见到时的情况:

  肢体残缺:

  眼珠被挖出放在石头上;

  鼻子被割掉;

  下巴被砍掉;

  下齿露在外边,

  手指关节被砍掉;

  脑子取出放在石头上;

  双手被砍掉,

  双脚被跺掉;

  胳膊从肘窝处砍掉;

  生殖器被割掉……

  末尾,卡里顿说,他列举的这些事实虽为大概,但他坚信,足以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他说,书写这些清单是一件使他肝肠欲裂的事情,纯粹迫于职责。

  卡斯特在《我的平原生活》中记述道,菲特尔曼惨案的消息“堪称惨绝人寰!它激发了人们对野蛮的作恶犯罪者的仇恨,政府也迫于压力,开始寻求将采取的报复手段,所有各个阶层似乎都分享了这种感情”。

  该书中,卡斯特复制了这场大屠杀一周之后,谢尔曼给格兰特的一份电报。其中说:“我们必须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抗击苏人,直至把他们彻底根除,不管他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没有比斩草除根更彻底的事!”要是把这封非凡的电文的一个词改换一下的话,它读起来仿佛是艾奇曼①发给希特勒的电文。

  ①艾奇曼(1906~1962),德国纳粹将军。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残酷地虐待集中营中的俘虏而被作为战犯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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