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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住在贝多弗的厄秀拉和戈珍都有了一段空闲时间。在厄秀拉心目中，一时间伯金不存在了，他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对她来说变得无足轻重。厄秀拉又兴高采烈地按原样儿生活起来，跟他断了关系。
前一段时间戈珍几乎每时每刻都惦念着杰拉德·克里奇，甚至觉得自己跟他肉体上都产生了联系，可现在她拿杰拉德根本不当一回事了。她心里正酝酿着出走，试图过一种新型的生活。她心里一直有什么在警告她防止同杰拉德建立最终的关系。她感到最好是同他保持一种一般熟人的关系，这样做更明智。
她计划去圣·皮特斯堡的一位朋友那儿，那人跟她一样也是个雕塑家，同一位爱好宝石的俄国阔佬儿住在一起。那位俄国人放荡的情感生活对戈珍很有吸引力。她并不想到巴黎去，巴黎太枯燥，太令人生厌。她倒愿意去罗马、慕尼黑、维也纳、圣·皮特斯堡或莫斯科，圣·皮特斯堡和慕尼黑那儿她都有朋友，她给这两个朋友都写信问及住房的事。
她手里有一笔钱。她回家里来的一个目的就是攒钱。现在她已经卖出了几件作品，在各种展览中她都受到了好评。她知道如果去伦敦，她的作品会很时髦的。可是她太了解伦敦了，她想去别处。她有七十镑，对此别人一无所知。一得到朋友的消息，她就可以动身走了。别看她表面上温和平静，其实她的性格是躁动型的。
有一天姐妹两人到威利·格林的一个农家去买蜂蜜。女主人科克太太身躯肥胖，脸色苍白，鼻子很尖，人很滑头，满口的甜言蜜语，可这掩盖不住她猫一样狡猾的内心。她把姑娘们请进了她那间非常干净舒适的厨房里。屋里真是每个角落都那么干净、惬意。
“布朗温小姐，”她有点讨好地说，“回到老地方，还喜欢这儿吧？”
戈珍一听她说话就讨厌上她了。
“我无所谓。”她生硬地回答。
“是吗？嗨，我以为你会觉得这儿跟伦敦不一样的。你喜欢大地方儿的生活。我们嘛，不得不将就着在威利·格林和贝多弗过日子。你对我们这儿的小学校还喜欢吧，人们都爱念叨它。”
“我喜欢它？”戈珍扫了她一眼道，“你的意思是我觉得它不错？”
“对的，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确实觉得这是一所挺不错的学校。”
戈珍感到很厌恶，态度很冷淡。她知道这儿的庸人们都讨厌学校。
“你真这样想啊！我可听人们议论的太多了，说什么的都有，能知道内部人的看法太好了。不过，意见也不一样吧？克里奇先生完全赞成。哦，可怜的人啊，我真怕他不久于世了。
他身体太不好了。”
“他的病又厉害了？”厄秀拉问。
“是啊，自从失去了迪安娜小姐他的病就重了，瘦得不成样子。可怜的人，他的烦恼太多了。”
“是吗？”戈珍有点嘲弄地说。
“他够烦恼的。你们还没见过象他那样和气的人呢。可是他的孩子们一点也不象他。”
“我觉得，他们都象他们的母亲。”厄秀拉说。
“好多方面都象，”科克太太压低嗓门儿说，“她可是个傲慢的女人哩，我敢说，一点不错！她这人可看不得，能跟她说上句话可不容易。”说着这女人做个鬼脸。
“她刚结婚时你认识她吗？”
“认识。我给她家当保姆，看大了三个孩子呢。那可是几个可怕的东西，小魔鬼，杰拉德是个从没见过的魔王，从六个月开始就那个样子。”那女人的话音里透着一种恶气。
“是吗？”戈珍说。
“他是个任性、霸道的孩子，刚六个月就指使得保姆团团转。又踢又叫，象个魔鬼一样折腾。他还是个吃奶的孩子时，我不知掐他的屁股多少回了。要是再多掐几次，也许他就变好了。可他母亲就是不肯改掉他的坏毛病，你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我还记得她跟克里奇先生吵闹的样子呢。他实在气坏了，实在无法忍受了，就关起门来用鞭子抽他们。可是太太却象一只老虎一样在门外来来回回地游荡，一脸杀气腾腾的样子。门一开她就举着双手冲进去向先生大叫‘你这个胆小鬼，你把我的孩子怎么样了？’那样子真跟疯了一样。我敢说先生怕太太，他气疯了也不敢动她一手指头。想想仆人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吧。一旦他们当中有人受惩罚我们怎么能不高兴呢？”
“真的！”戈珍说。
“什么事都有。如果你不让他们把桌子上的茶壶打碎，如果你不让他们用绳子拴着猫的脖子拉着乱转，如果他们要什么你不给什么，他们就好闹一场，然后他们的母亲就会进来问：‘他怎么了？你怎么他了？宝贝儿，怎么了？’问完了她会恶狠狠地看着你，恨不能把你踩在脚下。不过她倒是没把我踩在脚下。我是唯一能对付她的人。她自己是不会管孩子的，她才不找这份麻烦呢。可这些孩子太任性，他们可让人说不得，小霸王杰拉德可真不得了。他一岁半时我离开了他家，我实在受不了了。他小时候我拧过他的小屁股，我拧了，管不住他我就拧他，我一点也不惭愧——”
听到这儿戈珍愤愤然走了。“我拧了他的小屁股”这句话把她气坏了。她听不得这样的话。她恨不得把这女人赶出去绑起来。可这句话在她的脑子里永远生了根，赶也赶不走。她觉得哪一天要把这话告诉他，看他如何受得了。可一想到这一点，她又恨起自己来。
但是，在肖特兰兹，那场持久的斗争就要结束了。父亲病了，就要死了。间歇性的疼痛让他失去了活力，人已经不那么清醒了。沉寂渐渐笼罩了他的头脑，他对周围的事儿愈来愈无法注意了，病痛似乎吸走了他的活力，他知道这种疼痛何在，知道它会再回到自己身上。这疼痛象自己体内奔涌着的什么东西。可他没有力量或意志去把它找出来，更无法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它就藏在黑暗中，这巨痛时时撕裂他，然后又陷入平静中。每当它来撕扯自己，他就蜷缩起来忍着，一但它离去，他又拒绝知道它是何物。既然它是在黑暗中，那就不要去知道它好了。所以他从不承认有什么疼痛，只有他独处一隅时，当他全部的神经越来越恐怖时他才认可。在其它时候，他不过认为刚才疼了一下，过去了，没什么。有时这疼痛甚至更令他激动。
可病痛渐渐吞噬了他。渐渐地，他的力量都耗尽了，他被吹进了黑暗中，他的生命被吸走了，他被吸进黑暗中。在他生命的薄暮时节，他能看清的太少了。企业，他的工作都彻底地离他而去了。他对社会的兴趣业已消失，好象从来没有过一样。甚至他的家对他来说也陌生了，他只淡淡地记起某某某是他的子女。这些对他只是个历史事实，毫无生命意义了。要想弄清他们跟他的关系那非得花一番力气不可。甚至他的妻子对他来说也跟没有存在一样。她确实象他体内的黑暗和病痛一样。出于某种奇特的联想，他觉得他的病痛藏身之处与藏有他妻子的所在是一样的黑暗。他全部的思维和悟性都模糊了，现在他的妻子和那熬煎人的病痛变成了同一种黑暗的力量来对付他，而他以前从未正视过这股力量。他从未把这种恐惧驱赶开。他只知道有一个黑暗的地方，那里占据着什么东西，不时地出来撕扯他。可他从未敢穿破黑暗把这野兽赶出来，他反而忽视了它的存在。只是，他模模糊糊地感到，恐怖来自他的妻子，她会毁灭他，那病痛也是一股黑暗的毁灭力量。
他很少见到他的妻子。她有自己的一间屋。她只是偶尔来到他的房间，伸长脖子压低嗓门询问他情况如何。而他则三十年如一日地回答说：“哦，我不觉得情况有什么不好，亲爱的。”可他很怕她，表面上很平静，其实他怕她怕得要死。
但他一直信奉自己的处世哲学，他从没有在精神上垮下来。他就是现在死，他的精神也不会垮，他仍会明白自己对她的感情。一生中，他常常说：“可怜的克里斯蒂娜，她的脾气真是太倔犟了。”他对她始终是这样的态度，他用怜悯代替了仇恨，怜悯成了他的保护伞，成了他的常胜武器。他理智上仍然为她感到可怜，她的性子也太暴烈了。
可惜的是，如今，他的怜悯，他的生命都渐渐耗尽了，他开始感到可怕甚至恐怖。他就是死了，他的怜悯心也不会破灭，不会象一只壳虫那样被辗碎。这是他最终的源泉。别人仍会活下去，会体验活死人的滋味，体验那种绝望感。可他决不这样，他决不让死亡得胜。
他一直信奉自己的处世哲学，乐善好施，爱邻如宾，甚至爱邻胜过爱自己。人民的利益总挂在他心上，让他忍受了一切。他是个大矿主，雇佣了许多劳动力。他心中念念不忘基督的话，同自己的工人们同心同德。不仅如此，他甚至感到他不如这些工人，似乎他们通过贫困和劳动比他更接近上帝。他坚信，是他的工人——这些矿工的手中掌握着拯救人类的办法。为了接近上帝，他必须先接近他的矿工们，他的生命必须靠近他们。在他的潜意识中，这些人是他的偶像，是他的上帝。他崇拜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最崇高的、伟大的、同情人类的上帝。
他的妻子一直象地狱里的魔鬼一样同他作对。奇怪的是，她象一只扑食的苍鹰，迷人而心不在焉，同他的慈善博爱行为作斗争，然后又象笼子里的鹰一样沉默起来。因为周围的一切都联合起来组成了这难以冲破的牢笼，他的力量就显得过于强大，使她成了囚犯。正因为她是他的阶下囚，他才爱她爱得发疯。他一直爱她，爱得很深。在牢笼里，她倒是自由自在。
可她要疯了。她脾气暴躁，自高自大，她无法忍受丈夫对什么人都表现出来的那种温和、诚恳的谦卑相儿。他并没有上穷人的当。他知道他们是来揩他的油水的，来向他诉苦的，这种人最可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太清高，并不向他乞讨什么，太自立，从不来敲他的门，这倒是他的一大喜事。可是，在贝多弗，跟别处一样，有些寄生虫似的可恶的人来诉苦，要求施舍，象虫子一样寄生在大众的躯体上。那次看到两个苍白的妇女迎面而来，看到他们身穿丑陋的黑衣服，故作悲哀地上门来讨好，克里斯蒂娜·克里奇心里就起火。她要放狗咬她们，“嘿，瑞普！嘿，琳！骑兵！小伙子们，上，咬跑她们！”可是男管家克罗瑟和其余的仆人都站在克里奇先生一边。但是，只要丈夫不在，她就会象条母狼一样对待乞讨的人们。“你们这些人需要什么？这儿没你们什么。你们到这儿来没用。辛普顿，赶走他们，别让他们进门。”
仆人们不得不服从她。于是她睁着鹰一样的眼睛看着男仆笨拙地把那些乞讨的人赶走，那些人则象一些腐臭的家禽一样在他面前奔跑。
可是慢慢地他们从门房那儿打听出来了克里奇先生出门的时间，于是他们就选好他在家的时候来访。头一年中，克罗瑟常常轻轻地敲着门道：“先生，有人拜见您。”
“叫什么？”
“格罗科克，先生。”
“他们要干什么？”问话的声音中透着不耐烦的情绪，但也有几分自鸣得意。克里奇先生就是喜欢听人求他施舍。
“为一个孩子的事。”
“把他们带到书房去，告诉他们上午十一点以后不要来。”
“你怎么不吃饭了？打发他们走。”他妻子无礼地说。
“我可不能那样做，听听他们要说什么，这没什么麻烦的。”
“可是今天来了多少人了？你为什么不建一座没有墙的房子？他们会把我们赶走的。”
“你知道，亲爱的，听听他们说话对我没什么损害。如果他们真遇上麻烦了，我有责任帮助他们解脱。”
“你的责任就是邀请全世界的老鼠都来啃你的骨头。”
“算了，克里斯蒂娜，事情并不象你说的那样。别这么没有善心。”
可她却突然冲出屋子来到书房中。书房中坐着可怜巴巴的乞怜者，就象等待医生一样。
“克里奇先生不能会见你们，这时候不能。你们以为他是你们的财产，你们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吗？你们必须走，在这儿你们什么也别想得到。”
那些穷苦人迷惑不解地站起身来。就在这时克里奇先生面色苍白地走进来，在她身后说：
“是的，我不喜欢你们这么晚来。上午我会花一些时间听你们说话的，在别的时间里我就不能接待你们了。基腾斯，怎么了？你老婆可好？”
“噢，她快不行了，克里奇先生，快死了，她——”
有时，克里奇太太似乎觉得丈夫象葬礼上的鸟儿，专食人间的痛苦。她似乎觉得如果没有什么可怜的事儿说给他听、把他当成什么苦酒怀着悲哀与怜悯心喝下去，他就不舒服。如果世上没有乞讨者的痛苦，他就没了存在的理由，正如没了葬礼，殡仪员就没事做一样。
克里奇太太退却了，远离了这个爬行中的民主世界。她的脖子紧紧地套上了一根绳子，她异常孤独，就象笼中的鹰一样充满仇恨。随着时光流逝，她愈来愈对这个世界缺乏了解，她似乎浑浑噩噩般失去了意识。她有时会在屋里和周围的乡村中游荡，全神贯注地盯着什么，但又视而不见。她极少讲话，她跟这个世界没关系。她甚至不去思索什么。由于她怒火中烧，与尘世作对，她的力量清耗殆尽了。
她生了好几个孩子。随着时光流逝，她言行上都不再与丈夫作对了。她对他视而不见，全由他去，爱怎样就怎样。她就象一只鹰，阴郁地对什么都听之任之。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无言、未知的关系，可深处隐藏着可怕的毁灭。他尽管在尘世中取得了胜利，可他的精力空匮了，就象内出血一样从内部流失了。她象困在笼中的鹰一样，尽管精神上垮了，可心仍旧狂野，毫不屈服。
所以，常常是最终他迁就她，在自己的力量尚未消耗殆尽之前把她拥抱在怀中。她眼中闪耀着的刺眼光芒，尽管是毁灭性的，却搅得他怦然心动。在他临近死亡之时，他比怕什么都更怕她。可他总是说他一直很幸福，自从他见到她他就一直发疯地爱着她。他认为她是纯洁、贞洁的，在他心目中，只有他才懂得的那炽烈的火焰是性之火，在他看来象一朵雪白的花一样。他使她屈服了，而她对他的屈从在他看来是十足的贞洁，是他无法打破的贞操，她就凭这个咒语般地控制了他。
她听任外部世界的一切，但她内心从未垮败过。她只是象一只阴郁的鹰一样，衣冠不整，毫无用心地端坐在屋里。年轻时她爱孩子爱得发疯，现在她却拿他们不当一回事。她失去了他们，她只空守着一个自己。只有聪明的杰拉德对她来说还有点意义。可后来，当杰拉德当了企业的头面人物后，她也把他忘了。父亲在弥留之际反倒转向杰拉德求得同情。这父子俩一直不对眼。杰拉德从小到大既害怕父亲又看不起父亲，一直尽量躲着他。而父亲对这位长子也一直不喜欢，从来不向他让步，拒绝信任儿子，尽量淡忘他，孤立他。
可自从杰拉德在企业中负起了一定的责任，证明自己确是一个优秀领导以后，对外界事物深感厌倦的父亲就全然信任杰拉德，明显地把什么事都交给他办，对这位年轻的敌手表现出深深的依赖。这立时激起了杰拉德深深的怜悯之情和忠诚之心，这种心情是通过蔑视与感觉不出的敌视表达出来的。杰拉德是反对乐善好施的，可他又无法摆脱它，它在他的内心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就这样，他一方面屈服于父亲，一方面与他的慈善心作对，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尽管他仇恨父亲，但心里不禁为他感到怜惜、悲哀，一股温情油然而升。
父亲从杰拉德这儿获得了同情，从温妮弗莱德那儿获得了爱。温妮是他最小的女儿，只有温妮才能给他以深情的爱。他把一个行将就没的人伟大、广博的爱都给了她，他要庇护她，完全彻底地庇护，用温暖和爱拥抱她。如果他能保护她，她就不会经历一星半点的痛苦、悲哀和伤心。他一生中都很正直，善良。对温妮弗莱德他表现出最后的激情和爱恋。可仍有什么令他不安。随着他的力量愈来愈弱，世界离他愈来愈远。没有什么穷人需要他的救济，没有什么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需要他的保护了。他失去了所有这一切。儿子和女儿们都不再让他操心，让他尽一种沉重的不自然的义务。这些也不是现实问题了，这些从他手中失去了，他自由了。
可他心中仍然隐隐地害怕妻子，她漠然地坐在屋里，象一个陌生人，即使她缓缓地走过来，头向这边探过来时，仍让他感到害怕。即便是他一生的正直也无法让他解脱内心的恐惧。他仍然与恐惧作着绝死的斗争，表面上决不显露出来，到死也不显出自己怕她。
可是还有温妮弗莱德呢！如果他能对她放心该多好，能放心就好了。从迪安娜死到他病情加重以后，他就迫切地需要温妮让他放下心来，为这事他急坏了。似乎他临死还要为她操心，他的心上仍然承受着爱的责任和慈善之情。
她这孩子脾气怪诞，敏感，易怒。她继承了父亲的黑发和沉静的举止，可显得比父亲要超然许多。她真象暗中被仙女偷换后留下的小傻孩儿，似乎没什么感情。她常常象个最欢乐最天真的孩子一样说笑玩耍，她只对少数几个人或事最有热情——她的父亲，特别是她的小动物。可一但她听说她最喜爱的小猫里奥被汽车辗死了，她会把头一歪，皱皱眉头有点厌恶地说：“是吗？”然后就再也不在乎了。她最不喜欢那些给她带来坏消息企图让她感到伤心的仆人。她希望自己不知道这些事，似乎这成了她做事的动机。她回避母亲和家中的大多数成员。她爱她爹爹，因为爹爹希望她永远幸福，因为他似乎又变年轻了，在她面前显得很洒脱。她喜欢杰拉德，因为他很有自制力。她喜欢那些把她的生活变得快活的人。她富有天生的批判能力，既是一个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一个纯粹的贵族。无论是谁，只要她发现他们与她平等，她就易于接受人家，而对于次一等的人她则理都不理，无论是兄弟姐妹、富贵的来宾、普通人或仆人都一样对待。她很有个性，她就是她，不受任何人影响。似乎她做事没什么目的，与别人没什么联系，独立地存在着。
父亲在一阵幻觉中感到他全部的命运都建立在为温妮弗莱德获得幸福的保证上。她永远也不会受苦，因为她没有与外界形成活生生的关系；她头一天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第二天又会象没事人一样，似乎她故意淡忘了以前的事；她有着极其自由的意志，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她就象个毫无心肝的小鸟任性地飞翔，一时高兴，就忘了任何责任；她轻率地由着性子行事，把同别人之间严肃的关系不当一会事地甩掉，真真是个虚无主义者。正因为她没有过苦恼，父亲临终前念念不忘地牵挂着的人才是她。
当克里奇先生听说戈珍·布朗温可能会来家里教温妮弗莱德绘画和造型艺术，他似乎觉得孩子有救了。他相信温妮弗莱德有天分，他也见过戈珍，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他可以把温妮托咐给她，她是最合适的人了。她就是孩子的引路人，是孩子积极的力量，他不能让孩子没有方向、没人保护。如果他能把她嫁接到某一棵会说话的树上以后再死，他也算尽了自己的责任了。现在就可以这样做。他将毫不犹豫地去求戈珍。
就在父亲缓缓离开生活的时候，杰拉德感到自己愈来愈暴露给外界了。不管怎么说，对他来说，父亲代表着活生生的世界。当父亲活着时，杰拉德是不用对这个世界负责的。可现在父亲渐渐要离去了，杰拉德发现自己在生活的波涛面前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就象叛乱后失去船长的大副，只看到一片可怕的混乱状态。他没有继承现成的秩序和生活观念。人类全部的生活观念似乎都随父亲死去了，那似乎把一切都集中起来的力量似乎也随着父亲塌陷了，可怕地粉碎了。杰拉德似乎被弃在一只即将下沉的船上，他驾驶着一艘四分五裂的船。
他知道他一生中都在生活的边缘挣扎着要打破它。现在，他怀着孩子一样的恐惧心情发现自己要毁灭自己了。上个月，在死亡的影响下，在伯金的话和戈珍穿透性的存在影响下，他失去了全部一成不变的信心。有时他会非常仇恨伯金和戈珍。他真想回归到枯燥的保守主义上去，回到最愚蠢的传统的人们中间去。他想皈依最拘谨的托利派。可这种欲望并没有让他投入行动。
在孩提时代，他渴望某种原始粗犷的东西。荷马时代对他来说是很理想的，那时，一个人可以当上英雄组成的军队首领，或象奥德修斯那样浪迹天涯。他非常仇恨他的生活环境，太仇恨了，以致于他从未认真看一看贝多弗和矿谷。他的眼睛根本不看肖特兰兹右边这条黧黑的矿区，而是看着威利湖彼岸的乡村和森林。不错，在肖特兰兹总能听到矿区的喧嚣声，可杰拉德从小就没注意听过，他不去理睬在工业的大海中汹涌起伏的黑色煤浪。他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真是一片荒原，人们就在这荒原上打猎、游泳、骑马。他同一切权威作着斗争。生活就是要求得野性的自由。
后来他被送进学堂学习，那日子真可怕死了。他拒绝去牛津上学，而是选择了去德国上大学。他分别在波恩、伯林和法兰克福逗留过一些时候。在德国，他的好奇心被激了起来，他想认识、想了解世界，要客观地认识和了解，似乎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消遣。然后他不得不去参战，不得不到那些荒蛮的地方去，那儿对他吸引力太大了。
其结果是他发现人类到处都一样，在这好奇冷漠的心目里，野蛮人是蠢笨的人，不如欧洲人有趣。为此他的头脑中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社会学观念和改革观念，可这些观念从未变得深刻过，不过是他想着玩罢了。这些观点主要是与既成的秩序作对，要毁灭它。
最终他发现可以在煤矿上真正冒一次险，当时正值他父亲请他协理矿务。以前杰拉德学过矿山科学，可对此从未有过兴趣，可现在，他却在一阵狂喜中掌握了一个世界。
这项巨大的工业在他心目中构成了一幅图景，它突然变得真实起来，他成了这图景的一部分。矿区的谷地里，一条铁路把一座座煤矿连接了起来，铁路上跑着一辆辆矿车，有满载的短矿车，有空载的长列，每辆车上都涂着白色的缩写字头：
“C·B·＆￣Co、”（克里奇公司）
他从小就看到过车上的这些白色缩写字头，可又跟没看到过一样，因为太熟悉了，也就不注意了。最后他看到自己的名字也写了上去，于是他看到了权力。
那么多涂有他名字字头的火车驶过田野。当他乘火车进入伦敦时他看到了他的名字，在贝多佛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的权力扩展范围竟是如此之广。他看着贝多弗、塞尔比、沃特莫和莱斯利河岸，这些大型的矿区全都依赖他的煤矿。这是些可恶、肮脏的地方，小时候他为此深感痛苦，而现在他则为此感到骄傲。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又建起四座新兴城市，拥挤着一些丑陋的工人村。黄昏时分，他看到成群结队的矿工从煤矿出来沿着大路流动着，这些人浑身都是黑的，只有嘴唇是红的，他们都有点变形了，这些人全都得按他的意志行事。星期五晚上他缓缓地驾着汽车穿行在贝多弗肮脏的人群中，这些人是发了工资后来买东西的。他们都得听他的指挥。他们丑陋、粗野，可他们是他的工具。他是机器的上帝。这些人慢慢地为他的汽车自动让着路。
他才不管人家是否乐意为他让路呢，才不管人家是否抱怨他呢，才不管人家怎么看他呢。他的眼光突然明亮起来，突然发现人类不过是纯粹的工具罢了。什么人道主义，什么痛苦和感情，谈得太多了，很可笑。个人的痛苦和感情根本不算什么，那不过是天气一样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人的纯粹工具性。人就跟一把刀子一样，重要的是快不快，别的都无所谓。
世上每样东西都有它的作用，它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它是否完美地起到了应起的作用。什么样的矿工算好矿工呢？是好矿工他就是完美的人。什么样的经理是好经理？是好经理就够了。就杰拉德本人来说，他负责整个企业，他是个好矿主吗？如果是，那他的生活就算完美，别的什么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罢了。
矿井都陈旧了，资源枯竭了，再采下去就不值了。眼下正考虑关闭两口井，就在这时杰拉德来了。
他四下里打量着，矿井就躺在脚下，它们老了，报废了，象老狮子一样不中用了。他又扫视了一眼。呸！这些矿井不过是些缺德头脑的笨拙产物罢了。它们躺在那儿，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头脑半途而废的产物。别去想它们了吧，他把它们从头脑中一扫而光，他现在想的是地下的煤，还有多少煤？
还有大量的煤呢，旧的采矿办法是无法挖到的，就这么回事，那就打破旧的方式好了。尽管煤层不厚，但确实有煤。自从有了年月的记载，这煤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成为人类意志的对象。人的意志是决定的因素。人是土地狡猾的主宰，人的头脑服从于人的意志。人的意志是绝对物，唯一的绝对物。
他的意志就是要物质世界为他的目的服务，他的出发点就是要征服，这场斗争就是一切，胜利的果实不过是个结果罢了。他杰拉德接管煤矿并不是为了钱，他压根儿对钱不感兴趣。他既不铺张浪费、奢华讲究，对社会地位也不感兴趣。他需要的是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单纯地实现自己的意志。现在，他的意志就是从地下挖出煤来，获利。获得的利益不过是胜利的表现形式，当然胜利自身就包含在所获得的战果中。面对挑战他十分激动。每天他都下井去考察测试，他还请教专家，渐渐地他象一个将军掌握了战争的计划那样对矿区的全部局势胸有成竹了。
然后他要有所突破了。矿区一直按照旧的体制生产，观念太陈旧了。最初的观念是矿主舒舒服服地通过开矿变富，给工人提供足够的工钱和良好的条件，同时增加国家的财富。杰拉德的父亲是第二代矿主，有了足够的家业以后，就只考虑人的问题了。对他来说，煤矿就是为矿上的千百把人生产面包的巨大田野。他和他的同事们活着就是为人们谋福利的。这些人都过上了幸福生活，没有几个穷苦人了。人人都富足了，因为煤矿是个好地方，工作也轻生。而那时的矿工们发现自己变得出乎意料得富有，为此深感幸福和自豪。他们认为自己很富有，为自己的家财庆幸，于是又忆起他们的父辈是如何忍饥受苦，从而感到好日子总算来了。他对那些开拓者和新矿主都很感激，是他们打开了矿藏找到了流水般的财源。
可人心是永远满足不了的，矿工们就是这样，原先他们很感恩戴德，现在开始抱怨矿主了。他们感到不那么满足了，他们需要更多的财富。为什么矿主比他们富裕得多？
杰拉德小时候矿上闹过一次危机。因为矿工们拒绝接受减员，工头协会就关闭了矿井。封闭矿井迫使托玛斯·克里奇接受了新的条件。他是工头协会的成员，他被迫同意封闭矿井以保全自己的信誉。他一向以父亲和家长自居，现在他被迫断绝了他的“儿子”们的生活资源。他认为自己太富有，天堂是不会接受他的。现在，他不得不把矛头对准比他更接近基督的穷人，这是些卑贱者，被侮辱的人，可他们是完美的，在劳动中他们是高尚的人，可他必须对他们说：“你们不劳动就不得食。”
这场斗争实在让他感到伤心。他想用爱来办自己的企业，哦，他甚至希望爱成为办煤矿的指导力量。可现在，在爱的外衣下，机器的需求拨出了利剑。
这实在让他伤心透了。他需要一种幻想，可这种幻想破灭了。工人们倒不是与他作对，他们是同工头们作对。这是一场战争，他不由自主地卷了进去，他是站在错误的一方的。成群的矿工们每天都来见他，他们受到了一种新宗教的冲动。他们被一种观念激励着：“世上人人平等，”他们要把这个观念变成物质现实。归根到底，难道这不是基督的教旨吗？如果不行动，光有观念算什么？“所有的人一律在精神上平等，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子。这种地位的不平等何在？”这是在一种宗教信义的推动下得出的结论。对此，托玛斯·克里奇无言以对。他凭着自己的诚实之心承认，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错误的，可他又不能放弃他的物资——那正是不平等的内容。人们非要为自己的权益斗争不可。世界上仅存的宗教激情的冲动，激励着他们为平等而斗争。
沸腾的人群在行动，人们脸上露出似乎参加神圣战斗的表情，同时脸上挂着一种贪欲。一旦人们开始为财产的平等而斗争，如何分得清哪是为平等而战的激情、哪是贪欲的激情？可人们眼中的上帝是机器。人人都要求在那生产能力强大的机器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力。人人都是这个上帝头脑的平等部分。可托玛斯·克里奇觉得这个道理终归有那么点虚假。当机器是上帝的时候，当生产或劳动成为人们的崇拜物时，最机械的头脑也是最纯洁和最高尚的，代表着上帝的旨意，其余的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他的附属品。
骚动出现了，沃特莫矿井口起火了。这是最远的一口矿井，离林子很近。骚动引来了军人。在那个毁灭性的一天中，从肖特兰兹的窗口可以看到不远处天空中的火花，平日里用来运送矿工到沃特莫去的火车现在满载着一车车穿着红色军装的军人在峡谷中疾行。随后传来枪声，后来听说人群被驱散了，一个人被打死，火被扑灭了。
杰拉德那时还是个小孩子，闹事的那天他激动极了，他渴望着跟那些当兵的一起去枪杀矿工们。可家里不让他出门，门口把守着持枪的哨兵。杰拉德兴奋地靠近这些当兵的。一群群的矿工在胡同口走来走去，喊着，嘲笑着：
“警察都开枪了，让我们看看你们放枪吧。”说着他们还在墙上和篱笆上写上骂人的话。
托玛斯·克里奇一直在伤心，已经施舍出去几百英镑了。到处都摆着食品供人们白吃，食品都过剩了。无论谁只要张口要，就可以得到面包，每条面包只要花三个半便士。每天都免费供应茶点，矿区的孩子们从未如此这般地吃大户呢。星期五下午，又给学校送去整筐整筐的果子面包和大罐大罐的牛奶，孩子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由于面包和牛奶吃得太多，他们都吃腻了。
骚乱结束了，矿工们又上班了，但情况再也不同于以前了。形势起了新的变化，人们的头脑里有了新的观念。甚至在机器内部也要讲平等，任何一个部件都不应是其它部分的附属品：全部都应该平等。这种平等观念中注入了人们启望混乱的本能。神秘的平等是个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占有或行动的企图——这些属于过程。在行动与过程中，一个人或一个部分必须是另一部分的附属品，这是存在的一种条件。可人们心中产生了骚乱的欲望，机械的平等观念成为分裂的武器，人的骚乱意志通过这种武器得到实现。
闹罢工的时候杰拉德还是个小孩子呢，可是他渴望成为大人去同矿工们斗争。父亲则进退两难、不知所措。他想做一名纯粹的基督教徒，同所有的人都平等，他甚至想把自己的所有财产全分给穷人们。可是他要办大工业，为此他必须保住自己的财产从而保持自己的权威，对此他心里很明白。他知道保住财富同倾其所有给穷人同样是神圣的，当然后者更神圣，因为他要这样行动，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理想。可现在他不得不放弃这个理想，这真让他感到懊悔，懊悔死了。他本想做一个仁慈、自我牺牲、乐善好施的父亲，可矿工们却因为他一年挣一千英镑而愤愤不平，冲他大喊大叫，他们是骗不了的。
当杰拉德长大以后，他改变了态度。他毫不理睬什么平等。他认为全部基督教关于爱和自我牺牲的观念早已成了一顶旧帽子。他认为社会地位和权威是世上公道的事，对此表现出虚假的态度是没用的。这是公道的事，道理很简单：它们有用，是必要的。地位和权威并不是一切，它们不过是机器的一部分而已。他本人偶然成了控制别人的中心部分，而大多数人则不同程度地受控制。这些不过是偶然现象罢了。当然他也感到兴奋，因为轴心可以带动上百只轮子，就象整个宇宙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样。如果说月亮、地球、土星、木星和金星都有权成为宇宙的中心，那纯属愚蠢。这种结论完全出自对于混乱的渴望。
不用想，杰拉德就得出了结论。他把民主——平等的问题斥之为愚蠢的问题，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这架机器。让机器工作得更完美吧，生产足够的产品，给每个人分得合理的一份——多少根据他作用的大小与重要性的大小而定，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乐趣与趣味，与他人无关。
杰拉德就是这样赋予大工业以秩序。以他的经历和阅历，他得出结论认为生活的根本秘密在于和谐。他自己弄不清这和谐为何物，但他喜爱这个字眼儿，他感到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然后他开始将自己的哲学付诸于实践，给既定的世界强加上秩序，将神秘的“和谐”变为实际的“组织”。
他立即看透了自己的企业，意识到了他应该做什么。他要与物质世界斗争，与土地和煤矿斗。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让地下无生命的物质属从于他的意志。为了与物质世界斗争，就得把完美的工具加以组织，这是一种微妙而和谐的组织，它代表着人独特的意志，它无情地重复着特定的运动，无可阻挡、无情地去实现某种目的。杰拉德要建立的这种组织原则激起他心中似乎宗教般的狂热。他要在他自己的意志和他要降服的物质世界之间建立起某种完美的、不变的、神一般的媒介。他的意志和与之相抵抗的物质是两个极端。他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建立起什么来表达他的意志，那是权力的化身，某种伟大而完美的机器，一种制度，某种纯粹秩序的运动，纯粹的机械重复，重复而无穷，因此既是永久的也是无穷的。他在纯粹的机器原则和一种纯粹复杂而又无限的重复运动中发现了他的永恒与无穷，它就象一只旋转着的轮子，但这是一种生产性的旋转，因为旋转着的宇宙可以称之为生产性的旋转，一种生产性的重复，通过永恒走向无穷。这就是上帝的运动，是生产性的重复与无穷。而杰拉德则是机器的上帝，人整个的生产意志就是上帝的头脑。
他现在有了自己毕生的工作了，这就是在世界上推行一种完美的制度从而让人的意志顺利地得到实现，永远不受挫折。他要从煤矿工作着手实行他的计划。计划中包括这几项内容：与人的意志对抗的地下物质；然后是驯服它的工具，包括人和金属；最终是人纯粹的意志即他的头脑。复杂纷呈的工具需要高超的协调，人、动物、金属及动力工具，将各种小小的整体调动起来构成一个巨大完整的大整体。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完美的结局，最高的意志得到了满足，人类的意志得到了完美的实现。难道人类不是神秘地通过对比才与无生命的物质有所区别吗？难道人类历史不是一个征服另一个的历史吗？
矿工们是不可与杰拉德同日而语的。当他们仍苦苦寻求着人的神圣平等时，杰拉德早就超越了这个问题，他基本上承认了他们的申诉，然后进一步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去实现人的意志。他认为唯一能够完美地实现人类意志的途径就是建立起完整的、非人的机器，在这一点上他认为自己是更高层次地代表了矿工们的意愿。他从根本上代表了他们，他们自己反倒落后了，他们不过是为物质上的平等争吵不休罢了。可是杰拉德却早已把这种欲望变成了另一种新的、更伟大的欲望——渴望完美的人与物质之间的中介——机器，将上帝的头脑变成纯粹的机器。
杰拉德一上任，死的感觉就开始在旧的制度中震颤。他一生中都受着愤怒、毁灭性的魔鬼的折磨，这魔鬼有时把他折磨得发疯。他这种情绪象病毒一样在企业中流行，并且时常残酷地暴发出来。他对任何细节都检查，其做法可怕而没有人味儿。他不给人以任何隐私，没有他不推翻的旧情。白发苍苍的老经理们，老职员们，步履蹒跚的退休工人们，他把这些人当成废物看待，全打发了他们。在他看来，整个企业就象一个住满没有工作能力的雇员的医院。对这些人他一点感情也没有。他安排了他认为必要的抚养金，然后寻找一些能干的人来代替老职工，让这些老职工退休了事。
“我收到了一封发自莱瑟林顿的求告信，”他父亲半嗔怪半恳求地说，“你不认为应该让这位可怜的老伙计多工作些时候吗？我总觉得他干得不错。”
“我找到了一个替换他的人，爸爸。他不工作了反倒会更幸福的，请相信我好了。你不觉得给他的抚养金够多的吗？”
“他要的不是这钱，可怜的人。他深感自己是被淘汰的。
他在矿上干了二十多年了呀。”
“我不需要他这种工作法儿。他并不理解我。”
父亲叹了口气，他不想再听下去了。他相信，如果还要继续采煤，就要彻底检修一下矿井。可是如果封闭矿井，从长远的观点看对谁都没好处，情况只能更糟。因此他对他忠诚的老部下的呼唤没有答复，他只会反复说：“杰拉德说”。
父亲就这样慢慢地从人们眼中消失了。对他来说生活的整个架子已经破碎了。按照他的处事哲学他这样做是对的，他的处事哲学是某种伟大的教义。可这些教义似乎变得过时了，要被世上的什么来取代了。他对此无法理解。他只能心怀自己的哲学隐退、沉默起来。那无法继续照亮世界的美丽蜡烛仍会在他的灵魂中闪亮，在他寂静的蛰居生活中闪光。
杰拉德急迫地在企业中推行改革了，从机关工作开始着手。为了打通变革的路子，有必要压缩开支。
“送给寡妇的煤怎么处理的？”他问。
“每季度我们都给矿上的寡妇送一车煤。”
“那她们必须付钱。这煤矿可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救济院。”
寡妇，这种陈腐的人道主义色彩用语让他一想起来就厌恶，几乎令人反感。她们干吗不象印度的妇女一样陪死去的丈夫一起在柴堆上自焚？不管怎么说吧，她们必须付煤钱。
他在各方面都压缩开支，有些方面甚至是鲜为人注意的小节：矿工们要付运煤的车费；要付工具的磨损费；要付矿灯的保养费等。这些各式各样的费用加在一起每周可达一先令呢。这点小钱矿工们倒不是舍不得出，但他们感到很恼火。
对于企业来说，这样下来每周可以省上百英镑。
杰拉德渐渐掌握了一切，然后开始了他的重大改革。每个部门都配备了有经验的工程师。一座巨大的发电厂建了起来，既可供地下的照明和运输，又可提供电力。每座矿井都有了电。从美国进口的新机器矿工们从前见都没见过，他们管那巨大的挖掘机叫“大铁人”，很不寻常的机器。井下的工作方式也彻底改观了，工头制废除了。一切都按照最准确、精细的科学方法运行，受过教育，有专长的人掌握了一切，矿工们被沦为单纯的机器和工具。他们不得不干得更艰苦，比以前苦多了，矿井里的活儿很可怕，那种机器般的劳作真是惨不忍睹。
但是他们都认命了。他们的生活中没了欢乐，随着人愈来愈被机器化，希望破灭了。可是他们对新的情况认可了，甚至进一步感到满足。起初他们仇恨杰拉德·克里奇，他们发誓要采取措施，要杀了他。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一切都认命了，也知足了。杰拉德是他们的高级牧师，他代表了他们真正的信仰。他的父亲已经被人忘记了。现在有了新的世界，新的秩序——它严格，可怕，非人，但其破坏性是令人满意的。矿工们极乐意归属于这伟大绝妙的机器，尽管这机器正在毁灭他们。他们需要的正是这个。这是人所生产出的最高级、最绝妙、最超人的东西，它超越感觉和理智，真有些象上帝，能够归属于这伟大的超人体系，工人们极感兴奋。他们的心死了，可他们的灵魂却得到了满足。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否则杰拉德就永远做不成要做的事。他比他们先行了一步，给予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参与了让生命屈从于数学原理的活动。这是他们需要的一种自由。这是无秩序的第一阶段——破坏的第一步，是用机器原理取代原先的有机体的第一步，它要毁灭有机的目的，有机的统一体，让任何有机因素都服从于伟大的机械目标。这是纯粹的有机体的解体，是纯粹的机械组合，这是无秩序的第一步也是其最良好的状况。
杰拉德对此感到满意。他明知矿工们都恨他，可他却早就不恨他们了。晚上他们潮水般地从他身边走过，他们沉重的靴子疲惫地踢踢蹋蹋敲打着便道，他们的肩膀有点倾斜，他们不理睬他，不跟他打招呼，只是象毫无感情色彩的黑灰色潮流从他身边涌过。对他来说，他们只是工具，一点都不重要；对他们来说，他只是个高超的控制机，除此之外再没什么重要的。他们作为矿工存在着，而他则作为矿主存在着。他尊重他们的地位。可作为人，作为有人格的人，他们不过是偶然、微不足道的小小现象。他们也默认了这一点，杰拉德也承认了这一点。
他成功了，他使企业更新了面貌，变得异常单纯。煤产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的纪录，他的绝妙、精细的制度实行得很完美。他手下有一批真正聪明的工程师，矿业和电业方面的都有，雇这些人的开支并不很大。一位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不过比一位矿工多挣一点点工资。他的那批经理都是稀有人才，但他们的工资并不比当年父亲手下那批由矿工提拔上来的老笨蛋们高。他那位主要经理每年年薪一千二百英镑，可他至少为企业节约了五千英镑。这个体制现在太完备了，杰拉德几乎没用了。
这体制太完善了，不免有时令杰拉德产生一种奇怪的担心，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一连几年都沉迷地忙东忙西，他的作为似乎是无可挑剔的，他几乎象一位神仙了。
他现在是胜利了——终于胜利了。有时，当夜深人静，只有他一个人独处一隅时，他无所事事，会突然感到恐惧，不知自己怎么了。于是他走到镜子前，久久地凝视自己的脸和眼睛，想从中寻求答案。他害怕了，感到了致命的恐惧，可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看看自己的面孔，它仍是那样周正，脸色是健康的，依然如故，可总有那么点不真实，这是一幅面具。他不敢碰它，生怕一碰会碰出真相。他的眼睛仍旧那么蓝，目光仍旧那么锐利、坚定。可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生怕它们是虚伪的蓝色泡沫，说飞就飞，只留下一片虚无。他可以看到眼中的黑暗，似乎那眼眶中只有黑色的泡沫。他怕，怕有那么一天他会垮掉，只会在黑暗中毫无意义地絮语。
可他的意志还起作用，他还可以离开镜子去读书，去思考。他喜欢读一些有关原始人的书和人类学的书，也喜欢思辨哲学方面的书。他的头脑很活跃，可是它很象黑暗中漂浮着的泡沫儿，任何时候都会破碎，把他一人留在混乱之中。他决不要死，他知道。他会活下去，可是生活将不会有什么意义，神圣的理智会离他而去。他害怕了，变得漠然、衰败了。他连反抗恐惧的力气都没有。他似乎觉得他的感情中心枯竭了。他仍旧很平静，精打细算，身体也很健康，很洒脱地苦心经营着企业，即便当他微微恐惧地感到他神秘而理性正在危机中崩溃时，他仍然不改初衷。
可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知道没有调和的余地。他很快会寻找某个方向去自我解脱。只有伯金可以消除他的恐惧，伯金以他奇特多变的性情打消了他的自负，伯金是忠诚的典范。可是杰拉德总要躲着伯金，就象躲避教堂的礼拜仪式一样，从那里逃到外面真实世界的生活和工作中去，在那儿，一切照常，依然如故，说什么都没有用。他无法阻止自己继续估量世上的工作和物质生活，这项工作变得愈来愈困难了，对他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他感到自己本身似乎空空如也而身外的一切又颇具压迫感。
他在女人身上寻到了最满意的解脱。自从在某位绝望中的女士身上初试身手以后，他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很从容，事过境迁也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可恶的是，如今很难让人对女人保持长久的兴趣。他对她们压根儿没兴趣了。一个米纳蒂就够了，不过她可是个特殊情况。即便如此她也无足轻重。不，在那种意义上来说，女人对他没什么用了。他感到，要想激起他的肉欲，他的精神一定要受到强烈刺激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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