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析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文化价值取向

　　小析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文化价值取向

　　[摘 要] 蔡元培是我国现代美育事业的真正首倡者和奠基人。本文试图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分析他的美育思想的起源、形成及实践活动。

　　[关键词] 蔡元培 美育思想 文化价值取向

　　在近代中国，蔡元培是研究和介绍西方美学的重要学者之一，是推行美感教育的主要倡导者。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吸收了近代西方的美育学说，并在一个新的视角方法上发现了审美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联系，经过对中西方文化的过滤、改造和整合，最终创造出富有现代性精神的美育思想。

　　一、美育思想的起源——西方美学理论的仿效

　　蔡元培最早在中国各级教育机构中设立和普及美学学说。他借助讲演著述、教育改革、文化活动等途径，力图让世人把西方美学理论运用到文化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去，从而实现美育的导学、立民、治国等功能。他的美学选择和美育实践体现出其绝不是传统的因袭者，他要“勇敢而又坚韧地撕破旧中国的脸”。他晚年在回忆自己生平时，强调了莱比锡游学经历的重要性：“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 [1]蔡元培一生六次出境游学考察，十余年与西方文明亲密接触，对西方文化、科学、教育等有了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他的美学选择和美育实践自然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蔡元培在研究美学时，吸取了西方丰富的美学理论，尤其是康德的美学思想。康德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康德美学作为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蔡元培留学欧洲多年，对康德哲学作过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康德的美学理论，蔡元培更是十分推崇和赞赏。他完全接受了康德的美的普遍性和超脱性的论点，并以之作为他倡导美育的理论依据。因此，完全可以说，西方美学理论，尤其是康德美学，是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源泉。

　　二、美育思想的形成——中西文化的过滤、改造和整合

　　蔡元培受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而阐发审美思想，实际上传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的理解。具体表现为：

　　第一，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的形成体现出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肯定的一面，而且从他自己思想的发展和接受的影响来看，传统思想文化曾经对他起过很大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除“数”外均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因素。他认为自己在十余岁时所翻阅的《说文通训定声》、《章氏遗书》、《日知录》、《困学纪闻》等传统典籍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材，特别是俞正燮《癸已类稿》、《癸巳存稿》之类著作中反对歧视、玩弄妇女，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给年少的他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后来重视科学和民主、倡导男子平等、妇女解放奠定了思想根基，也跟他日后的美学选择和美育实践有着渊源关系。

　　第二，他在主张革新和改造时，一直没有提出或赞同“与旧传统思想文化决裂”之类的激进看法，相反确信传统有值得我们去“接续”的那种生成性。与不少知识分子更倾向“自上而下”的启蒙教化方式不同，蔡元培美学选择和美育实践颇富有“自下而上”的意味。他的革新和改造目标立足中国社会现实，要化“传统”而生成“新义”。那些西方学说是经过中国社会“过滤”了的，是被改造整合了的，故中国的思想文化启蒙并不是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移植。蔡元培曾明确指出：“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不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孟子所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此也。准之吾华，当曰义??所谓亲爱，义斯元忌，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张子所称‘民胞物与者’是也。准之吾华，当曰仁。仁也、恕也、义也，均即吾中国古先哲旧所旌表之人道信条。”[2]立足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化“仁”、“恕”、“义”诸传统而生成一种适合社会要求的新文化品格，这既把握了西方“自由”、“平等”、“亲爱”等观念的精髓，也在中国社会成功地实现了思想文化启蒙。

　　一言以蔽之，蔡元培所倡导的美学美育，是一种用中国的新文化要求来熔铸西方美学材料的创造，是对西方美学美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过滤、改造和整合，因而颇富生机和活力。

　　三、美育思想的大规模推广与实施——自主的创新

　　蔡元培美育实践始于对西方美学及其精神的发现，但深层来看，“西方”实际上主要充当了一种方法论层面革新的角色。“西方”不是蔡元培选择和实践的终点。蔡元培亲赴西方是为了替当时中国社会寻找出路，取西方而根在中国，西方这个参照更多被作为一种方法论范畴来看待与接受。“且不但物质科学而已，即精神科学，如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在西人已全用科学的方法，而我族则犹囿于内省及悬想之旧习。”[3]蔡元培重视西方尤其在方法论上的先进之处，但他在理论建构上有根本异于西方之处。他要求吃透西方思想，目的恰恰在于整理中国的旧学说，从而生成一种新义。“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3]具体表现在：

　　（一） 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1917年8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其后，相继写了《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反复阐述美育代替宗教的独特见解。

　　1、他从宗教的起源与本质等方面论证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必然性。

　　蔡元培认为，“初民时代没有科学，一切人类不易知道的事，全赖宗教去代为解释”。于是就有“基督教推本于上帝。印度旧教则归之梵天。我国神话则归之盘古。其他各种现象，亦皆以神道为唯一之理由”。到进入封建专制时代后，宗教又演变成了封建专制者手中的工具，成了麻醉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对于宗教的这一本质特征，蔡元培看得十分透彻、十分清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宗教是麻醉人们的鸦片。新文化运动时，蔡元培等人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大胆揭露了当时具有强大势力的封建宗教的反动本质，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进步主张，力主将宗教赶出神圣的教育领域。

　　2、阐述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要内容。

　　蔡元培主张美育与宗教分离，这是因为“美育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5]他主张在教育过程中增加美育，可以使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全面和谐发展。1922年3月，他明确提出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宣传教义、教士不得参与教育等三项重要原则。

　　3、他通过美育与宗教的对比，展现了美育代替宗教的前景。

　　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蔡元培认为，美感具有超越性，超逸现世之观念，无空间时问之可言，宗教完全是凭借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世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蔡元培认为，美育随着时代而发展，而宗教百年千载固守其旧。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人其中”。[6]而宗教则不然，不仅有基督教、佛教、回教等之各教又有派剔之分，各有界限，互相争斗。因此，美育取代宗教可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人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7]

　　（二） 赋予美育以不同于以往的全新任务——“陶冶感情”

　　在以“养成健全人格”为目的的美育理论中，蔡元培赋予美育以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任务。蔡元培指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也。”[8]“陶养感情”是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核心。蔡元培认为，美育的有无将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人生态度。有美育则人生有生趣，无美育则人生无生趣。对人生有生趣则不惟自己过得有意义，而且对社会有感情、有责任，对工作有兴趣、有创造性；对人生无生趣则个人生活乏味无聊，或囿于以追求官职为目标，或陷于以低劣的娱乐作消遣，对社会无感情，陷人自私自利，对工作无兴趣、无创造性，只能“依葫芦画瓢”。蔡元培这种认识是很深刻的。几千年来，人们不断地探索人生的目的。科学研究表明，人生与自然界各种生物的产生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存在为什么而生的问题，只存在怎样活才有意义的探索。人生的一切活动，最终都体现为人的感受。因此，与感受紧密相关的感情就显得十分重要。科学研究需排除感性干扰，但长期忽视感情的陶养，就会变成失去感情的“机器人”。不仅使生命失去乐趣，而且影响创造的活力，甚至因人格扭曲造成对社会的危害。达尔文曾经谈到这样的亲身体验：“事实上，失去这种趣味和能力就意味着失去了幸福，而且还能进一步损害理智，甚至可能会因为本性中情感成分的退化而危及道德心。”

　　（三） 把美育与德智体并列，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蔡元培看来，在实现“养成健全人格”这个教育目标中，美育和智育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对此蔡元培提出：“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体育，智育，德育，美育。”[9]把美育与德智体并列，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

　　瞿葆奎先生在《说美育》一文中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和欧洲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关于美育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看来，无论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如孔子；古希腊的教育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无论是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家，如赫尔巴特、斯宾塞，或者洛克、卢梭，恐怕这些人谁也没有从他们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中，论证过美育是与德育、智育、体育同为并列的教育的‘组成部分”’。蔡元培不仅破天荒地将美育作为教育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而且一反前人强调美育对其他学科作用的说法，详细地论述了其他学科对美育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一直以来，我国教育或突出智育，或突出政治，美育几乎被遗忘。近年来，有的大学开设了“美育”课，内容却近乎德育。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美育只是一种教育方式或手段，是德育的“附庸”或“组成部分”，因此不能作为教育独立的组成部分，也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甚至一些研究美育的专家也持这种观点。究其原因，根本还在于对教育目的的认识。在这一点上，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确实大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四）把美育的实施并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运动联系起来

　　蔡元培对于“美育”的倡导，并不只是从学科角度进行研究，他着眼于更为根本的文化建设和道德提升，在他看来，这是扭转中国贫弱受欺现状的手段之一。所以他把美育的实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运动联系起来，专门写了一篇《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文章，提醒那些致力于文化改革的人们，在文化改革的运动中如果忽略了美育和艺术，光喊许多大口号于事无补，应该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为了把美育的主张落到实处，蔡元培专门写了《美育实施的方法》的文章，系统地提出了美育实施的方法，规划了实施美育的蓝图。蔡元培的美育对象，不仅仅是学生，而是包括了整个社会的成员。他的美育规划，包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了每个人的自生到死。他说：“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他把美育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各个方面的美育如何进行，他都提出了明确的方法、途径和要求。

　　参考文献 ：

　　[1]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六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5]高平叔．蔡元培美育论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6][7]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8]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A]．中国现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1998．12

　　[9] 蔡元培．美育[A]．中国现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