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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阐发
论文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当代中国;“三个代表”;新阐发
论文摘要: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江泽民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仅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又在原先理论形态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思想观点: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是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的联结点,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高度统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评价尺度和逻辑引申。这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阐发,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十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特别是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以下简称“七一”讲话)系统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些论述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所追求的目标,丰富和规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新阐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后,他们又多次重申了这一基本思想,如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一切民族最后都要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等等。这些基本思想都是对未来新社会本质特征的论述,给后人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重要思想曾经被长期的忽视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人们也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于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如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样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邓小平在总结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致力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思考。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科学地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界定,内在地包括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因为人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把人们从这种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正是为努力促进、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前提。而共同富裕则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必然结果,一方面,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像其他人一样自由地发挥他们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并用自己的发展去促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又正是每个人素质全面提高,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结果。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说它“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人在社会上进行选择的自由度在增大,人的物质文化需求满足的程度在提高,人的各方面素质在发展;同时,人在就业、生活、教育等方面的新的需求和愿望也加速产生,社会对人的全面素质的要求也更加迫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更加明确而深刻地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以上精辟论断内含着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重大发展。它表明我们党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但它有一个根本的质,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而这个根本的质规定着其他方面的质,即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无论是解放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还是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无论是不断满足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还是不断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其实质都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江泽民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的重要内容,并把它作为这个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在我们党的文献中还是第一次,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重大发展。
二、人的全面发展是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的联结点
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即最高纲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是针对资本主义“物”对人的统治,资本占有劳动,机器支配人的非人道本质而提出来的。因为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具备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全部条件;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其存在条件的。江泽民也阐述了这一原则。他说:“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始终站在人类进步事业的前列,就在于共产主义把人的全面发展写人最高纲领从而体现其先进性。马克思、恩格斯在为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作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纲领中就把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表述共产主义社会的名言。列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党的最高纲领写进俄共(布)党纲中。显然,江泽民把人的全面发展写进党的最高纲领里,是对上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继承。
那么,在距离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十分遥远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如何体现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纲领,也就是党的最低纲领之中呢?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列宁都未来得及考虑。为此,江泽民根据邓小平理论,把党的纲领作了三个层面的划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三个层面联结在一起,构成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统一的重要联结点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因为他在把人的全面发展写进最高纲领的同时,又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样人的全面发展就贯穿于党的纲领的三个层面。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党的最高纲领的先进性要素也体现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之中。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只有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渐进性与飞跃性、量的积累与质的升华相统一的过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为此,江泽民在“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描绘了在现阶段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目标,即在经济上,“要尽快使全国人民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在政治上,“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在文化上,“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向党的最终目标前进。”这些是我们现阶段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做的具体工作。这说明我们党既认识到实现最高纲领的道路是极其漫长的,又在这漫长征途的起步阶段就为体现最高纲领的先进性而扎实工作,这样就做到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联结点,突破了过去多从经济和政治上谈论党的纲领的局限,确立了从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来阐释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及其辩证关系的新思路,用人的全面发展把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起来,丰富了党的纲领理论。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不断丰富而不断发展的。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强化。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从两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二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江泽民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因为,劳动的产品(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其中凝结了劳动者的知识、能力、智慧、情感、意志等主观因素,是这些主观因素的物化或现实化。因而劳动者的素质是什么样的,这与他创造的对象是一致的,即有什么样的劳动者,便相应地生产什么样的劳动产品。所以,人的发展程度决定劳动及其产品的发展程度。人的发展越全面、越充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创造得越多,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就越高,人民的生活也就越能得到改善。另一方面,社会经济文化的充分发展,又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曾以艺术对象的创造为例说明这一道理,他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为对象生产主体”,就是将对象转化为主体活动的能力,即通过消费的形式,将产品变成主体自身的生命结构和本质力量的构成因素。如听美的音乐可以培养具有音乐素质和音乐能力的主体,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培养具有健康向上的思想情操的主体,如此等等。从这方面说,人的本质力量及其发展,是由于对象性的存在即通过生产和消费他的劳动产品,才产生出来的。因此,如果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发展得越充分,人民的生活水平越高,也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江泽民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这段论述,蕴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评价尺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站在两种不同的角度作过两种不同的却又相互联系和一致的结论:一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二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后者的角度是从人的发展程度来说明社会的发展程度,从人的历史发展来说明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它突出了人的发展程度是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和社会评价的“人”的尺度。所以,我们过去把社会发展主要理解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偏颇的,它缺少了社会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评价尺度,导致了重物轻人的弊端。江泽民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到与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改善并列的高度,提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改善是互为前提和基础,互相促进、共同向前发展的永无止境的两个历史过程,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既包括社会的发展规律,更包括这种社会和人的发展之间“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规律。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贡献,把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四、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人类生活的世界是由自然、人、社会三部分构成的。人是人类世界的中心,人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两个方面。人要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但要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还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人类逐渐从依附于自然、从属于自然的被动状态转变成以征服者的姿态主动利用、改造和开发自然。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虽然人类奇迹般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走向失衡。空气污染、森林锐减、土地沙化、物种减少、水源危机、能源短缺等正在使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随着自然日益成为人类改造、开发的实践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发展为主要是人与社会化自然、人文自然的关系。这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延伸和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变化、新发展,不仅表现在人认识、利用、改造、开发自然方面,还表现在人对自然要承担责任,要注意保护自然、改善生态环境。为此,江泽民强调:“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也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统一发展。
江泽民还从人与自然、社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可持续发展中,关键因索是人。人既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即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现代人和未来人的长远利益;又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即经济发展、环境质量、生态平衡,归根到底是由人决定的。所以,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以人为中心的人一自然一社会三位一体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江泽民把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些都是江泽民驾驭时代发展潮流、立足人民根本利益、谋求国家兴旺发达的战略思考。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也强调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在推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要努力防止忽视人的全面发展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片面性经济发展。惟一的选择是坚决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兼顾速度与效益,将当前的发展与长远的发展、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以经济、社会、科技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依托,实现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共同发展,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人的全面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评价尺度和逻辑引申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以加速发展先进生产力,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用先进文化武装人民的头脑为出发点和归宿,达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辩证统一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和囊括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评价尺度和逻辑引申。
人的全面发展是评价生产力先进与否的价值尺度。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重要前提,也是发展生产力的最终归宿。当人们说到生产力时,往往把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作为衡量其先进与否及先进程度的标准,这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因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只能作为评价生产力发达程度的尺度。如果发达的生产力,只是为了追求财富而牺牲人的全面发展,那就不能称之为先进的。江泽民提出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包含了这样的观点。他强调指出,包括发展生产力在内的一切工作,都要着眼于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都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我们不仅追求物质财富这个外在的目的,同时也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目的本身,因为“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我们党在生产力标准问题认识上又一重大突破。
人的全面发展是评价文化先进性的价值尺度。恩格斯曾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创造,体现着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是人的自由本质和素质才能的体现,因而文化的进步就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上的进步,这样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评价文化先进性的价值尺度。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四有”公民,这是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
人的全面发展也是评价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尺度。人民群众是创造的主体,是自我实现的主体。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终都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素质,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整合各阶层人民的具体利益而形成的。由于人的全面发展最具有涵盖性和终极性,是整合各阶层人民具体利益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高表现,所以,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成为衡量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尺度。江泽民把人的个面发展确定为党的奋斗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这一事实充分反映和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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