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黄老之学被新儒学取代的原因分析

　　西汉黄老之学被新儒学取代的原因分析

　　西汉初年，经济贫困，景象残破，封建统治极不稳固；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以黄老之学为指导，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统治。黄老之学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倡导“待时而动”“因时制宜”，是一种“积极无为”的哲学观。在黄老之学的指导下，经过汉初长达70年的努力，西汉王朝迅速恢复了元气，经济发展，国力强盛，黄老之学取得显著成效。

　　汉武帝即位后，在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新儒学取代了黄老之学，这一指导思想的转变，是由西汉社会形势的变化决定的。

　　首先，转变指导思想具有必要性。

　　从政治上看，西汉立国后，内忧外患并存。为巩固汉室天下，实行郡国并行制。但为时不久，诸侯王势力膨胀，“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叛乱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但并未从体制上予以根本解决，王国问题依然威胁着西汉中央政府的安全。

　　从民族关系上看，西汉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匈奴的侵扰掠夺。由于汉初反击匈奴尚无实力，于是采取“和亲”政策，“和亲”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汉匈关系，匈奴仍然不断侵扰汉境，大肆掳掠人畜，毁坏庄稼。公元前166年，匈奴铁骑14万南下，前锋逼近长安，火烧了回中宫。景帝时，已经作了反击匈奴的准备，但未真正实施，彻底解除匈奴对汉朝威胁的这一历史重任留给了武帝。

　　从经济上看，汉初所奉行的黄老之学，虽然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为诸侯王势力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富商大贾冠盖相望，豪强兼并土地日益严重，西汉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面对社会形势的变化，主张“清净无为”的黄老之学已明显不合时宜，封建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说作为加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国家统一的理论依据，实现统治政策从“无为”向“有为”的转变成为了客观现实的要求。

　　其次，转变指导思想具有可能性。

　　从经济上看，西汉初年以黄老之学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经过文景两朝的轻徭薄赋，励精图治，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这就为实现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思想上看，新儒学的内容是由董仲舒奠定基石的，董仲舒发挥《春秋公羊传》关于封建大一统的主张，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他所谓的大一统，就是压抑诸侯，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他融合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君权神授理论，建议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以大一统和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新儒学很适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因而被作为了维护统一、强化君权的理论武器。从个人方面看，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和好大喜功的特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必然不甘心“清静无为”，以新儒学取代黄老之学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从时机上看，公元前135年，以太皇太后身份摄政、笃信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去世，黄老派树倒旗折，失去了最重要的后台。汉武帝立即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迅速控制了政权。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博士官一律罢黜，排斥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于官学之外，并以优厚的礼节聘请了数百名儒生，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实现了由黄老之学到新儒学的转变。

　　新儒学取代黄老之学，适应了西汉社会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使儒学从此成为历代的正统思想，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巩固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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