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有效开发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

　　怎样有效开发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

　　如何提高高考的复习效率是高三教师颇为关注并一直努力的，高考对高中教学的反拨作用提示我们透过试题来谈高考复习当是不二法门。本文即以2009年全国卷Ⅰ第19题为例，对抗日战争的知识点如何进行高考复习略谈一下个人建议，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为方便阅读，现把原题附录于下：

　　抗日战争期间某战役后，《新华日报》刊载一位中国将领的谈话：“我军……对于一城一寨之得失，初不以为重，主在引敌深入，使其兵力分散，而予敌主力以打击。”以下战役符合上述特征的是

　　A.淞沪会战

　　B.百团大战

　　C.台儿庄战役

　　D.平型关战役

　　答案：C

　　首先从这道材料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关键词“抗日战争”“新华日报”“中国将领”和战役特征。即使对《新华日报》相关的史实不大清楚，从名称上也可以判断这应该是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发行的刊物，再结合这位将领谈到的战法也是符合运动战的特征，而这又是中共军队在敌强我弱时所惯用的作战方式。有了这两点印象，考生相信选B或D顺理成章，因为A和C都是国民党军队发动的，这在第一步就把错误答案给排除了。

　　以上列举的考生思路当是受到平时“常识”的影响，认为抗日战场上的主角就是中共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国民党的腐朽自然不会有如此高明的思路进行作战。这也对我们平时的教学提出要求，历史学科的教学一定要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还原历史的本来。

　　结合课程标准的要求来看抗日战争部分，我们可以发现有“理解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这一要点。这一短语的关键词之一当是“团结抗战”。这在平时的教学中一定要明确，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反抗外敌入侵而进行的全民族战争，超越了党派和阶级，落脚点是“全民族”。教科书对此部分的介绍只是线索性的，教学中还要靠教师结合具体史实来深入讲解相关知识。

　　团结抗战首先体现于国共之间。

　　在大背景下，让学生知道抗战时期是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时期。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合作相关规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陕北红军，以第八路军为番号，列入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朱德为该战区副司令长官；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两党携手共同抗日。

　　国共合作是多方面的，在军事上，以忻口战役为例，八路军在敌军两翼展开猛烈攻击：

　　115师切断了忻口与张家口、北口的敌军交通线；

　　120师切断了忻口与大同的交通线；

　　129师对日军的阳明堡机场进行了攻击，毁伤敌机24架，削弱了日军对山西战场的空中威胁。战场进入白热化之时，国民党中央军伤亡很大，来自四川的第22集团军自潼关驰援。忻口防御战，双方相持20多日，杀伤日军两万余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双方军队互相配合，共同作战抗敌的一次重要战役。

　　除了教材中常用的，平型关大捷、奇袭阳明堡机场配合国民党忻口防御外，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是国共合作的又一个典型。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其行动，破坏敌人运输交通，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之作战。”游击战受到国民党高层重视。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邀请了周恩来、叶剑英参加，接受了中共提出的设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并聘请共产党人担任教官。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规定，每期训练时间为三个月，其中军事教育占总教育时间的55％，政治教育占45％。军事教育以游击战术、游击战斗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政工为主。

　　在政治上最为明显的表现则是1938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会上中共派出了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人参加。发布的大会宣言称：否认国民政府，就是否认中国国家。这就等于向外界宣布，与日本作战的不是单一的党派，而是整个中华民族。

　　团结抗战还体现在，地方势力在抗日过程中所作的贡献。

　　教师选择介绍这部分知识，有利于学生全面认识抗战过程的民族性。可选择具体人物和事件为突破介绍。

　　以台儿庄大捷为例，参加这次会战的除了中央军外，还有所谓的杂牌军一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教材中经常提到的防守滕县的王铭章部原属于川军，防守台儿庄的孙连仲部原属于西北军。台儿庄会战的指挥官李宗仁则是桂系。期间，杂牌军庞炳勋部受到日军攻击，损失惨重，李宗仁说服了庞的宿仇张自忠全力救援。

　　以四川地方势力刘湘为例，可以很好地体现在面对国难时，民族大义的感召力。抗战爆发，后，刘湘到南京，出席了国防会议，26日发表《告川康军民书》：“中国民族为谋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此盖我全国民众蕴蓄已久不可动摇之认识。今者；自卢沟桥事件发生，此一伟大之民族救亡抗战，已经开始……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9月1日刘湘率部出川抗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境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刘湘曾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死前他留有遗嘱，激勉川军将士：“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以上所举材料，只是建议教学中能从多方面理解课标内容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教材。通过史实介绍让学生认识历史，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意识。从这道试题，我们可以看到，高考并不是直接考查学生对具体史实的记忆，而是注重对考生的史学能力的考查。该题所提取的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教材并无直接对应答案的文字，所以如何超越教材文本，结合课程标准的要求进行复习则是教师要注意的。

　　由荀子试题反思“百家争鸣”教学的盲点

　　2009年高考海南省历史试卷第1题：

　　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思想与法家共通的是

　　A.天行有常

　　B.人性本恶

　　C.弄乙法并用

　　D.民水君舟

　　答案：B

　　如果从教材中寻找依据，新旧教材都难对号入座。人教版高中教材《中国古代史(选修)》只说到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其他只字未提。人教版高中新课标教材《历史·必修3》介绍比较全面：“荀子也主张统治者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人之性恶’，认为人生来本性是恶的，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荀子认为“人性恶”，但教材没有说法家是否赞成“性恶论”。人教版新旧教材介绍韩非子的文字，都是强调法家的以法治国、君主专制理论。岳麓版和人民版侧重解释法、术、势，也没有提到性恶论。

　　教材没有明确阐述荀子思想与法家理论的共通之处，也没有提及荀子与韩非子的关系，高考却偏偏在这个点上命题，合理吗?

　　在新课程“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下，这样命题是合理的。因为“演变”是贯穿这个专题知识的线，没有这条线，知识就是零散的。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子(董仲舒)、朱子(朱熹)等，哪一个人的思想、学说都不是主流思想，但主流思想中都有他们的思想，主流思想是在他们这些人的传承中形成的，当然不止这些人。就像北方的糖葫芦，只有用一根细棍儿将一个个红果串起来，沾上糖，才叫糖葫芦。没有这根细棍儿的串联，即便是红果沾上糖也不叫糖葫芦。在教学中，教师如果没有将每个思想家放在“主流思想演变”的命题下，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每个人与主流思想的关系必然成为“盲点”。比如孔子，虽然历代统治者大都尊孔，但尊孔不等于弘扬他的全部思想。孔子主张的“礼”符合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被不断放大，成为主流思想的大原则——“三纲”，而孔子“仁”的思想只能成为“三纲”下位的道德标准——“五常”，至于孔子主张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就不再提了。思想家孔子与主流思想下的孔子不同，前者是原本的孔子这个人，后者是被抬上圣人牌位的泥胎。

　　孟子和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孟子的仁政学说，理想多于实际。刘泽华先生说的好：“他编造的理想尽管不可能实现，但与现实并不是对立的。他的理论是现实生活的高度抽象，在这种高度抽象的图画中，既肯定了现实的等级、君臣、剥削与被剥削以及家族关系，又为这些关系涂上了一道釉彩，显得温情脉脉。孟子的理论，一方面引导人承认现实的基本关系；另一方面，又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给人们悬挂起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王国，让人们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跳跃。你对现实不满吗?可以。在你头上有一个理想国，你向往那个理想国吗?那你首先必须对现实的基本关系给予肯定。正因为孟子的理论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才被统治者看中。”孔论政，以仁为主。孔子死后儒家很不景气，没什么市场，是孟子传承、发扬了孔子的学说。但孟子贵民、重视民意的思想在专制社会怎么可能占据主流地位?孟子的位置仅如刘先生所言。

　　孟子和荀子都生活在战国后期，荀子是韩非子和李斯的老师。刘泽华先生说：“就实而论，荀子思想中的法家气味是相当浓厚的。可以说在中国的思想史上，他是最早把儒法结合起来的思想家之一。”秦汉以后，主导社会思想意识的核心是“三纲五常”，但统治者执政的指导思想是“外儒内法”。因此，“主流思想的演变”就不能不说法家。而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子都是儒家弟子，儒法的思想关系正是主流思想演变的第一个关节点，这个关节点起于性恶论。

　　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却认为人性恶。荀子思想的特点是把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结合起来。上述所引新课标人教版对荀子的介绍，能够说明荀子主体上还是属于儒家，但没有说明荀子对法治的青睐，这样就割断了儒法的关联。荀子的政治思想正是建立在人性恶的认识基础上；因为人生而有各种欲望，性好利，因此人性恶，所以要改造人性，通过自我改造和社会改造，人皆可以为尧舜；社会改造在于强化礼法。韩非子受荀子的影响，也认为人的本性好利，但是，他认为人的这种本能无需改造，也改造不了，反而应该尊重人的好利本性；利可以使人变成懦夫，也能驱使人变成猛士；为了利，人们可以团结，也可以争斗，这正是君主可以利用的。

　　韩非子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虽然师从荀子，但他的一套理论思想并不完全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荀子与韩非子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儒家与法家在战国后期的代表。儒、法各树一帜，但思想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商鞅也是儒家的门生。荀子与法家的共通之处，或者说，荀子对韩非子的影响，正是教学应该点睛的地方。

　　百家争鸣还要讲到老子。老子、道家与主流思想演变有关系吗?也有。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源自道家。《庄子》一书早就提出“与天合一”“与天地为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为“君权神授”做的理论解释则用阴阳五行说。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阳尊阴卑，“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阴阳说在老子之前已经产生，援阴阳以入孔孟，用阴阳附会君主专制，儒学在汉代获得发展，取得独尊地位。需注意的是，阴阳学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的理论。

　　董仲舒提出的三纲，在东汉的《白虎通义》被确认，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相适应的主流思想开始定型。但是，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又使各种思想大行其道，到隋唐时期，佛教的影响非同小可，道教也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佛、道冲击了儒学的主流地位，在科举考试中，儒学也不那么重要。因此，宋代才有了振兴儒学之说。

　　理学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纪元。孔孟儒学注重修身养性、治国安邦，很少探讨抽象的哲学问题。比如认识论，在孔子那里就是空白。理学在政治思想方面并无创建，多因袭旧说，实际作用是强化三纲五常，将儒家的道德观念世俗化。然而，自宋太祖立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训后，两宋士人推崇经世致用之学，理学并没有市场。到明代八股取士，理学才真正占据了主流地位。

　　据说海南省的高考试题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的。从一些试题的切入点也可看出与全国卷的风格一致。上述荀子的命题提示教学，在主流思想演变这个专题的学习中，特别要注意“演变”。思想的演变不是平地而起，必然有传承、有改造、有吸收、有扬弃、有发展、有创新。前后相继的关节点往往被教学所忽略，而这正是命题的“题眼”。